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秦汉之际的五帝祭祀

一 五帝的由来

有秦一代及西汉初年均以五帝作为郊祀礼祭祀的核心对象。五帝原指我国上古时期，进入文明社会过程中出现的一批优秀的文化英雄，从传世及出土的文献来看，“‘五帝’在战国末期已经被作为一个时代来看待”[4]。到了西汉中期，司马迁在整理上古的史料时，根据《尚书》《世本》《大戴礼记》编写了《五帝本纪》，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作为五帝的代表。金景芳认为，“五帝”同“三王”“五霸”一样，是一个特定历史时代的称谓。大体上来说，黄帝、颛顼是这个时代的初期，尧、舜则是这个时代的晚期[5]，所以五帝时代应是从原始氏族社会向早期国家的过渡阶段，这个阶段相当于持新进化论的文化人类学学者所说的酋邦时代，相当于我国考古学上所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时期[6]。

据《国语·鲁语》记载，展禽将国家祭祀视为“国之大节”，强调这是政治成败的关键所在，因此要“慎制祀以为国典”，至于奉祀的对象，则要求必须有“法施于民” “以劳定国” “能御大灾”“能捍大患”的突出功绩，祭祀的实践者也必须是本族的后人。据此，他将五帝视为有功烈的祖先神，提出“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舜能勤民事而野死”[7]。

后来的《礼记·祭法》,《吕氏春秋》之《尊师》《古乐》，以及《大戴礼记·五帝德》等文献都遵循了这个思路，将五帝作为有功烈的祖先神进行祭祀。

根据当代学者的考证，五帝谱系至少有六种组合方式[8]：

秦汉之际的五帝祭祀，属于表格中的第一、二种五帝系统。其中：第一种五帝说，将五帝视为人间圣王，可以称为五人帝[9]；第二种五帝系统以太皞、炎帝、黄帝、少皞、颛顼为五神帝，出自《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淮南子》的《时则训》与《天文训》。该系统与天文学关系紧密。徐兴无指出：“从《管子》开始，传世文献中出现了五行图式，即将五行思想综合、提炼，上升为一套无所不包的宇宙和政治的构成、运行体系。”[10]《吕氏春秋·十二纪》与《礼记·月令》的四神系统，以春、夏、秋、冬四季为基础，形成了春、夏、秋、冬与太皞、炎帝、少昊、颛顼四位祖先神的结合，并与方位神（句芒、祝融、蓐收、玄冥、后土）以及五行（木、火、金、水、土）相结合，使得祖先神与自然神相统一，完成了对祖先神的神化。[11]

后来的《淮南子》对此进行扩展，加入了黄帝和后土，完成了五帝系统的构建：

这五位被神化的祖先神（太皞、炎帝、少皞、黄帝、颛顼），正是秦及汉初五帝祭祀的主要对象。秦人以六畤祭祀四帝[12]，分别是：白帝、青帝、黄帝、炎帝，与此相对应的祖先神分别是：少皞（金天氏）、太皞（伏羲氏）、黄帝（轩辕氏）、炎帝（神农氏）。汉初，高祖刘邦立北畤，祠黑帝、颛顼（高阳氏）。由此可见，“五帝神”构成了秦及西汉初年郊祀礼的祭祀对象。

二 秦人发迹与五帝祭祀的初步营建

畤祭五帝是秦人郊天的主要形式[13]。该传统肇始于秦襄公，发展于秦文公、秦宣公、秦灵公、秦献公，分别形成了西畤（祠白帝）、鄜畤（祠白帝）、密畤（祠青帝）、上畤（祠黄帝）、下畤（祠炎帝）、畦畤（祠白帝）的畤祭传统。可以说祭祀五帝的活动与秦人崛起的历史过程相伴随。《史记·秦本纪》将秦人的兴起划分为四个阶段：（一）传说时代的秦人祖先；（二）秦仲伐戎到秦襄公立国；（三）秦文公到秦献公的初步发展；（四）秦孝公重用商鞅进行变法到始皇帝嬴政统一六国。

