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国内外学者有关文化软实力基本理论分析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无论中外，抑或古今，能在国与国的竞争中占据主动、纵横捭阖的国家，一直都是硬实力和软实力兼备的国家。进入21世纪，文化软实力正日益成为衡量国家或地区发展和影响力的重要指标。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成为国家发展、国际体系变革的必然趋向。在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的背景下，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强化国家文化对外传播能力已经成为我国扩大开放、提升国际影响力、捍卫国家利益的必然选择。

一 文化软实力理论的学术梳理

关于文化软实力问题的研究是当前国内外学术界重点研究的问题。各国学者根据自身的学术背景和研究目的，多层次、多维度对文化软实力展开了研究。

（一）西方学者的文化软实力学术渊源

关于“软实力”的研究，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做了大量的分析，这些分析构成了文化软实力的学术渊源。首先，软实力思想的初期探讨阶段。主要代表人物及观点有：美国政治学家丹尼斯·朗（Dennis H.Wrong），朗在分析政治权力的形式时，把政治权力划分为武力、操纵、说服和权威四种形式。说服形式是指政治权力主体以特定的理论、方案实现与政治权力客体的思想和心理的沟通，进而贯彻自己的意图。另外，英国著名的现实主义学者卡尔（E.H.Carr）在其著作《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中也把国际权力划分为三种类型：军事权、经济权和话语权（舆论控制权）。美国政治学家彼得·巴克莱奇（Peter Bachrach）和摩尔顿·拜拉茨（Morton Baratz）在美国的《政治学评论》（Political Science Review）杂志上发表的《权力的两张面孔》中，提出了权力的“第二张面孔”（Second Face of Power）的思想，紧接着又在同一本杂志上发表了《决定与非决定：一种分析框架》，对权力的属性与同化（co-optive）问题进行了分析。[39] 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大师汉斯·摩根索在其著作《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中也明确指出：“文化帝国主义在现代所起的典型作用，是辅助其他方法。它软化敌人，为军事征服或经济渗透做准备。”文化常常隐身于政治、军事力量的背后，为国家“硬实力”起着呐喊助威的作用。[40]“如果一个政府的外交政策对它的人民的知识信念和道德价值观念有吸引力，而其对手却没有成功地选定具有这种吸引力的目标，或者没能成功使其选择的目标显得具有这种吸引力，那么，这个政府便会对其他对手取得一种无法估量的优势，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种武器，它可以提高国民士气，并随之增

强国家的实力，且正是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它会瓦解对手的士气。”[41] 这表明文化影响力的大小还取决于文化的传播力。美国学者约瑟夫·拉彼德等主编的《文化和认同：国际关系回归理论》一书中也大篇幅强调文化对于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国家民族认同的重要作用。这些观点都已经包含了丰富的软实力思想。

其次，软实力思想的深入探讨阶段。主要代表人物和观点有：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其两篇重要学术成果《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和《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对文化促进国家发展、提升国际影响力的功能做了详细的分析，并进一步阐述了未来国际冲突的根源是文化的因素，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因素将退居幕后。亨廷顿把文化因素确定为国际力量冲突、变化的主要影响。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一书中也明确指出，国际格局中对国际事务发挥主导作用的力量核心通常具备四个方面的突出特点，包括军事强大、经济发达、技术雄厚和文化富有吸引力。其中文化富有吸引力主要指的是软实力。另外一位研究和平理论的著名学者约翰·加尔顿（Johan Galtung）则提出了“文化暴力”理论。加尔顿认为“文化暴力”是西方在后现代时期代替对第三世界经济和政治的直接控制的新的统治形式。“文化暴力”是指文化中那些能被用来为直接性或结构性的暴力辩护，使之合理化的方面。无论是“直接暴力”还是“结构性暴力”，都必须依靠“文化暴力”来获得合理性和道义辩护。他指出，“帝国主义包括了文化暴力的所有，或者至少大部分结构成分，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社会文化的和传媒的。就资本性帝国主义而言，经济因素是基本的，就社会性的帝国主义而言，社会因素是基本的。”[42]

最后，软实力思想的成熟推进阶段。主要代表人物和观点：加拿大学者马修·弗雷泽在其学术著作《软实力：美国电影、流行乐、电视和快餐的全球统治》中，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详尽地分析软实力在美利坚帝国的崛起中所扮演的复杂角色，并将美国（文化）软实力分为电影、电视、流行音乐和快餐四大主要部分。弗雷泽认为，美国流行文化软实力发挥着如下作用：创造经济收入，将软实力转化为硬实力；宣扬美国生活方式，向全世界输出其价值观；推行外交政策，塑造美国政府形象；维护全球稳定，重塑世界文明。美国流行文化软实力在美国外交政策中一直扮演的重要角色，是硬实力所无法取代的。在美国的成长过程中，其迅速建构起来的软实力体系为其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发挥了巨大作用。

