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责任人的问题

作者：伊丹万作

译：感恩而死

最近，我听说自由电影人联盟的那些人在指摘电影界的战争责任人，主张把他们开除，而提倡人中也有我的名字。具体那是在何时、以何种形式所发表的我还不清楚，不过已经有看过的人到我这儿来，询问我是否真是我的意见了。

于是，我想要借此机会，针对这一问题发表我真正的意见，表明立场。不过，实际上对我而言，近来没有比这更难懂的问题了，我越思考越想不明白。所以，我想就不发表意见了，而来谈谈这个问题，它究竟怎么的不明白。

很多人都说在这场战争里自己是受骗者。所有人都众口同声地说是被骗了。在我所认识的人中，却还没有一个人说是自己是欺骗者。从这里开始，我就已经有点不明白了。很多人可能都觉得欺骗者与受骗者的区别是很明确，很清楚的，但实际上那似乎是错误的观念。比方说，民间人士都觉得自己是被军队、官员欺骗了，而到军队、官员中，大家又会指向上面，说是被上面欺骗了。再往上呢，肯定会说是被更上面的欺骗的。结果，最后就只剩下一两个人了，但是无论如何，单凭这一两个人的智慧，是骗不了一亿个人的。

也就是说，骗人的人数，绝对要远远比我们一般想象的多得多。而且，并不能泾渭分明地把「骗人」的专家与「被骗」的专家区分开来，我觉得现在我们就是一个人在被别人骗了以后，接着又会马上去拉住另一个人去骗别人，这样的事情不断循环，没有止境。换言之，所有的日本人全都沉迷其中，在互相欺骗与被骗着吧。

这一点，只要你回想一下战争中基层行政的出现形式、新闻报道的愚蠢、广播的无聊荒谬、以及街道居委会、街坊居民小组、警防团、妇人会这些民间组织是如何热心且自发地协助欺骗方的，就能马上明白了。

举个例子，就算是在我们最切身的服装问题上，造成不绑着绑腿就出不了门这种可笑现象的，既不是政府也不是机关，倒不如说是国民自身。像我这样的病人，总算是可以一次也不用戴那种难看的战斗帽，但是我偶尔外出时，假如就戴着普通的帽子出门的话，立刻就会被人施以看到卖国贼似的憎恶眼光，这些人是谁？就是我亲爱的同胞们，这件事情我是永远也忘不了的。本来服装就是在实用的要求上与几分对美的要求所结合的东西，并非思想上的表现。可是我的同胞们，不知是不是错误地把服装作为唯一的思想表现了，要不然就是喜欢把它作为掩饰思想的最简单的伪装了吧。于是偶尔一看见把服装穿出其本来意义的人，他们就要横眉表示愤慨，抑或是通过横眉的表演，来加强自己的立场吧。

当你考虑至少在战争期间，是谁在最直接并且连续地压迫我们、欺负我们时，所有人的记忆中马上浮现出的就是附近小商人的脸、居民小组长、居委会长的脸、或是郊外农民们的脸、或是区政府、邮局、交通机关、配给机关等地方的小官吏和职员、或是学校的老师等等，这些我们在日常营生时就算讨厌也不得不接触的，所有身边的人。这究竟说明了什么呢？

不用说，这无非就是无计划的疯狂战争的必然结果，国民们被逼到了不相互欺压就无法活下去的状态。而我觉得，大家若承认我这见解的正确性的话，那么，同样在战争期间，几乎全部的国民不互相欺骗就活不下去的这一事实也无疑等于是被承认了。

但是，尽管如此，恐怕大家还是仍然坚信着只有自己没有骗人吧？

所以我想试着问问大家：「诸位在战争中，连一次都没有跟自己的孩子说过谎话吗？」就算是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那是谎话，恐怕也没有哪个父母敢断言说在战争中，一次也没有教过自己孩子错误的东西吧？

天真烂漫的孩子们是什么也不会说的，但是如果他们也有一双批判的眼睛的话，他们眼中所看到的社会上的大人们，所有人无疑都是战争责任人。

我觉得，如果我们真的用自己的良心，并且严肃思考一下的话，这不就是战争责任吗？

但是，这样的思考方式也会令人产生疑问，觉得在思考战争中欺骗者的范围时，是否会把实际的需要过于扩大。

所以，我先不解决这个疑问，而来考虑考虑，若是最少限度地估算一下欺骗者的范围，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

当然，这样算的话，那就是非常多数的人被极少数的人所欺骗了，但是因此而被骗的人们就真的没责任了吗？

所谓被骗，意思就是因歹人而遭受的损失、损害，但是自古以来绝对没有任何一本词典会说被骗者就是正确的。那些误以为只要说自己是被骗的，就可以摆脱一切责任，无条件地成为正义派的人，你们必须得重新好好检讨检讨了。