我们在此回顾秦人的发家史，目的是为秦人祭祀五帝找到一个广阔的历史背景，以此来观察五帝祭祀与秦人从偏安一隅的小邦到统一天下发展过程中所展示出的互动关系。

（一）传说时代的秦人祖先（大费助大禹治水，大禹赐姓嬴氏）

秦人的祖先原是帝颛顼[14]的一支，是颛顼苗裔孙，名叫女脩，她因吞玄鸟所产之卵而生大业，大业娶少典之女女华，并生大费。大费因曾协助大禹治水，又“佐舜调训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15]。这里的嬴氏正是秦始皇嬴政姓氏的来源，同时也是赵姓的始祖。柏翳，又称伯翳或伯益[16]，可见大费（伯翳、柏翳、伯益）是秦人发家史中的关键人物之一。“传说他是皋陶的儿子，故有云大业为皋陶者。而皋陶为少皋子，后来秦人‘立西畤，祠白帝’，祭的就是少皋金天氏”[17]。大费生大廉和若木二子，自此伯翳后人分为两支，其中：大廉就是鸟俗氏，是一支信奉鸟神的部落；若木为费氏，就是后来的费国。大费的玄孙为费昌，生活在夏桀之时，曾协助商汤灭夏，成了商人的臣族，而费昌的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

孟戏和中衍为大廉的玄孙，他们也都辅佐殷王，世代有功，得以封为诸侯。“其玄孙曰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恶来。恶来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18]。后来武王伐纣，同时杀了恶来，而蜚廉被藏于霍太山。蜚廉的另外一个儿子季胜生孟增，“孟增幸于周成王，是为宅皋狼”[19]（汉代西河郡的皋狼县），孟增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擅长御马被周缪王重用，“徐偃王作乱，造父为缪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缪王以赵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为赵氏”[20]。蜚廉的另一个儿子恶来革，他虽然早死，但这一脉却繁衍了五代，分别是：女防、旁皋、太几、大骆、非子。

大骆这一族正是始皇嬴政的直接来源，他们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打下了发家的初步根基。大骆的儿子非子居于犬丘，因为善于养马，被周孝王重用，孝王召他在“汧渭之间”牧马，使得良马大量蕃息。孝王使其分土附庸，邑之秦（今甘肃秦安县），让他们继续祭祀嬴氏，号秦嬴。

（二）从秦仲始伐西戎到秦襄公的建国（庄公伐戎；襄公立西畤）

秦嬴传三代至秦仲[21]，当时由于周厉王无道，诸侯叛之，西戎反王室，歼灭了居于犬丘的大骆家族。周宣王即位后，以秦仲为大夫，令其讨伐西戎，秦仲却被犬戎所杀。秦仲有五个儿子，庄公为其长子，周宣王又召集庄公兄弟五人，令其领兵七千人讨伐西戎，西戎败走。宣王因此将犬丘之地和秦仲之地授予庄公，并封其为西陲大夫，居于西犬丘，他的地域范围相当于今日的天水至秦安一带。庄公死后，世父作为长子本应继承爵位，但他执意要为祖父秦仲报仇，领兵继续攻打西戎，让位于弟弟襄公。襄公二年（公元前777），西戎包围犬丘，掳走世父，襄公将都城迁移到汧（今陕西陇县）。到了襄公七年（公元前771），因为周幽王立褒姒为后，以其子伯服为太子，废申后和太子宜臼。而原来的王后申姜乃是申侯之女，申侯与西戎、犬丘一起攻打宗周。西戎、犬丘杀周幽王于骊山下，宗周灭亡。平王东迁洛邑，营建成周。秦襄公率兵救驾，护送平王东迁，因此被封为诸侯，并受赐岐之西的土地。

到了襄公八年（公元前770），初立西畤，祠白帝，用三牢郊告上帝，“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宣告了秦国的正式建立。