（二）文化软实力概念的界定

美国著名学者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在1987年出版了《大国的兴衰》一书，保罗·肯尼迪在其著作中阐述了“相对衰落的头号大国美国及其问题”，他认为“美国衰落”已成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这种观点在美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而约瑟夫·奈则认为美国的力量并没有衰落，他在1990年出版的《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Bound to Lead：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中提出：“美国人对美国在国际政治中地位变化感到担心是不无道理的，但是将这种变化描述为美国衰落则会把人们引入歧途。……正如过去多次发生的那样，造成国际强国的力量资源结构正在发生变化。”[43]

约瑟夫·奈是最早提出“软实力”概念的人，他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撰写了一系列关于软实力问题的著作，这其中包括《注定领导：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软实力》《软实力：世界政坛成功之道》《权力与相互依赖》《硬权力与软权力》等，在这些著作中，约瑟夫·奈明确地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约瑟夫·奈谈到了软实力中文化因素对一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约瑟夫·奈认为，权力是影响他者从而获得期望结果的能力，可以通过胁迫、收买或吸引力来实现。军事权体现胁迫力，经济权体现收买力，这两者都是硬实力，而话语权则体现一种吸引力。所以他就把通过吸引和说服获得更优结果的能力概括为“软实力”，认为“软实力资源”主要包括“文化吸引力、意识形态和国际机构”。[44]

1999年，约瑟夫·奈在《软实力的挑战》（The Challenge of Soft Power）一文中对其做出了较为完整、系统的定义：“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吸引力，它通过吸引力而非强制力获得理想的结果，它能够让其他人信服地跟随你或让他们遵循你所制定的行为标准或制度，以按照你的设想行事。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信息的说服力。如果一个国家可以使它的立场在其他人眼里具有吸引力，并且鼓励其他国家依照寻求共存的方式加强界定它们利益的国际制度，那么，它无须扩展那些传统的经济和军事实力。”[45] 在这个复杂的定义中，其核心的语义是吸引力：软实力就是指国家对外的吸引力。2004年3月，约瑟夫·奈在新著《软实力——国际政治中的制胜之道》（Soft Powe-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中对“软实力”予以了再定义，其简略表述是：“软实力是一种能力，它能通过吸引力而非威逼或利诱达到目的。这种吸引力来自一国的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当在别人的眼里我们的政策合法、正当时，软实力就获得了提升。”[46] 由此，软实力是“一个国家使得其他国家以其预期目标为目标时的同化权力”[47]。可见，软实力“是一种更高远的控制与影响力，它源于文化（在能对他国产生吸引力的地方起作用）、政治价值观（当它在海内外都能真正实现这些价值时）及外交政策（当政策被视为合法）”。[48]

概括来说，文化软实力就是依靠文化的影响、交流、传播所形成的凝聚力、渗透力、影响力、持续力，它主要包括国家制度、历史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科学文化、商业文化等，并从文化本身向政治、外交、经济等领域拓展影响。从本质上讲，文化软实力是指从文化本身所弘扬出来的创造生存的力量。具体理解文化软实力的内涵，可以分为这样几个层次。第一，文化意味着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既可以成为一种柔性力量，也可构成一种刚性力量。第二，文化一旦成为一种柔性的力量，它就可用来创造生存，包括自我凝聚其外来文化信息、智慧与方法，也包括对外的竞争力、协调力、融合力、扩张渗透力等。第三，文化虽可以成为一种柔性的力量，但并不意味着凡文化都是软实力，只有当那种拥有实际的生存创造力（即内在凝聚力和对外竞争力、协调力、融合力、扩张力）的文化，才可构成文化软实力。[49]

所以，从广义上理解文化软实力，就是指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文化模式、对外交往所表现出来的凝聚力、吸引力、影响力和竞争力。对外包括国家的创造力、思想的影响力、观念文化的亲和力以及文化产品传播力和辐射力；对内包括民族团结精神、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创新等。文化软实力的核心是思想、观念、原则等价值观念。它的载体是文化产品、文化交流活动、文化教育和信息传播媒介；从狭义上理解文化软实力，一般是指文化影响力、文化凝聚力和文化感召力。

（三）中国学者的文化“软实力”相关理论论述

20世纪90年代，“软实力”概念一经提出，就得到了我国学者的关注，几乎是在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概念的同时，我国学者就开始了对“文化力”概念的研究。中国语境下的“软实力”研究和约瑟夫·奈是同步的，而且，我国学者比约瑟夫·奈更突出强调文化力的作用。