而且，我并不想停留在仅仅指摘被骗者未必都是正确的这一点上，我要进一步地主张「被骗本身就已经是一件坏事了」。

被骗当然亦是由于知识的不足，但另一半也是因为信念即意志的薄弱。我们自古以来就有「为无知而谢罪」这一说法。这很明显，无非就是把智慧的不足认定为罪的思想。换言之，被骗也是一桩罪，从来都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

当然，从纯理念上来说，智慧的问题就应该始终作为智慧的问题来看，不该往其中交叉进善恶的观念。但是，我可以说，要从纯理论的角度去分析作为有机生活体的人类的行动，这首先就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智慧的问题也在与人类的行动所结合的那一瞬间，综合了意志与感情，变化成了复杂的东西。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可以在「无知」这一智慧的现象中夹杂进善恶的批判。

此外，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就算欺骗者再多，如果没有任何人被欺骗到的话，那么像这次的战争就毫无疑问是无法成立的。

换言之，光有那些欺骗者的话，战争是不会发生的。既然没有欺骗者与受骗者同时参与，战争就不会发生，那么我只能认为，战争的责任当然（即使两者有轻重之差）也是双方都有的。

然后被骗者的罪，并不单单存在于被骗这一事实本身中，失去判断力、失去思考力、失去信念到那么容易被骗，如家畜般盲从地献出自己的一切，这种国民全体在文化上的孱弱、无意识、不反省、不负责任等等才是真正的恶。

这与过去的日本不借助外国的力量就无法独力打破封建与锁国制度的事实、甚至连个人的基本人权也没法靠自己的力量来获得的事实，其本质是完全一样的。

然后，这同时也是与容许支配者如此专横与压迫的国民的奴隶本性有着密切联系的。

那至少是对个人尊严的亵渎，是自我的放弃，是对人性的背叛。此外，也是缺乏嫉恶的精神，在道德上麻木不仁。进而是对国民大众，即被支配阶级全体的不忠。

我们现在政治上姑且是已经被解放了。但是如果把让奴隶状态延续至今的责任只由军队、警察、官僚来承担，而不认真反省容许他们猖狂横行的自己的罪责，那么恐怕日本的国民是永远不会有被解救的那一天的吧。

当我看到许多人沉溺于「我被骗了」这句话所带来的方便的效果，感觉从一切责任中解放出来了的那种极其不以为然的态度时，我不得不对日本国民的未来感到一丝暗淡的不安。

嘴上说着「被骗了」而不以为然的国民，恐怕今后也会屡屡被骗吧。不，即便是现在，也一定已经开始在被别的谎言欺骗了。

如果被骗了一次而不认真地自我反省，努力不被骗第二次，那人类是不会进步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追究战犯当然是重要的，但是现在的日本更需要的是，全体国民首先真正理解被骗的意义，并解剖、分析容易被骗的脆弱的自己，开始努力地彻底改造自己。

于是，像我这样性质的人，首先就会急迫地往自我反省的方面去思考，而对于追究欺骗方的责任，则未必会有同样的兴趣。

我这么说的话，也许有人会批评说，那可不是兴趣的问题。确实，那不是兴趣的问题，必然是更为迫切的、由不得你的政治问题。

但是，「那是政治问题」，这句话其本身就已经在表明某个界限了。

换言之，既然是政治问题，那么这个战争责任的问题，也得制订比较方便的某些标准，以此为分界，姑且在形式上加以区别，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也就是说，由于问题性质的关系，其在内容上的彻底解决，在一开始就被放弃了，剩下的仅是一种权宜之计。而权宜的解决，其最典型的做法，就是完全省去人类的判断，而只根据其人的地位与职能的判断方法。迄今为止所公布的许多开除公职者，几乎全部是以这种方法来决定的。当然，其好坏并不是问题。非但不是问题，或许这也是唯一实际的方法。

但是，如果那样的话，电影的场合也和这一样处理不就行了吗？而且在这个场合，欺负的和被欺负的人之间的区别实在是很明显。

不用说，欺负者就是监督官署，而被欺负者就是同业者们。我觉得没有比这更明显更清楚的标准了。

然而，就如一部分人所主张的，如今在同业者中间也一定要硬捏造些战争责任人出来给人看，那其标准怎么摆，以及究竟谁来裁定的问题，总之我是无论如何也搞不明白的。

比如，以我自己的情况为例，我没有写过任何一部与战争有关系的作品。但是，那并非是因为我拥有坚定的反战信念，只不过是碰巧生病，没有得到机会去抓住那种题材，以及其他各种偶然运气的结果。