（三）秦国的初步发展（文公伐戎；迁都汧渭之会；作鄜畤）

秦国建立后，进入了开疆扩土的初步发展期，期间经历了文公、宪公、德公、穆公几代人的努力，奠定了春秋时期秦国疆域的基本版图。

文公继位后，以七百人东猎，为伐戎做准备，到达汧渭之会。他认为其祖先非子曾在这里为周孝王牧马，所以进行卜居，并营建城邑。文公十年（公元前756）,“文公梦黄蛇自天下属地，其口止于鄜衍。文公问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于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22]。文公十六年（公元前750）,“以兵伐戎，戎败走。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23]。文公十九年（公元前747）又有符瑞降临，获得一块石云，号为陈宝，以一牢之礼在陈仓北阪城进行祭祀。“其神或岁不至，或岁数来，来也常以夜，光辉若流星，从东南来集于祠城，则若雄鸡，其声殷云，野鸡夜雊”[24]。《晋太康地志》对此解释道，秦文公时，陈仓有人打猎捕得一只神兽，像彘，又不知其名，所以准备献给秦文公。此人在路上遇两童子，两童子说这是媦，一般都在土地中，吃死人脑。所以他准备杀掉这只媦，拍了拍它的头，它竟然开口说话，“二童子名陈宝，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陈仓人开始追逐这两个童子，二人化为雉，其中雌的一只飞到了陈仓的北面阪城，变成了石头，因此秦人对其进行祭祀。由此可见，陈宝祭祀与得雌者霸的思想寓意有着紧密的关联，旨在阐发秦人崛起的历史必然。文公卜居汧渭之会，通过伐戎扩大了版图，西至今天的天水，中间横跨宝鸡，东面到达岐山，为秦国的崛起打下了初步的基础。秦文公夜梦黄龙，建立鄜畤，获得陈宝，为秦国的霸业寻找到了合法性的神话依据。在现实的政策中，“针对秦国内存在着家族和宗族，‘法初有三族之罪’，以巩固内部”[25]。

文公死后，其孙宪公继位[26]，他徙都平阳（今岐山之西），讨伐商朝在西方封国的遗民，将秦国的版图和势力扩展到今天的西安。宪公之后，武公继续开疆拓土，东至今天的华山，西至今天的天水。武公死后，其弟德公继位，迁都雍城，居于大郑宫（此处原为宗周的离宫），并“以牺三百牢祠鄜畤”。德公有宣公、成公、穆公三个儿子，他们依次继位，宣公四年（公元前672）作密畤，《括地志》云：“秦宣公作密畤于渭南，祭青帝。”宣公作密畤后与晋国在河阳交战，并取得胜利。秦穆公则开启了秦国的霸业，他帮助重耳（晋文公）取得政权，结秦晋之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此后，在秦国的几代国君手中，秦国势力有所下滑，直到秦献公时才有所改变，其子秦孝公启用商鞅进行变法，为秦国的迸发打下了基础。

在此期间进行郊祀活动的帝王有秦灵公与秦献公。秦灵公四年（公元前422），他在吴阳作上畤祭祀黄帝，作下畤祭祀炎帝。秦献公十七年（公元前368）“栎阳雨金，四月至八月”，秦献公以为获得了上天的祥瑞（金瑞），所以在栎阳作畦畤祭祀白帝。至此，形成了以六畤祠祭四帝的祭祀格局。

可以看出，秦人的五帝祭祀贯穿于其发家史中，祭祀格局的变革往往都出现在秦人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重要环节，如：第一，秦襄公立国，作西畤祠白帝，秦文公梦黄龙，得符瑞，作鄜畤祠白帝，此后秦文公伐戎，成功扩展秦国的版图；第二，秦宣公在雍城之渭南作密畤祠青帝，史籍并没有记载这次祭祀的具体原因，但宣公作密畤后在河阳打败晋国，向东扩展疆域；第三，秦灵公在吴阳作上畤、下畤祭祀黄帝和炎帝，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举起了黄帝和炎帝的旗帜，为其政权的合法性找到了更加广泛的理论依据；第四，秦献公因为“栎阳雨金”获得祥瑞，建立畦畤祭祀白帝，其目的是脱离雍城秦国贵族势力的羁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阻止秦国的势力进一步下降，为商鞅变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可见秦人祭祀五帝是为现实政权的合法性、政治利益的角逐、政治势力的发展而服务的。当然，“秦所祭白帝与其它三帝的意义与周天子祭天的意义是不同的。即使古圣帝王转变成神灵，也只是地区意义上的保护神，与整全的和地上周天子相对待的天上之帝有很大的差别”[27]。