国内早期学者代表是黄硕风，1992年在其著作《综合国力论》中黄硕风就提出了文教力的思想。这是我国学者较早提出的类“软实力”概念。该书对综合国力的评价标准更加丰富。黄硕风把国家综合国力分为两大类和七要素，两大类是指物质力和精神力，七要素是指政治力、资源力、经济力、科技力、国防力、文教力、外交力。其中，资源力、经济力、科技力、国防力四大要素主要表现为物质形态的“硬国力”，而政治力、文教力、外交力则表现为精神形态的“软国力”。这里提出的“文教力”概念，本质已是把文化因素作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了，从内涵上讲，已属于文化软实力的范畴。

著名学者贾春峰首次明确提出“文化力”的概念，1993年在其发表的文章《加强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文化力”研究》中，他也提出综合国力应当包括精神文化的内容，“文化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文化力”包括四个重要组成部分：智力因素（教育、科技）、精神力量（道德、价值观、理想等）、文化网络（图书馆、电影厅、体育馆等文化娱乐设施）和传统文化。

王沪宁是中国国内较早真正把文化和软权力结合起来做系统分析的学者，1993年在其代表作《作为国家实力的文化：软权力》一文中阐述了文化是一种软权力，是国家实力的组成部分的重要思想，这一思想既是对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概念的回应，内涵上又与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有所不同。约瑟夫·奈是把文化等同于软实力，而不是作为软权力的一部分。文化力概念的出现，丰富了国内学者在综合国力、国家实力、文化生产力等概念上的研究视角，为中华文化软实力理论的完善奠定了基础。

“文化软实力”一词的完整表述最早出现在2005年2月27日的《光明日报》上，是以“文化软实力成为浙江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题的专题报道。文中提出“文化生产力是文化软实力的基础，竞争力是文化软实力的关键”的观点。从此文化软实力概念频繁出现在地方文化体制改革的语境中，且对文化软实力内涵的认识也主要定位为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程度。

2007年以后，学界对文化软实力的研究开始深入，研究内涵更加丰富，文化软实力的研究开始和国家实力层面相联系。特别是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之后，国家文化软实力成为最热门的显学，众多学者立足自身学科，纷纷对文化软实力的内涵进行解析，对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进行论述，剖析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发展现状，提出提升文化软实力的路径建议。近年来，在文化软实力研究领域，又有诸多研究者提出了新的见解。在他们的研究成果中，也折射出各自在文化研究、国际政治、国际交往、社会学、哲学、历史学、传播学和管理学研究等方面的积累和特色。目前，国内学术界对文化软实力的不同理解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与软实力的关系角度，对文化软实力的界定存在多种认识。我国学者对文化软实力的界定主要有以下几种。一种观点认为，文化软实力等同于软实力。魏恩政等著名学者就明确指出，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文化软实力。文化软实力是指该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文化因素对内发挥的凝聚力、动员力、精神动力及对外产生的渗透力、吸引力、说服力；[50] 一种观点认为，文化软实力是对文化力与软实力的延伸。著名学者贾海涛认为文化软实力是一个系统因素的整体体现，取决于政治制度和价值体系、科技与教育的实力、文化遗产和文化产品、国民素质和道德水准，也包括知识、体制的创造力及决策、外交等方面的智慧与实践等因素[51]；一种观点认为，文化软实力是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著名学者龚政文指出，所谓文化软实力是指软实力中与文化相关的部分，即核心价值观念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文化品牌的影响力、文化形象的亲和力、文化环境的美誉度等。[52]

第二，从国家软实力研究角度出发，认为文化软实力就是以文化为基础的国家软实力。比如，童世骏在《文化软实力》中指出：国家软实力包括若干个方面，即文化、政治价值观、外交政策，“所谓‘文化软实力’，就是以文化为基础的国家软宴”。[53] 赵磊也认为，文化软实力是综合国力中的文化、精神力量，它是与经济力、军事力等硬实力相对而言的，表现为一个国家或地区文化发展状况和建设成果，蕴含着推动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的精神力量和智力因素。[54] 这些研究不但指出了文化与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的区别，而且认为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具有更为基本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民族的文化创造能力，体现了这个民族的内在素质的组成部分和文明的发达程度。一个民族的文化创造能力比较强，就意味着它有能力为本民族和其他民族的更好生活作出贡献，也就比较容易获得其他民族的观念上的尊重、情感上的亲近和行动上的支持。

