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本书的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与西方国家及我国已有的判决效力研究始终以既判力为中心甚至是唯一值得研究的问题不同，本书虽仍将具有最严格法律后果的既判力作为判决效力问题的“主要矛盾”，维持其在判决效力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但还要结合我国的现状，花相当的篇幅研究判决对后诉产生的其他效力。对此，一个十分重要的“抓手”就是我国司法解释中规定的预决效力。因为我国预决效力适用的案件类型中，有时本应适用既判力，有时仅仅是一种事实性的证明效，但还有很多与域外的参加效、反射效，甚至是英美法系的争点排除效适用的情形相近。对这些案件进行类型化整理，结合逻辑推演的方式，就能够对我国是否应承认某种既判力以外的判决效力、应为这种判决效力设置何种要件予以回答。^[34]在判决效力体系化的思维框架下，澄清了既判力的范围，其他判决效力的范围也相对得到确定，反之亦然。整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有价值的，且彼此相互界定。

此外，作为一项体系化的研究，对不同判决效力的论述不能是孤立分散的，而应具有内在的联系，此种联系需从它们共同的基础——即不同种类的前后诉之间关系——中得来，即结合逻辑法则与法律规范的结构（构成要件—法律后果）获得“同一性”与“先决性”这两个基本关系范畴作为前后诉之间关系类型化的标准。诉讼的基本要素为诉讼主体与诉讼客体，前后诉的主客体关系均可以同一性与非同一性来概述，而前后诉客体关系还可能是某种先决关系（如甲决定了乙，甲是乙的先决问题或前提问题，甲、乙分别在前后诉出现）。因此，前后诉主客体关系就有了以下几种组合方式：（1）主客体均同一；（2）主体同一，客体存在先决关系；（3）主体不同，客体同一；（4）主体不同，客体存在先决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同一性与非同一性之间还可能存在某种模糊地带，即前后诉之间关系还包括前后诉仅存在某些共通的事实问题或法律问题的情形。以这些前后诉关系类型为基础，可分别展开对消极既判力、积极既判力、预决效力、既判力扩张、判决对实体或事实牵连第三人的效力、参加效等的研究。与前后诉关联关系的“同一性—紧密性—疏远性”相称的，是判决效力“强—弱”程度的不同层次。既判力效力最强，其中消极既判力遮断后诉，积极既判力虽不遮断后诉但拘束后诉审判，二者均禁止重复争议；参加效亦为拘束性效力，但前诉的第三人在后诉中可直接主张特定的抗辩事由；判决还可能对案外人产生反射性效力，有时仅有利于案外人，有时则拘束案外人，此时其与既判力主观扩张之间的界限值得探讨；证明效最弱，但又可因前后诉关联程度的差异细分为诸多层次。

本书采纳的主要研究方法，是规范解释、案例分析、价值评估、分析与综合方法。其中，前两者是在较为微观的层面，适用于对某种判决效力进行阐述；后两者则适用于对不同的判决效力进行对比与整合。