秦人所祭五帝的方位神属性非常明显，李峰指出，秦人作为一方诸侯的出现是周王室政治操作中折中妥协的产物[28]，秦人起家之地很可能就在今天的甘肃礼县[29]，而周王之所以将秦人安置于此，目的在于“通过在渭河上游建立秦国，与西汉水流域的大骆族别地而处，周人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新三角：周—大骆—秦”[30]。周王的本意是用秦人来抵挡大骆的攻击，不想为秦人立国提供了根据地。他们以此为基础不断东扩，平阳、雍城、栎阳都是其发展的关键节点，秦人祭祀五帝的活动均与上述几个地方有关。因此，秦人祭祀五帝并非只是向天神献媚，而是在为现实的政治诉求、版图扩张服务。

三 西汉早期五帝祭祀的完善

相对于秦人祖述颛顼而言，汉高祖刘邦出身寒微，通过农民起义而取得天下，并没有可以追溯的、荣耀的祖统光环，所以只能通过神话来建构自己身份的合法性。这种建构贯穿于他的出生、斩蛇、望气几个部分。

《史记·高祖本纪》载：“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通。是时雷电晦暝，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31]这里通过神龙附体、真龙降生，神化了高祖的身份，使其具有了感生帝的身份来源。至于高祖受命，是通过创造斩蛇的神话来实现的。《史记·高祖本纪》记载，高祖以亭长的身份押送劳役赴骊山，因误了工期，所以干脆就将这些劳役全部释放，其中有十几人自愿追随他谋兵起义。

“高祖被酒，夜径泽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还报曰：‘前有大蛇当径，愿还。’高祖醉，曰：‘壮士行，何畏！’乃前，拔剑斩蛇。蛇分为两，道开。行数里，醉困卧。后人来至蛇所，有一老妪夜哭。人问妪何哭，妪曰：‘人杀吾子。’人曰：‘妪子何为见杀？’妪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者赤帝子斩之，故哭。’人乃以妪为不诚，欲苦之，妪因乎不见。后人至，高祖觉。告高祖，高祖乃心独喜，自负。诸从者日益畏之”[32]。

这样，通过斩蛇神话，高祖宣告了以赤帝子取代白帝子，而白帝正是秦人主要的守护神。赤帝子取代白帝子，象征着汉朝对秦朝的更替，解决了刘邦以草莽身份获得天命福祐的问题。此外，《史记·高祖本纪》还从他者的口吻中渲染高祖刘邦的“天子之气”[33]。

汉高祖刘邦在攻打天下的过程中，同时开展和营建自己的祭祀体系，为其政权的发展寻找道统依据，包括：祭祀黄帝、蚩尤；废秦社稷、立汉社稷；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几个方面的内容。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陈胜、吴广举起反秦的旗帜后，各地都开始响应，刘邦领兵数百人，在萧何、曹参、樊哙的帮助下取得了沛县，被拥立为沛公，并举行祭祀，其内容包括“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而衅鼓旗，帜皆赤”[34]。这里祭祀蚩尤出于军事目的，因为蚩尤正是军事保护神[35]，所以应劭对此解释：“蚩尤好五兵，故祠祭之求福祥也。”[36]

汉二年（公元前205）二月，刘邦下令废除了秦社稷，更立汉社稷。同年六月，刘邦消灭废丘（今陕西兴平）的章邯，翦除了关中的军事危机，自此确立了他在关中的根基，并进行相应的祭祀活动[37]。根据《史记·封禅书》记载，在这一年，高祖还设立北畤，填充了秦以来五帝祭祀中黑帝的空缺。