第三，从软实力作用方式的角度，对软实力的构成进行界定。比如，韩勃、江庆勇在《软实力：中国视角》中提出：“所谓软实力，就是通过诉诸情感、理性和信仰，促使客体按照主体期望的方式行动，从而帮助主体得偿夙愿的能力。”[55] 文化软实力是相对于硬实力来说的，是指一国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文化因素对内发挥的凝聚力、动员力、精神动力以及对外产生的渗透力、吸引力和说服力，是该国发展和施加对外影响的重要力量，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内容和发挥作用的重要动力。[56] 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智慧的集中体现；知识体系、价值体系、战略决策、外交手段、教育体系的资源、能力和创造都属于文化软实力。‘文化力’不仅是所谓‘软实力’，而且是综合国力的源泉和发展动力，是将综合国力所有因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使之充分体现的关键；制度的优劣和效率、科技与教育的发展、人才战略、文化产业、文化与价值的传播、国民素质与道德水准、战略决策、外交智慧等因素都应归结到这一范畴。‘文化软实力’或‘文化力’的资源或体现不只是传统文化或文艺产品，而是一种能够改变社会和世界的制度和知识、价值的创造力与影响力，是赢得社会和世界支持和认可的魅力，也是一种赢得拥护和认同的内部凝聚力。”[57] 认为软实力应该包括信仰和价值观的感召力、情感感召力、理性说服力和价值创造力，实际上就包括了理性和非理性的力量。这一研究指出，中国友善的情感在世界上建构了良好的国际氛围，使得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念获得广泛的传递，通过情感感召体现了国家的亲和力，正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

第四，从创造力的角度，提出文化软实力实质上就是文化创造力。唐代兴指出：“客观地看，文化软实力就是文化本身所表现出来的生存创造力量，简称为文化创造力。因而，文化软实力就是文化创造力。”该项研究从创造能力的角度入手，提出文化软实力作为一种生存创造力，是一种柔性的生存创造力，对内，表现为对外来文化信息能量的个性化吸纳和自我集聚；对外，表现为与他者的竞争力、协调力、融合力、扩张渗透力等。[58]

第五，从资源的角度，认为文化软实力是一种文化资源。例如，贾磊磊认为，“我们所强调的国家文化软实力，主要是指那些在社会文化领域中具有精神的感召力、社会的凝聚力、市场的吸引力、思想的影响力与心理驱动力的文化资源。”[59] 此观点忽视了文化资源和文化实力是有区别的，资源变为实力还需要创新和转化的过程。

综上所述，当前我国的文化软实力的相关研究已取得了丰硕成果，概括起来具备以下特点。首先，从学术研究的历史沿革与趋势来看，国内学界开始高度重视文化软实力建设研究，体现了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性和前沿性，文化软实力建设视角会成为我国学术界新的热点问题和重大关切。其次，从学术研究的思路变化来看，文化软实力建设研究正向多学科交叉研究、专项和具体性研究转变，并通过开拓研究思路形成更加全面的研究格局。最后，文化软实力建设相关研究的某些基础性问题还没解决。比如，系统、科学的文化软实力发展对策研究；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去研究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具体需要的研究；文化软实力资源、文化软实力本质相关研究，等等。

二 文化软实力的内容关涉

（一）文化软实力的构成要素

文化软实力是软实力的核心。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对软实力的构成要素做出过不同的界定，最初在1990年，奈归纳了软实力构成的“五要素说”，到1999年又把其简化为“二要素说”，再到2004年奈又认为软实力由“三要素”构成。考察奈对软实力构成要素认识的变化，可以发现无论哪一次要素构成的改变，文化始终是不变的要素之一，由此可以看出，文化要素一直都是软实力要素构成中的重要维度。

关于软实力构成要素问题，中国学术界也曾出现过激烈的争论。例如，清华大学著名国际问题专家阎学通教授的文章《软实力的核心是政治实力》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俄罗斯中亚室主任陆钢教授的文章《文化软实力弱让中国失分——与阎学通教授商榷》，两位学者同在《环球时报》发表文章，对这一问题展开争论，两位学者在各自的文章中鲜明地亮出自己的思想观点，并且都给予了积极论证。阎学通认为软实力的核心是政治实力，而政治实力的核心是政治信誉，同时认为“文化实力的增强并不必然增强一国的软实力，文化实力的削弱并不必然削弱一国的软实力”，同时指出“政治实力的增长会带动文化实力的发展，但文化实力的发展则不必然带动政治实力的发展。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文化实力发展的大国也会走向衰败”。[60] 陆钢教授提出了与之不同的反驳观点，他认为文化实力的作用不可替代，文化实力渗透于硬实力中，同时还认为只有战略信誉而缺乏文化实力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是致命的，因此“我们要重视软实力特别是文化实力的建设，加强自身文化素质的提高，扩大中国传统文化的对外影响力，让世界感到出现在它面前的，不是一个时刻摆弄肌肉和意志的巨人，而是一个充满仁爱、智慧、礼貌、豁达、和平以及有着理想追求和崇高境界的文明大国”。[61]

