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市管县体制的积极效应

市管县体制的实施将“城乡合治”作为其理论基础，它的目的是通过经济发达的城市带动周围的农村经济发展，保证城市农产品的供应，促进以城市为依托以达到城乡共同发展。市管县体制的实施很好地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制约，解决了商品经济发展的困境，很好地磨合了社会转型时期行政区和经济区，缩小了城乡发展差距，加速了农村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社会其他各项事业的发展。

一 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市县融合

市管县促进了市县之间的融合与交往，打破了城乡的分割僵化形式，促进工农业合作。城乡经济渐渐融合为相互依托的区域经济，城乡生产资料得到了合理的配置，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县域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促进城市带动农村，城乡协调发展。以辽宁省海城县为例，在地区专署管县时，由于地区专署是省的派出机构，不是独立的经济实体，县社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地区解决也有困难。1968年以前全县仅有水库9座，塘坝24座，深井837眼，排灌站17座。但到1969年以后由于实行市管县的行政体制，特别是归鞍山这样经济实力较强的中心城市领导之后，农业建设需要的资金、物资，除国家计划统拨外，市里还能给予很大支持。1973年以来市财政拨给海城县水利建设的投资就达887万元，仅修上英水库一项市财政就投资265万元，占全部工程费用的1/3。到1983年全县已有水库22座，塘坝418座，深井2650眼，排灌站56座。^[5]

二 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以市带县

实施市管县体制，促进了农村自然资源的有效开发和利用，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得到了推进，同时使市政府的职能得到很好的发挥，区域间的横向经济联系也得以增强，同时城乡经济建设的统筹安排也具有了可能性，有利于统一规划城乡和建设城乡的重大基础设施，有效促进优化城乡区域发展格局。同时，有利于以城市为中心，发展不同层次不同规模的各县特色经济区。与此同时，生产资料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得到聚集和配置，有利于中心城市经济规模和经济总量的增加，增强城市的辐射和带动作用，能够有效促进城镇体系的形成。

以成都市为例，实行市管县后，成都市委、市政府改变了只要郊区为城市提供农副产品、保障居民供给，敞开城门，为区县发展商品生产提供市场、开设窗口。1983年以来，成都市新建、扩建了五十多个农贸市场，使每天来市区出售农副产品的农民和商贩由前些年的一两万人增加到五万人以上。这些农贸市场实行地不分南北、业不分工商、人不分对象、量不分大小，上下左右均可交易，如青羊宫日杂交易中心，吸收十二个县在此专设样品间并常驻交易代表。外地客商到成都采购，不跑郊县，即可直接在此对十二个县的产品进行看样订货，然后由县里发货。这样既方便客商，也为县里发展商品生产提供平台。该中心1985年的销售额也由1984年的154万元迅速增至723万元，全市轻工业增长13%，产值达41.65亿元；在区县农业生产方面，生猪出栏数增长17.5%，牛奶增长18.3%，蛋增长17.5%，鱼增长83.2%，菜增长9.4%，水果增长15.4%。^[6]成都市以流通带县，搞活了城乡流通，促进了商品生产的发展，正是市管县行政体制的优势体现。

三 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城乡互补

实施市管县体制，城市和农村的优势都能得到很好的发挥，有利于促进不合理经济格局的改变，形成科学、合理、有效的综合经济发展格局。事实上，市管县体制对于行政管理与经济组织两大体系的重合，具有相当大的促进作用，使得行政力量在组织经济活动与推动经济改革时能起到很大的作用。

市管县以后，城乡经济建设能够统一领导，统一规划，统一管理。这就有利于按经济区安排合理的经济布局，防止自成体系，重复建设，造成人力、物力、财力上的浪费^[7]，而且市管县体制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社会转型初期行政区和经济区的磨合问题，同时也推动了社会其他各项事业的迅速发展。这一体制使城市有了较大的发展腹地，并逐步形成不同规模的开放式、网络式行政经济区，扩大了城市自主发展权，这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尤为重要。市管县体制有效地发挥了城乡结合的优势，城市利用自己的经济实力，通过行政隶属关系，加强了对农业的支援，同时合理地组织商品流通，建立了多渠道、少环节的商业体制，城市对农村的教育、科技、卫生等工作也都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源。

市管县体制实现了市场体系发育不成熟的条件下生产要素在行政区范围内的优化组合，使城乡、市县的优势得以互补，一些乡镇等弱小企业在中心城市的支持和帮助下，通过联合、重组等形式，规模迅速扩大，技术含量不断提升，经济效益明显提高。^[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