一 前言

约翰·穆勒（1806～1873）在其自传中曾就《论自由》（1859年）提到：“这本书比起我写的其他任何一本书都会有更长的生命力”。^[2]正如他的预想，他在《论自由》中所论及的“大众社会的统一化”问题，一直到现在都是极其重要的课题，《论自由》作为古典著作的地位始终不变。^[3]

关于穆勒的这本《论自由》，日本和中国都在正式开始翻译近代西方思想论著后不久就出版了优良的译本。也就是中村正直（1832～1891）所译的《自由之理》（1872年）和严复（1854～1921）所译的《群己权界论》（1903年）。^[4]

在近代日本和近代中国导入西方思想的历史中，作为初期代表性人物的中村正直和严复都认为有必要向自己国家的人民介绍和翻译穆勒的《论自由》。关于这一点，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也涌现了很多有关二者比较的先行研究。^[5]至于个别讨论中村正直和严复的《论自由》译本问题的研究更是不胜枚举。

而另一方面，两人有着以下的共通点。同样是在出版《论自由》译本前，中村正直翻译了《西国立志编》（1871年）［Samuel Smiles（1812～1904）的Self Help（1859年）］，^[6]严复翻译了《天演论》（1898年）［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的Evolution and Ethics（1893年）］，^[7]二者都成为畅销书。从这一事实我们也似乎可以说中村正直和严复都没有将《论自由》列为值得翻译的西洋思想论著的“天字第一号”。

本论文主要关注中村正直和严复在翻译《论自由》之前的翻译及言论活动与《论自由》的内容有怎样的关联，探讨对于两人来说翻译介绍《论自由》有着怎样的意义。^[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