两位学者的争论也引起了国内其他学者的关注和参与，李智在撰文《软实力的实现与中国对外传播战略——兼与阎学通先生商榷》中指出：“政治不属于实力，不是软实力的构成要素，软实力的唯一构成要素是文化”，[62] 实际上是赞同陆钢教授的观点。

从整体上讲，软实力的核心要素应该是文化，在中国的话语体系中将Soft Power翻译为“软实力”，实际上已经是从资源的角度来考量的，而文化是最具这种资源属性的要素。考察约瑟夫·奈对软实力（Soft Power）构成要素的分析，奈已经将文化定位为软实力的核心要素，从某种程度上讲，奈是接受文化软实力概念的，因为“奈所说的文化包括两个层面和两种形态：一个是内隐的观念层面，它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思想观念、精神或原则等形态，可称之为观念性文化；一个是外显的制度层面，该层面属于一种社会性的文化约定，或者说是文化的社会化实现，它表现为战略、政策或规范、规则等形态，可称之为制度性文化”。[63]由此可见，基于政治衍生出来的制度，其吸引力并非完全来自政治本身，而是基于政治制度背后文化理念的吸纳力和说服力。著名学者周正刚教授把文化上升到国力层面加以研究，认为文化国力系统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基础层面，即科技和教育是构成文化国力的两大基本要素；二是精神层面，即文化精神、文化心理、文化传统的力量是构成文化国力的精神性因素；三是实体层面，即文化业、文化网络、文化设施的力量是构成文化国力的物质性因素。”[64]

综上所述，文化软实力是由各种基本要素组成的有机体。其构成要素包括这样几个层面：深层的价值观念、浅层的理想信仰和语言文字、表层的文化产品和国家政策。

1. 价值观念

“价值观念是指人们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经过长期的熏陶、教育所形成的对于周围客观事物（包括人、事、物）的意义、重要性的评价和看法。价值观念直接决定着人们在处理各种问题、关系时所持有的基本价值立场。人们在接触任何事物时都会下意识地运用已有的价值观念对新事物进行评价，然后指导自己的下一步认识和行为。拥有不同价值观的人对于相同的事物会作出不同的价值判断，并产生不同的认知行为。”[65]

“价值观念作为文化软实力的深层要素，在文化软实力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在文化软实力的发展过程中，作为深层构成要素的价值观念可以为文化软实力的发展提供一套具有导向性、规范性的价值体系支撑。一个社会良好的价值体系不但能够在社会中形成巨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从而使人们产生价值认同和归属感，还能使文化软实力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发展因为有了价值的引导而形成强大的聚合力。”[66] 另外，价值观念自身的特点，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对外传播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国家文化软实力在其对外传播过程中可以通过推广共同的价值观念和理念，提高本国在国际社会的认同度，提升本国文化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12月30日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首次明确提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这一战略任务。[67] 对外传播中国价值观念，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应立足于把中华文化价值观中兼具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的价值观念传播出去，积极参与文化全球化进程中不同价值体系之间的交流、交融与交锋，努力提高中华文化价值观的国际影响力；传播中国“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外交理念，以负责任大国的身份和独特的外交智慧积极参与国际热点、难点问题的和平、妥善解决；把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理念、国家治理经验及全球治理理念传播出去，积极参与国际体系的改革和调整，积极参与国际意识形态领域的融合与交锋，影响和引导涉华国际舆论，影响和引领世界主要思潮的发展走向。

2. 理想信仰

在一定意义上讲，理想是一种精神现象，是人们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理想的追求和实现的过程就是人们从事社会实践的过程。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中，既追求眼前的生产生活目标，渴望满足眼前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又憧憬未来的生产生活目标，期盼满足未来的物质和精神需求，这是理想形成的动力源泉。理想激励人们对未来社会和自身发展充满积极的向往与追求，拥有理想就拥有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就拥有了积极、主动、顽强的精神，从而以高度的热情投身于生活和工作中。

