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话语理论及其方法要点

话语（Discours）源自拉丁语 discrusus，而 discursus 又源于动词 discurrere，最早指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行动，后演化为争论与对话等含义。[31]在当代社会文化研究领域，话语分析成为显学，不仅应用在语言学领域，而且应用在文艺批评、社会学、历史学等诸领域。总体来看，作为方法的“话语分析”受到福柯作品的影响最大。按英国学者费尔克拉夫的话讲，福柯终其一生都在将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的“话语”作为研究对象，并用“知识考古学”“权力谱系学”等方法来描述和分析，考察其话语构成、来源以及社会历史效应。正是基于福柯作品的广泛流传，“话语”概念及其分析方法才得以产生广泛的影响力，其“知识考古学”“权力谱系学”方法亦成为话语理论分析中的基本范式。[32]福柯的方法及其观点超越了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也不同于巴赫金的广场话语理论。他认为，话语具有建构性，既建构社会，也建构客体与社会主体，且任何话语实践都是由它与其他话语的关系来界定，在这种互为话语性的背后，存在着一种话语权利，即通过话语形成并运作权利。质言之，“所有的权力都应当是也只能是内在于某一特殊文本当中的，都是文本建构起来的，而不是相反；不应该说‘知识/话语/文本’是权力的效应，相反，而应该说权力是特定‘知识/话语/文本’的效应”[33]。简言之，福柯使话语超越了语言学的范畴而进入了社会实践领域，强调话语及其权利的运作。

“话语是由一组符号序列构成的，它们被加以陈述，被确定为特定的存在方式。”[34]这种存在方式既是符号，也是“被视为系统形成种种话语谈论对象的复杂实践”[35]。即是说，话语虽然由符号所构成，但话语所承载的信息却远比符号所指称的事物要多很多，它们是无法还原为语言的存在，而话语理论则正是要揭示并描述这种“多出来的东西”。霍尔认为，“话语是指涉或建构有关某种实践特定话题之知识的方式：一系列（或型构）观念、形象和实践，它提供了人们谈论特定话题、社会活动及社会中制度层面的方式、知识形式，并关联特定话题、社会活动和制度层面来引导人们。正如人所共知的那样，这些话语结构规定了我们对特定主题和社会活动层面的述说，以及我们与特定主题和社会活动层面有关的实践，什么是合适的，什么是不合适的；它规定了在特定语境中什么知识是有用的、相关的和‘真实的’；哪些类型的人或‘主体’具体体现出其特征。‘话语的’这个概念已成为一个宽泛的术语，用来指涉意义、表征和文化所由构成的任何路径”[36]。虽然话语是人类语言的一种表达形式，但其外延通常都较为宽泛，福柯正是注意到了它的这个特点，“总之，我相信我没有逐渐缩简‘话语’一词如此模糊的意义，而是扩大它的意义：时而是所有陈述的总体范围，时而是可个体化的陈述群，时而又是阐述一些陈述的被调节的实践”[37]。在研究当中，福柯明确了话语的内涵，认为“陈述是话语的原子”,“陈述确实是话语的基本单位”,“我们将把话语称作陈述的整体”[38]。而在性质方面，福柯对之进行了重构，使话语从一种表现它之外的事物或观念的语言形式转变为由它建构的事物或观念，即“对象不先于自己而存在，它被某种障碍阻拦在光明的前沿边缘。对象存在于某个关系的复杂网络的积极条件中。这些关系建立在机制、经济和社会过程，行为的形式，标准的序列，技术，分类的类型和特征化的方式之间；……这些关系是话语的极限……它们标志的是作为实践的话语本身”[39]。因此，陈述对象与陈述形式互为存在前提，一方面是陈述“对象存在于某个关系的复杂网络的积极条件中”；另一方面则是陈述方式受制于陈述主体的职业、机构、方位等所建构的话语网络而呈现出异质多变性。[40]简言之，作为研究对象的话语，陈述是其基本形式。

因此，话语研究既要关注话语的产生，即怎样通过陈述来自我生成；也要关注话语的运作，即话语在具体的情境中如何通过陈述来实现其功能；还要关注话语的变迁，即话语在不断陈述的过程中是如何自我演变的。质言之，从话语的生成角度讲，话语的出现必定受制于已经存在的复杂关系网络，它是在这种具体的历史条件中生成的，即在现有的话语环境中产生的。这种新话语的产生，首先意味着与原有话语在意义层面的区分，但这种区分建立在对原有话语的借鉴基础上，或是反对某种话语，或是借助于某种话语而形成新的意义网络。在此过程中，话语存在着话语之间的续接、共存的状况，也存在着被合法介入的可能性。从话语的运作角度讲，陈述有其具体情境。第一，是谁在陈述，为什么是他而不是其他人在陈述，主体的选择对话语的运作有何意义。第二，是在什么场合陈述，即陈述的时间、地点、听众的具体情况。第三，是以怎样的方式在陈述，这种陈述方式对话语的存在及其运作有何影响。第四，为什么要陈述，或该陈述试图达到怎样的目的，或该陈述有着怎样的功能。从话语变迁的角度讲，话语自身的多种可能性在实践的过程中将逐渐清晰起来，既有可能是此前居于话语核心地位的意义边缘化，又有可能是此前居于边缘的意义中心化，还有可能是不断增加话语的多重内涵。这种话语意义的变迁，既有内在权威的介入，也有外在权威的介入。正是基于这种或内在或外在的介入，话语的可能内涵才能够被释放出来。在此过程中，话语及其权力的丰富内涵彰显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