规范解释是最基本的法学研究方法。针对判决效力，我国《民事诉讼法》还缺失一些重要规定，既存的规范也还存在不少问题，故立法论研究仍有必要。但这不是本书的目的，本书主要采取法解释学的方法。可以利用来“建构”中国判决效力体系的资源，包括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相关司法解释、实体法规范、法律原则与学说（原则与学说主要为解释规范提供支撑）。值得强调的有三点事项：第一是要始终注意实体法与程序法的结合。作为判决效力核心内容的既判力曾经被视为实体法效力，晚近才被广泛认可为一种诉讼法效力，但它仍然与案件的实体内容紧密相关；其他判决效力也都需要考虑实体法请求权的相对性与牵连性之间的矛盾，诉讼法纠纷解决相对性原理与纠纷解决划一性追求之间的矛盾，统一的实体法秩序、统一的纠纷解决与独立的当事人权利（包括实体和程序保障权）之间的矛盾。第二是要处理好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的关系，一般来说法律规则更为明确，法律原则的适用中则不可避免地存在较多的价值判断，弹性较大，因此对于某些后果严格的判决效力最好不要仅停留在作为法律原则之后果的层面，而是应当对其作出明确的规范，规则与原则之间应存在界限；但是在解释法律规则时，法律原则经常发挥重要的作用，而且许多法律规范也很抽象，存在较大的解释空间，与法律原则之间的界限并不是很清晰，故不得不经常将二者结合起来思考。第三是针对学说的选取，域外成熟经验中的通说必然有可取之处才获得众多支持，但无此地位的有力说、少数说亦是为了解决某些特殊的问题（时常是那些疑难的问题）而被提倡，后者或许能够与我国的现实状况和条件相适应，因此采纳比较法视角时不应当囿于通说。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笔者检索了大量的裁判文书，体现了对经验事实的总结与观察。不过，本书并不能称得上是严格意义上的“定量研究”，因为数据并非最重要的研究因素。但本书又并非仅将经验材料单纯作为论据，毕竟“存在即合理”有着更丰富的哲学内涵，不可轻易作为具体学科运用经验材料的根据。事实上，本书是借裁判文书进行类型化工作，如在中药铺中那样分出一个个小抽屉，将这一类案例放进一个“抽屉”，将那一类案例放进另一个抽屉，再在抽屉外面的标签上填写一种判决效力的名称。^[35]当然，现实通常是极为丰富多彩的，其中灰色地带（即不同类型的交界处）颇多，经常会出现某个案例究竟是应当放进这个“小抽屉”，还是放进那个“小抽屉”，笔者也感到特别为难的情形。针对特定的个案，结合相关信息与其他诉讼制度通常有办法得出合适的结论，但要在一个相对规整的理论体系中为其找到合适的位置，有时仍然十分困难。这个问题由于民事诉讼特有的动态属性而变得更加突出。不过，案例分析与类型化的方法大体上还是卓有成效的，中国古代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司马迁作《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均是在具体历史事件中揭示大道理或重要的人生标准，本书运用案例的范围及规模均不及史书，但对这种从经验探究标准的工作心向往之，如此运用案例也的确有利于在抽象理论与具体现实之间搭建起一座桥梁。

在对部门法学的特定法律制度进行研究时，本应尽量避免纯粹的价值分析，因为价值问题时常具有主观性，很难有效形成对话、共识和一般性结论。但是，在规范解释与案例分析的过程中，对法律价值的考虑始终是渗透其中的。虽然法律价值总是间接地发挥作用，但却常常有可能是在更为根本的层面上决定了说理和论证的方向。因此，本书在对特定部分的内容进行阐述时，也会诉诸法律价值的分析，不过笔者尽量避免脱离具体的语境单纯讨论价值问题，而是将其作为背景，与规范解释、案例分析结合起来，从而得出相应的结论。

分析与综合的研究方法在体系性研究中使用得相当普遍，本书的目的正是一方面要对具体的判决效力一一进行阐述，另一方面要在整体性的意义上将它们整合进同一个体系。这种方法的运用思路在前文已有介绍，此处不再赘言。而本书接下来以“总—分”的方式展开论述，首先阐述用来整理判决效力体系的基本范畴，以此为标准分析域外主要国家判决效力体系的构成方式，为中国的判决效力体系化研究奠定框架性基础。然后逐一对不同类型前后诉关系类型对应的判决效力及适用范围或要件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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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确定力主要是指既判力，此种效力能够保障通过判决实现权利、终止纠纷，为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提供明确的基准。参见[日]小山升《判决效的研究》，信山社1990年版，第3—4页；陈荣宗、林庆苗《民事诉讼法（中）》，台北：三民书局2011年版，第625页。

[2] 关于清代民事案件处理后果的效力与性质问题，参见[日]滋贺秀三《清代司法中判决的性质——判决确定这一观念的不存在》，《法学协会杂志》91卷9号，1974年，91卷9号，1975年，转引自[日]寺田浩明《权利与冤抑：寺田浩明中国法史论集》，王亚新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01—302页。

[3] Vgl.Reischl，Die objektiven Grenzen der Rechtskraft im Zivilprozeß，Tübingen 2002，S.29，35.

[4] Vgl.Rosenberg/Schwab/Gottwald，Zivilprozessrecht，München 2010，§§ 50 V，154，156.

[5] 参见[日]新堂幸司《新民事诉讼法》，林剑锋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490页。

[6] See Subrin，Minow，Brodin，et al.，Civil Procudre，Doctrine，Practice，and Context，New York，Wolters Kluwer Law & Business 2012，pp.985-986.

[7] Vgl.Planck，Die Mehrheit der Rechtsstreitigkeiten im Prozeßrecht，Göttingen 1844，S.179 ff.转引自Reischl，Die objektiven Grenzen der Rechtskraft im Zivilprozeß，Tübingen 2002，S.70-73。

[8]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72页。

[9] Vgl.Reischl，Die objektiven Grenzen der Rechtskraft im Zivilprozeß，Tübingen 2002，S.41-43，71，183；Rosenberg/Schwab/Gottwald，Zivilprozessrecht，München 2010，S.870.