“信仰是人们在一定的认识基础上对社会准则、理论、主张、思想、主义的坚信不疑的看法，并将其作为自己的榜样或行动指南的精神状态。信仰是一个人依据自己在长期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所积累的知识，经过自己深思熟虑后所决定的努力方向和奋斗目标。信仰比一般思想更能使人们的行为坚定持久。”[68] 杨成武在《忆长征》中就写到“我们坚信一定会胜利！坚信党中央、毛主席、周副主席和张闻天总书记一定会带着我们冲破困难，走向胜利。这个信念鼓舞着我们咽苦如饴，鼓舞我们忍受着一切难以想象的困难……”[69] 这个例子充分说明了信仰在人的行为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理想信仰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化软实力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理想信仰是文化软实力的精神核心和向导，“它作为社会发展总目标在精神领域的体现，为文化软实力其他诸要素的发展设定了基本原则，不断地纠正文化软实力发展过程中的既定体制和现实实践的失衡，指引着文化软实力发展的方向”[70]。回顾历史，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理想信仰都是以不同的形式出现，但理想信仰总是处在国家文化软实力体系的核心位置，并引导着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持续发展。

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曾用“美国精神”“信仰”等概念来阐述美国社会共同的理想信仰。他指出：“18世纪末19世纪初以来，美国一直存在着一些基本的政治价值或理念，可称之为‘美国信念（仰）’。……尽管这些信念（仰）不时发生着某些变化，但其核心要素历经两百年相对未变。……这种信念（仰）在界定美国国民认同方面一直发挥且仍在发挥着核心的作用。”[71] 由此，这些理想、信仰成为美国自建国以来的文化软实力发展的精神向导。

另外，国家文化软实力是凝聚力和吸引力的重要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充分说明：没有共同的理想和信仰，就等于没有精神支柱，就会失去凝聚力。共同的理想信仰支撑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穷二白到现在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同样需要共同理想信仰，凝聚全国人民的思想和力量。

3. 语言文字

语言文字包括口头语和书面文字两类。口头语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充当着重要的文化、信息传递载体，其主要依靠世代口口相传的方式传递下来。文字是以书写的方式传递下来的，便于传承。语言是人类心灵沟通的桥梁。通晓对方的语言，是读懂对方心灵、相互理解信任的基础，也是实现国家对外政治、经济、文化利益的手段[72]。萨丕尔强调说：“人的独特性正在于，人能通过语言的传播建构自己与世界的一体化关系——人类不只是生活在客观世界之中，也不仅仅是生活在社会行为的世界之中，还受制于特定的语言环境。在这个意义上，语言就成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表达自己的媒介。”[73] 主要发达国家都十分重视本国语言的国际推广来提高自己的软实力，并把语言输出作为传播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的方式，使本国的文化在世界多语言和多文化的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美国一直重视英语的推广，并把语言和文化的国际推广提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美国国际外交咨询委员会指出：“对外交流和培训对美国的对外关系有着直接的和多重的影响，是其最有价值的工具之一。”“对世界文明以及语言的忽视将导致我们作为世界领导人的地位受到威胁。”[74]

语言既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形态的典型代表，根据文化发达国家的经验，语言的国际化是提高文化国际影响力的主要手段，所以，汉语的国际化有利于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增强。应该说，近些年来，中国在积极推广汉语国际化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早在1987年，我国就成立了由多个国家部委联合组成的“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并设立了专门汉语推广机构——“国家汉语推广办公室”。1990年中国国家汉语水平考试（HSK）也正式开始实施，大大推动了汉语在世界上的传播。2004年11月，中国又在海外成立了以教授汉语和传播中华文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公益机构——孔子学院（Confucius Institute）。此外，中国政府还在海外设立了中国文化中心等机构。

4. 文化产品

一般意义上讲，文化产品也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界定。广义的文化产品是指人们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生产出来的一切可见的产品，根据产品存在形态的不同可分为物质文化产品和精神文化产品。精神文化产品，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狭义的文化产品。所谓的精神文化产品就是人们在实践过程中生产出来的以观念形态存在并以一定物质为载体的产品。文化软实力视域中的文化产品，偏向于精神文化产品。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1994—2003年文化商品和文化服务的国际流动》，“对本质上无形并具有文化含量的创意内容进行创作、生产，并使之商业化的产业称为文化产业。文化产业活动所提供的产品称为文化产品，文化产品包括文化商品和文化服务”。[75]

文化产品对提升文化软实力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首先，文化产品可以满足人民群众物质和精神文化需求，可以教化和培育大众，提升国民的整体素养。其次，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文化产品的对外传播可以吸引其他国家民众，对本国文化产生认同，从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国际影响力。所以，“我们应该学会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统筹政府推动与市场运作，扩大文化领域对外开放，突出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思想内涵和文化内核，真正把那些思想深刻、艺术性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文化产品推向世界，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76]

当前，中国应尽快提升自己的文化产业整体实力，通过不断生产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文化产品，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推广到世界各地，不断扩大中华文化在国际文化市场的份额和世界影响力。