“二年，东击项籍而还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有司进祠，上不亲往。”[38]

这样一来，从斩蛇，杀赤帝子开始，到“待我而具五也”。刘邦彻底完成了从一个普通的草莽到受命帝王的身份转变，转变的理论依据正是通过确立五帝祭祀来实现的。

公元前179年，汉文帝即位，有司建议文帝早日册封太子，而文帝却说，“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39],“朕闻之，天生蒸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以灾，以诫不治”[40]，以及“天道，祸自怨起，而福由德兴”[41]。文帝开始对至上神——天，进行反思，他认为皇帝对天的祈福不能停留在为己的层面，而是要为天下苍生谋福，天对皇帝的训诫也不能由皇帝的属臣来替代受过，必须由皇帝自己来承担。从文帝的反思中，可以看出他所理解的天，正是宇宙万物的最高主宰，已经开始摆脱五帝神以血缘为纽带的受命思想，而是将天作为一种超越性的至上神来看待的，帝王代天而治，天降祸福的根源在于帝王的道德水平，反映出一种理性的自觉。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春，他开始系统思考祭祀的相关问题，提出：“朕获执牺牲珪币以事上帝宗庙，十四年于今，历日緜（绵）长，以不敏不明而久抚临天下，朕甚自愧。其广增诸祀墠（坛）场珪币。”[42]文帝认为自己继位十几年来，对于祭祀上帝和宗庙的活动并没有取得突破，所以下令扩大祭祀的规模，以此彰显对上帝和祖先的敬重。

在此契机下，鲁人公孙臣上书文帝，建议举行“改朔、正服色、制度”的大礼，天子接受其建议，并命令丞相与众臣商议对策。当时通晓律历的北平侯张苍为丞相，经过推算，他认为“今水德，始明正十月上黑事”[43]，公孙臣则认为“汉得土德，宜更元，改正朔，易服色。当有瑞，瑞黄龙见”[44]。次年出现了“黄龙见成纪”的祥瑞，于是文帝征召公孙臣为博士，让他负责论证土德及相应的礼乐制度。其后，文帝下诏议定郊祀大典，负责礼仪的官吏向文帝解释郊祭的来历，他们说道：“古者天子夏躬亲礼祀上帝于郊，故曰郊。”[45]由此开启了西汉帝王亲赴雍城，祭祀五帝的先河。其后，赵人新垣平向文帝禀报说：“长安东北有神气，成五彩，若人冠冕焉。或曰东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应。”[46]文帝下令营建“渭阳五帝庙”，并在同年四月亲赴灞渭之会祭祀五帝。“五帝庙南临渭，北穿蒲池沟水，权火举而祠，若光辉然属天焉”[47]，典礼完成，文帝大悦，拔新垣平为上大夫，赐累千金，令博士考察《六经》之《王制》，商议巡狩封禅等祭祀大典。后来文帝经过长门，隐约看见有五人立于路北，下令在那五人所立的地方，修建了“五帝坛”，以五牢之礼进行祭祀。按理说，照这样的进度，文帝对郊祀礼的探索应该有更大的空间，不过后来新垣平私刻玉杯，愚弄文帝，使他对改正朔、易服色、祭祀神灵的事情失去了兴趣，已有的渭阳五帝庙和长门五帝坛，也只是让祠官具体负责，按时祭祀，自己不再参与。汉初以来对郊祀礼的探索就这样戛然而止。

景帝继位后，平定了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之乱”，使得西汉数十年来同姓诸侯国尾大不掉的局面得以解除，加强了中央王朝对地方的控制。在祭祀制度上，景帝确立汉家的宗庙礼仪，开启西汉宗庙祭祀的先河[48]。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十月[49]，景帝到达雍城，郊祭五畤。此后，长安的五帝庙被废除，只保留了雍城的五畤，至此，帝王亲赴雍城郊祭五帝的行为[50]便逐渐消匿，取而代之的是汉武帝建立的“太一”与“后土”祭祀。这些现象反映出分裂的五帝祭祀已经越来越不符合日益强化的中央集权的政治需求[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