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扩大中等收入者规模，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大多数的橄榄形分配格局，促进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富裕，不仅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状况，优化收入分配格局，促进经济增长果实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而且可以进一步增加居民的消费需求，有效拉动内需，确保我国平稳步入高收入阶段。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中等收入群体是 “社会稳定器”，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扩大是应对民粹主义思潮泛滥，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途径。无论是美国 “中产阶级消失”导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拉美民粹主义盛行导致的经济社会动荡，还是《21世纪资本论》在全球范围内引起的高度关注，都充分反映出收入分配问题、中等收入群体问题，是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的大问题。
一 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估算
中等收入群体一般指收入保持在全社会中等水平、就业相对稳定、生活相对宽裕的群体。类似于对贫困的识别，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定义也存在绝对标准与相对标准之分。此外，学术界也将评判标准从收入扩展到了财产、职业、消费等范畴。因此，也就产生了不同的对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估计结果。综合各类估算结果，当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在20%—30%，不到1/3。
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并不完善，歧视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等问题比较突出，极有可能使一部分能够获得中等收入的群体并没有获得相应的中等收入水平，而依然在中低收入者甚至是低收入者的行列徘徊。因此，我们将与收入具有密切联系的劳动力的能力作为界定潜在中等收入群体的指标。根据劳动经济学中关于工资与劳动者个体特征之间联系的研究，可以发现，教育是影响劳动者工资收入的重要因素，具有较高教育水平的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也比较高，从而提高了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回报。[9]另外，从“羊皮卷”效应来看，教育具有识别和筛选功能，可以将劳动生产率高的人识别出来。[10]由此可以看出，教育更适合用于潜在的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除了教育之外，职业也是反映劳动者能力的重要因素。参照《国务院关于激发重点群体活力带动城乡居民增收的实施意见》（国发〔2016〕56号），我们将技能人才、新型职业农民、科技人员、小微创业者、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公务员等六大群体作为潜在的中等收入群体并估算其规模。
笔者利用2013年收入分配调查数据，首先对样本数据进行权重调整，计算出高技能劳动者、专业技术人才、中小创业者、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政府和社会管理部门的公务人员、新型职业农民六大重点增收群体在样本中的比重，然后分别将六大增收群体的比重乘以2018年年末的中国大陆总人口（139538万人），从而得到六大潜在的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计算结果请见表4-1。
表4-1显示，在全部人口中，六大增收群体的比重为23.72%。而在就业人口中，六大增收群体的比重为42.64%。从规模上看，六大增收群体总计达33098万人，其中高技能劳动者为15098万人、专业技术人才为6489万人、中小创业者为7926万人、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为1688万人、政府和社会管理部门的公务人员为1451万人、新型职业农民为447万人。
表4-1 六大增收群体的规模以及比重
上述分析表明，既有的中等收入群体，再加上潜在的中等收入群体，其规模以及在我国居民中的比重是颇为可观的。不过，OECD国家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将近2/3，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也在1/3和1/2之间[11]。与OECD国家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这一方面需要在宏观分配格局方面进行调整，以使得各收入组别的绝对收入水平提高，另一方面则要求中低收入者相对收入水平提高。
二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政策选择
（一）提高劳动力报酬比重，加大收入再分配力度
研究表明，劳动力市场的初次分配效应在递减。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减慢，城乡就业扩大和资源重新配置都不再像以往那样以急风暴雨式的节奏进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也加速减弱，国际贸易以发达国家为主要对象的特点也趋于淡化。相应地，劳动力市场机制的初次分配功能既不再能够单独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也不足以解决民生领域面临的其他问题。[12]有鉴于此，一方面，要提高劳动力报酬比重，另一方面加大收入再分配力度。初次分配中着力提高劳动报酬比重，继续实现居民收入增速与经济发展速度同步、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同时，在平衡资本与劳动的分配关系上做文章，即完善要素市场环境和机制，破除市场的垄断和价格扭曲，消除市场分割和身份歧视，增加公平机会和竞争。再分配中，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强化税收调节，完善直接税制度并逐步提高其比重。完善相关制度和政策，合理调节城乡、区域、不同群体间分配关系。国际比较发现，我国的再分配力度要小于OECD国家。剔除OECD国家中收入差距较大的智利和墨西哥，这些高收入国家较为合理的收入分配状况实际上是在再分配之后才形成的。例如，经过税收和转移性支付，这些国家的基尼系数从平均0.473下降到0.306，降低幅度高达35.3%。而我国再分配政策使得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仅缩小10%左右。[13]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大收入再分配调节力度。
（二）健全资本市场的发展，提高居民的财产收入