5. 国家政策

国家政策分为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国家政策是文化软实力的能动要素，具有灵活、多变的特性，并且对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具有调控统摄作用。“国内政策的价值直接体现在内政治理成效方面，即进行高效的社会动员，为国家治理和社会运行确立规范，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外交政策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其功能主要在于协调国际关系，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切实维护国家利益。”[77]

（二）文化软实力的表现形式

1. 文化凝聚力

所谓凝聚力是指把分散之力、零乱之力、细微之力融合在一起，汇聚成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文化（精神）具有凝聚功能，作为社会成员的思想行为的黏合剂，文化（精神）通过情感、规范和目标的提供，形成了同类价值意识，使社会成员和社会群体之间产生认同感、亲和力、吸引力，符合社会成员内部凝聚力提升和团结力增强的心理依据和思想基础。

文化凝聚力主要包括文化对社会成员的吸引力、社会成员对社会的向心力及社会成员之间的亲和力。文化凝聚力是在文化（精神）进一步内化的基础上形成的，是文化（精神）的更深层次的体验。具体来说，文化凝聚力是具有共同社会特征的社会成员为了国家的共同利益而产生的内聚力，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文化所拥有的把自己的社会成员团结到一起，为实现全民族的共同理想和目标而共同奋斗的精神力量。文化软实力就是在此过程中形成的。

2. 文化生产力

文化生产力即生产文化产品、提供文化服务的能力，文化生产力主要通过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这两种文化生产方式来实现。“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都对文化生产力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文化事业是中国特有的一个词语。所谓文化事业是指在文化领域中从事文化研究创作、生产非盈利性精神产品及提供文化公共服务的行业。文化事业在本质上是非盈利性、公益性的。因此，文化事业单位基本是需要政府扶持的。文化事业的发展主要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最基本的文化需求。因此政府提供的文化一般是免费的或收费很少的，从而保证无论贫富、男女、老幼都能享受到基本的文化服务。文化产业是指从事文化产品生产和提供文化服务的经营性行业。”[78]“文化产业”一词，最早产生于20世纪初德国学者马克斯·霍克海默和西奥多·阿道尔诺所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一书中的“Culture-Industry”一词，在当时我们把之译为“文化工业”。文中指出：“在今天，文化给一切事物都贴上了同样的标签，电影、广播和杂志制造了一个系统，不仅各个部分之间能够取得一致，各个部分在整体上也能够取向一致。在垄断下，所有大众文化都是一致的。”[79] 文化生产力集中表现为文化产业竞争能力。文化产业竞争力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国家通过产业化方式，开发各类文化资源，提供大规模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开展国际文化贸易的综合能力，包括总体创新能力、市场拓展能力、综合管理能力等。它不但体现了一个国家在文化和经济交叉领域的产业化运作能力，可以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而且可以通过文化产业链的运作和延伸，通过文化产品、文化服务、文化贸易的载体，在全国和世界范围内传播自己的价值观念和人文理想，动员自己的国民和团结自己的盟友，形成自己在全球文化竞争中的优势。[80]

3. 文化辐射力

所谓文化辐射力就是“一个国家整体的、综合的、全面的国家文化精神、品行、成果和形象总和而成的文化力量。文化辐射力有历史元素的延续效应，是深远而持续和不断丰富着的文化实力的表现，也反映着当代人们的劳动创造成就，它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国家的整体形象，不断地向世界宣示着自身的文化价值理念，并以文化成果的形式传达其文化理念”[81]。托夫勒认为：“明天在所有人类领域出现的全球性的权力之争的核心，就是如何控制知识。”[82] 托夫勒所讲的知识是文化的组成部分，而文化因素是世界性流动的因素，由文化因素所构成的“软实力”整体上是难以垄断的，是当代国际政治变革的主要推动因素之一。当一国国民接受了一定的文化，就会引起心理和感情的向往和理性的认同。那么，该文化的影响力潜移默化地就显现出来，随着认同范围和群体的扩大，该文化发展成为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基本价值或主流文化时，这种文化自然就获得了理想中更大的“软实力”，也就产生了所谓的文化竞争力。