[10] See Yuval Sinai，“The Downside of Preclusion：Some Behavioural and Economic Effects of Cause of Action Estoppel in Civil Actions”，56 Mcgill L.J.673（2011）；Second Restatement of Judgments，Vol.1，p.198（1982）.

[11] 参见[日]新堂幸司《新民事诉讼法》，林剑锋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492—511、570页。[日]铃木正裕、青山善充编集《注释民事诉讼法（4）》，有斐阁1997年版，第6—7页。

[12] See Restatement（second）of Judgments，§§ 24，27（1982）.

[13] Vgl.Reischl，Die objektiven Grenzen der Rechtskraft im Zivilprozeß，Tübingen 2002，S.188，288.

[14] 参见李木贵《民事诉讼法（下）》，自版2010年版，第7章第93—94页。

[15] 参见李浩《民事证据的若干问题——兼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司法解释〉》，《法学研究》2003年第3期，第73—74页。

[16] 在某种程度上，作为判决效力之目的的法律价值，本就构成判决效力体系的一部分内容。不过，这些法律价值不仅靠判决效力得以实现，还与其他诉讼制度息息相关，故亦可将其理解为与判决效力体系相关联的另一个系统。

[17] 参见王亚新《对抗与判定——日本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

[18] 下文引注的德文书籍，部分来源于卢森堡马普所图书馆的网站。笔者攻读博士学位的第二年曾在该研究所访问学习，由于语言能力的限制当时未广泛翻阅留存相关文献，但笔者以为在概括德国既判力研究新动态时有必要提及这类书籍。这些手上未真正掌握的资料不会加入正文的脚注及文末的参考文献，正文脚注及文末参考文献均为笔者确实阅读过内容的文献。

[19] “二分肢说”由德国著名学者罗森贝克提出，指的是根据当事人在诉讼请求中提出的权利主张及该主张的诉讼基础（理由）来识别诉讼标的，该理论得到较为广泛的支持，其具体内容及其他非通说的理论均将在正文予以详细介绍。

[20] Zeuner，Die objektiven Grenzen der Rechtskraft im Rahmen rechtlicher Sinnzusammenhänge，Tübingen 1959.赞同该学说的学者有Blomeyer，Bruns和Foerste等，Vgl.Rosenberg/Schwab/Gottwald，Zivilprozessrecht，München 2010，S.882。

[21] Gottwald，Streitgegenstand und Sinnzusammenhänge，Symposium Schwab（2000），S.85，94；Stein/Jonas/Roth，Vor §253 Rn.46 ff.转引自Rosenberg/Schwab/Gottwald，Zivilprozessrecht，München 2010，S.505。

[22] Krause，Urteilswirkungen gegenüber Dritten im US-amerikanischen Zivilprozeßrecht：eine rechtsvergleichende Untersuchung zu den subjektiven Grenzen der Rechtskraft，Tübingen 1994；Grohé，Durchbrechung der Rechtskraft und Relief from Judgment，München 2011；Niehoff，Verfahrenskonzentration durch compulsory counterclaims in den US-amerikanischen Zivilprozessordnung，Tübingen 2014.

[23] Mittenzwei，Die Ausssetzung des Prozesses zur Klärung von vorfragen：Eine Untersuchung der Funktion von Aussetzung，Rechtshängigkeit und Rechtskraft bei Verfahrenskonkurrenzen，Berlin 1971；Strohmayer，Urteilswirkungen：Vorfragen und Präklusion auf der Grundlage des rechtlichen Gehörs und der Logik der Rechtssätze，Wien 2001.前提性问题还包括相关的形成权，对此Schapp，Die Präklusion von Gestaltungsrechten nach § 767 Abs.2 ZPO，Frankfurt am Main 2011。

[24] Bub，Streitgegenstand und Rechtskraft bei Zahlungsklagen des Käufers wegen Sachmängeln：gleichzeitig ein Beitrag zur prozessualen Behandlun elektiv konkurrierender Ansprüche，Bielefeld 2001；Terhalle，Die Reichweite der Rechtskraft klageabweisender Urteile，Hamburg 2011；Rieder，Dir objektiven Grenzen der Rechtskraft im Gruppenverfahren，Wien 2011；Obermann，Materielle Rechtskraft im FamFG-Gedanken zum anwendungsbereich von §48 FamFG，NZFam 2016，961.