当然，我本质上是个热心的和平主义者。但是，这种事情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好辩解的呢？战争开始后的我，一心只希望自己的国家打胜。甚至为此而愿意做任何事。我坚定地认为，国家战败的同时，我自己、我的家族会死绝。我相信我的好朋友们、亲戚们、邻里们、以及许多贫苦的同胞们也全都会一起死去。想嘲笑我死心眼的人，你们就嘲笑好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我，仅仅只凭因偶然机遇而没拍过一部战争片这个理由，为什么就有权利站在审判别人的一方呢？

那么，到底谁能来做这件事呢？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唯一能说的就是，只能靠觉得自己正合适的人站出来，除此之外也别无他法。

那么，抱着这种想法的我，为什么会出现在开除战犯运动的名单上呢？

为了对此作说明，我觉得有必要在顺序上，先讲明我跟自由电影人集团之间的关系。

去年的十二月二十八日，我收到了一封信。那是自由电影人集团的发起人某某为劝说我加入该联盟而送来的信，但是从其内容上来看，该联盟的目的除了「文化运动」这种含糊的字眼以外，根本没有任何具体的记述。

于是我对此，作出了大致如下意思的答复。

「以我现在的心境，对单纯的文化运动这种东西没什么兴趣。而且在来信中我也不知道文化运动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所以在明了之前，我是没办法积极表态赞成的。不过为方便起见，如果用鄙人的名字能派上什么用场的话，请尽管使用好了。但是，这种场合下，鄙人的参加只不过是形式上的而已。」

也就是说，鄙人与集团之间的关系，不过是上述信件的应酬罢了，但是就如我所写的内容，谁看了都很明白，鄙人确实是同意了集团对自己名字的使用。换言之，在这一点上，集团的所为是完全没有错的。如果说谁有过错的话，那无非是我自己的过错。

但是若说因此我就完全没有陈述不满的余地了吗，那倒也未必可以这么说。为什么呢，因为我对于使用我名字的许可，是以某某的信中所暗示的，该集团仅仅是单纯的文化事业团体这一预备知识为前提的。如果一开始就说明该团体的工作是如现在所知的尖锐的、政治性的实际运动的话，我就是再不在乎，也无论如何不会容许那么随便地使用我的名字的。

此外，作为我来说，现在有一点不满就是，关于是否赞成这样的实际运动，他们事先没有来获得过我的任何许可。

但是，事到如今再来吵闹也似乎有点不识趣。因为既然错按下了最初的按钮，那么直到最后的按钮为止全盘错误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总而言之，这件事对我而言是一个有益的教训。本来，我的理想就是作为一个艺术家而不从属于任何一个团体。（为了维持生活而依附的，以及维护生活权利的工会则另当别论）。

那也是由于我自己意志薄弱，才会在不知不觉中，糊里糊涂地再三违禁，而陷入后悔的窘境。而这次的事情，也不过是这种不断重复的其中之一罢了，但是，拜其所赐，我终于得以下定决心，再不犯下同样的错误。

附记：最近，我给联盟的某某寄去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前略。鄙人前阵子在收到加入自由电影人集团的邀请时，曾经同意了在形式上使用鄙人的名字。但是，那只是因为您的内容中，只记述了自由电影人联盟的目的是单纯的文化运动，如果知道是最近所听说的那种尖锐的实际运动的话，那我想，鄙人是会有别的答复的。

尤其是牵涉到战犯的指摘、开除这些具体的问题时，私以为不管团体的立场如何，也必须要认可每一个个人思考与判断的余地。

而鄙人也有自己个人的心境与见解，不喜欢被别人冒犯。因此，您在这种问题上未事先确认鄙人的意愿就使用名字，鄙人对此深表遗憾。

但是，如果集团做的事情都是如此的话，这样的问题恐怕今后也会层出不穷，很明显，到时候无论如何也不能指望你们每次都来联系沟通意见，所以借此机会，再次请求将鄙人的名字从集团中除名。

毕竟，鄙人只是一个几乎每天都静卧着的病人，联名第一线的运动这件事情本身就已经很可笑了。同时，这与疗养的目的也相去甚远。

那么，除名的事情就恳请您一定给办了。草草顿首。」（四月二十八日）

（《映画春秋》创刊号・昭和二十一年八月）

底本：《新装版　伊丹万作全集1》筑摩书房

　　　1961（昭和36）年7月10日初版发行

　　　1982（昭和57）年5月25日3版发行

初出：《映画春秋　创刊号》

　　　1946（昭和21）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