4. 文化吸引力

一国的文化资源越丰富，其可能对国外受众产生的吸引力就越大，但这只是一种可能。文化资源为文化软实力传播提供了内容，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是否能产生吸引力，既依赖于文化的传播力，还要看传播受众的接受情况，并且会受到其他干扰因素的影响。要考察文化的吸引力，可以考察文化的不同层次（要素）的吸引力。如何划分文化的不同层次，不同学者也有不同的观点。参照霍夫斯泰德的“洋葱模型”的划分，霍夫斯泰德把文化从外向内分为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符号，“指的是承载着特定含义且仅仅能被这种文化的共享者们理解的词汇、手势、图画或者物体”。[83] 符号是文化里最容易变动、复制的部分，因此处于文化的最外层。第二个层次是英雄，“是一些人物，无论他们是在世的还是故去的，无论他们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他们都具有某一文化高度赞扬的品格，因此被视为行为的楷模”。[84] 第三个层次是仪式，“是一些集体活动，虽然从技术层面看，这些行为对达到预期结果而言是多余的，但在一种文化当中，这些仪式被视为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85] 第四个层次是价值观，“文化的核心由价值观构成。价值观是一种普遍性的倾向，表现为更喜欢事物的某些特定状态而非其他状态”。[86] 文化吸引力可以划分为文化符号吸引力、文化人物吸引力、文化价值观吸引力和思维方式吸引力。

三 对外传播视角下的文化软实力

传播包括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等传播活动，软实力影响的发挥是靠传播实现的。

（一）软实力的核心过程就是传播

约瑟夫·奈把传播作为软实力的资源或来源，“尽管武力有时也起作用，传统的权力工具已经不足以应对世界政治的变化中的争端。新的权力资源，比如有效传播的能力和设计、利用多边机构的能力，也许更加重要”。[87] 奈认为公共外交是政府运用软实力的主要手段，讨论了公共外交的三个维度：其一是日常传播，包括解释国际和国内政策的背景；其二是战略传播，就某一主题或某一特定政策进行的集中的可能长达一年之久的传播；其三是可能持续许多年的与关键人物的关系培养，包括奖学金、交流、培训、讲座、会议、提供对媒介的接触等方式。[88]

1993年，作为在中国最早引进软权力概念的学者之一，王沪宁对美国学者约瑟夫·奈的思想有两个发展：一个是把文化作为软权力的核心；另一个是强调传播的作用。“‘软权力’的力量来自其扩散性，只有当一种文化广泛传播时，‘软权力’才会产生越来越强大的力量。”[89]

李智认为：“—国文化只有在国际社会广为传播并得到普遍认同后才能成为一种软权力。因此，传播是文化由（软）实力转化为（软）权力即文化软实力的实现的关键所在。文化是通过传播而获得影响力，获得对象认同的。被对象认同乃至于进而同化对象的程度是文化软权力化的唯一表征。就一国而言，文化软实力的权力化过程就是文化的对外传播过程。”[90]

由此，软实力的核心过程就是传播。软实力的实现要经过两次权力转化：第一步是从甲国的软实力资源到在乙国受众心目中的吸引力的转化，也是从潜在的软实力资源到真正的软实力资源的转化；第二步是从乙国受众心目中的甲国的吸引力，到乙国采取对甲国有利的政策和行动的转化。第一步转化过程的核心是传播，即甲国通过传播活动，使其资源在乙国受众心目中产生吸引力。

（二）文化软实力的传播过程

文化软实力传播是文化传播，文化传播是文化要素（即一个社会特定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及其外在表现形式）在不同文化的社会之间或者同一文化内部进行传播的现象。

第一，文化软实力的传播主体是多元的。其传播主体既包括一国的政府（当一国政府针对他国民众进行文化软实力传播时，往往被称为“文化外交”，即以文化为传播内容的“公共外交”），也包括一国的非政府组织（企业等），甚至个人。第二，文化软实力的传播内容是可能对受众产生吸引力的文化资源，在传播内容上，以文化为资源的软实力传播，相比其他软实力资源（不管是外交、政治，还是经济模式、军事实力）的传播，更具亲和力，具备更丰富多彩的形式，更容易产生吸引力。第三，文化软实力的传播渠道是多元的。与其他软实力传播一样，包括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群体和组织传播。第四，文化软实力面对传播受众，也需要采取“广播”和“窄播”相结合的原则。第五，对文化软实力的传播效果，同样可以从注意、兴趣、喜欢、行动四个方面来评估。第六，文化软实力传播是国际传播。站在一国的角度，是文化对外传播，在中国也被称作文化外宣。第七，文化软实力传播往往是跨文化传播。[91]

一个国家文化对外影响力的大小，需要国家文化的内容具有独特的魅力，更需要国家文化对外传播中具有先进的传播手段和强大的传播能力。在文化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今天，传播手段的先进和传播能力的强大，决定了一国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对外传播的广度以及国际话语权的大小，显然，一个国家的文化传播越广，其潜在的“软权力”就可能越大。文化的传播能力已经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决定性因素。文化软实力的对外传播有赖于信息的扩散和文化的广泛交流，只有当自己的文化与价值观念在国际社会广为流行并得到普遍认同时，本国的文化软实力才能真正得到提升。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是中华文化对外交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文化的认同程度，决定了对外文化软实力的影响力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