我国居民的财产收入占比偏低，而且财产收入来源单一。我国资本市场发育滞后，利息收入成为居民部门主要的财产收入来源。与此同时，利息率逐步降低，甚至低于通货膨胀率，使居民的财产甚至存在缩水的可能。从居民收入的结构来看，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扩展居民获得财产收入的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收入。更重要的是，应加快落实农民土地财产权，使部分农民进入中等收入群体。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最大空间在农村，最大掣肘在于农民土地财产权未得到落实。不是农民缺乏财产，而是农民所拥有的宅基地、承包地和集体用地等财产尚未物权化、资本化，难以给广大农民带来稳定的财产性收入。
（三）推进工业化与城镇化，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
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实现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变，提高农民收入，实现低收入人群向中等收入人群的转变。农民是低收入者的主体，主要原因在于二元经济条件下工业化导致的农业和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提升速度的不一致在短期内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从长期来看，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低收入的农民进入工业部门，农业从业人口减少的同时，农业劳动生产率也会不断提高，农民收入增加，二元经济逐步转变为一元经济，农业和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趋于平衡，城乡收入差距也将缩小。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改革现有阻碍农民向城市转移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促进农民向工业部门和城市的合理流动。除了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通过劳动力合理流动以实现城乡劳动生产率的收敛以外，乡村振兴战略是一个主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综合战略。实施两年多来，乡村振兴战略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一些地方在坚持党管农村、振兴乡村产业、培育乡村人才等方面也取得了进展；[14]但还面临着基础设施、要素投入、乡村治理以及农民参与积极性等方面的短板，特别是乡村振兴战略在提升农民收入方面的效果还不明显。这些都需要乡村振兴战略有实质性的突破和进展。促进劳动力市场发育。建设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根据效率原则配置劳动力资源。劳动收入是中等收入群体的主要收入来源。从宏观分配格局的角度看，扩大就业、深化工资制度改革、促进中低收入职工工资合理增长是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根本举措。从居民收入分配的角度看，建设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根据效率原则配置劳动力资源，鼓励劳动力自由流动，不仅能够促进效率的提高，而且能够消除不公平的收入差距。
（四）设定合理的最低工资标准，提高收入流动性
最低工资政策通过设定劳动者的工资下限，能够起到确保低工资群体的工资收入得到合理有效增长的作用。但这一作用的实现需要以最低工资政策的严格执行为前提。我们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遵循国际通行的低工资定义，将低工资定义为工资中位数的2/3。研究发现，简单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并不能降低劳动者成为低工资者的概率。但如果最低工资政策能够得到严格执行，那么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能够显著降低劳动者成为低工资者的概率。
合理的收入流动反映了一个社会的经济活力和机会公平状况；相反，缺乏收入流动性的社会，低收入人群和高收入人群会逐渐固化，低收入者缺乏改变自身收入状况的机会，反映出一个社会经济活力的下降和机会公平的丧失。对中低收入阶层而言，一定幅度的向上的收入流动性将有助于他们跃升为中等收入群体。
提升教育水平有助于促进收入流动性的提高。打破职业隔离，促进职业流动，建立就业人员的职业上升通道，也是促进和提高收入流动的重要手段。非国有部门是吸纳就业的主要渠道，也是大部分普通群众获得就业和收入的主要来源。打破行业垄断，放开市场，促进非国有部门的发展，有利于促进普通群众的收入增长和向上的收入流动。
（五）适应新技术革命要求，提升人力资本水平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创新拉动产业结构调整并促进就业结构升级，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中等收入群体主要是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白领阶层，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必须在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的同时实现就业结构的转变，为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劳动力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这就要求转变当前依赖于低劳动力成本优势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在通过技能培训和完善教育体制等途径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的基础上，以创新拉动产业结构调整，并促进就业结构优化升级。
新技术革命在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及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对中等收入群体产生了冲击。新技术革命与高技能是互补的，技能偏向性的技术进步大幅提高了拥有高技能的高收入群体的劳动生产率。低收入群体所从事的体力劳动通常也不是常规性的（routine），难以被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机械化与自动化替代。相比之下，中等收入群体大多从事常规性工作，容易被机器替代。尽管劳动力市场的供给方会通过自动调整，逐步适应新技术革命所引致的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变化，但这一调整过程通常不是瞬时完成的。在这一调整过程中，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往往会受到新技术革命的负面冲击。因此，要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教育水平，提升其人力资本，帮助他们应对新技术革命的挑战，防止其在劳动力市场的“极化”（polarizaton，即就业需求偏向高端与低端两极）过程中被边缘化，从而导致收入分配的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