[25] Frische，Verfahrenswirkungen und Rechtskraft gerichtlicher Vergleiche：nationale Formen und ihre Anerkennung im internationalen Rechtsverkehr，Heidelberg 2006.

[26] 该判例为BGH NJW 2016，3158.学者的观点Vgl.Leitmeier，Rechtskraft der Hauptschuld und Verjährungseinrede des Bürgen，NJW 2017，1273。

[27] 参见[日]铃木正裕、青山善充编集《注释民事诉讼法（4）》，有斐阁1997年版，第6—7页。

[28] See Christopher Klein，Lawrence Ponoroff，Sarah Borrey，“Principles of Preclusion and Estoppel in Bankruptcy Cases”，American Bankruptcy Law Journal，Vol.79，Issue 4（Fall 2005）；Edward D.Cavanagh，“Issue Preclusion in Complex Litigation”，Review of Litigation，Vol.29，Issue 4（Summer 2010）；Justin Vickers，“Res Judicata Claim Preclusion of Properly Filed Citizen Suits”，Northwestern University Law Review，Vol.104，Issue 4（2010）；Lauren Drake，“Preventing Inequity：Extending Issue Preclusion to Claim Construction During Reexamination of Previously Litigated Patents”，Loyola of Los Angeles Law Review，Vol.44，Issue 2（Winter 2011）.

[29] See William V.Luneburg，“Claim Preclusion as it Affects Non-Parties to Clean Air Act Enforcement Actions：The Ghosts of Gwaltiney”，Widener Law Review，Vol.10，Issue 1（2003）；George S.Geis，“Shareholder Derivative Litigation and the Preclusion Problem”，Virginia Law Review，Vol.100，Issue 2（April 2014）.

[30] 参见陈荣宗、林庆苗《民事诉讼法（中）》，台北：三民书局2011年版，第625—626页。

[31] 参见翁晓斌《论已决事实的预决效力》，《中国法学》2006年第4期；胡军辉《民事诉讼中如何处理既判事实预决效力问题的思考》，《政治与法律》2010年第8期；李浩《〈证据规定〉与民事证据规则的修订》，《中国法学》2011年第3期；纪格非《“争点”法律效力的西方样本与中国路径》，《中国法学》2013年第3期；曹志勋《反思事实预决效力》，《现代法学》2015年第1期；段文波《预决力批判与事实性证明效展开：已决事实效力论》，《法律科学》2015年第5期；吴英姿《预决效力无需证明的法理基础与适用规则》，《法律科学》2017年第2期等。

[32] 王亚新、陈晓彤：《前诉裁判对后诉的影响——〈民诉法解释〉第93条和第247条解析》，《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夏璇：《论民事重复起诉的识别及规制——对〈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47条的解析》，《法律科学》2016年第2期；陈杭平：《诉讼标的理论的新范式——“相对化”与我国民事审判实务》，《法学研究》2016年第4期；严仁群：《既判力客观范围之新进展》，《中外法学》2017年第2期；卜元石：《重复诉讼禁止及其在知识产权民事纠纷中的应用——基本概念解析、重塑与案例群形成》，《法学研究》2017年第3期；陈杭平：《“纠纷事件”：美国民事诉讼标的理论探析》，《法学论坛》2017年第6期；巢志雄：《诉讼标的理论的知识史考察——从罗马法到现代法国法》，《法学论坛》2017年第6期；卢佩：《困境与突破：德国诉讼标的理论重述》，《法学论坛》2017年第6期；史明洲：《日本诉讼标的理论再认识——一种诉讼法哲学观的转向》，《法学论坛》2017年第6期。

[33] 近来民事诉讼程序的分化在我国亦开始获得一定程度的关注。参见王亚新《民事诉讼法修改中的程序分化》，《中国法学》2011年第4期，第181页。

[34] 进行细致的案件类型化整理并明确不同的判决效力，在实践中带来的后果就是法院不能再囫囵地处理前诉裁判对后诉的影响了，而必须在案件与某种判决效力之间作出相对精确的对应，这对法官素质的要求更高，但这是从非正式司法走向正式司法、精密司法、裁量权受到合理限制的司法所必需的。

[35] “中药铺”的比喻来源于笔者的导师王亚新教授在2017年秋季给清华大学法学院本科生开设的民事诉讼法课程上的讲述，导师在与笔者和其他同门的交流中亦常常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