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电影与川喜多长政
作者：清水晶
译：感恩而死
本文原文刊载于岩波书店于1986年出版的《战争与日本电影》（『「講座」日本映画――[4]戦争と日本映画』）一书，P272～P289。
川喜多长政（在中华电影上海总公司）
欢迎永田雅一（大映社长）访问的中华电影员工。前排左起不破祐俊（原情报局课长）、川喜多长政、隔3人后为永田雅一（1944）
单说「中华电影」的话，现在的人也许不知道。它正式的称呼是「中华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翻译成日语，就是「中华映画株式会社」。
这个中华电影总是被拿来与满映（满洲映画协会）作对比。就如谈论满映即是谈论理事长甘粕正彦一样，谈论中华电影，即是在谈论副董事长（副社长）川喜多长政（董事长是汪精卫政府的外交部长褚民谊，但只不过是个名誉挂职罢了）。并且，就如身为宪兵大尉，在关东大地震最混乱的时期杀害无政府主义者的甘粕正彦与年轻时就在中国、德国留过学的川喜多长政两人在思想上完全对立一样，满映与中华电影的做法也是对比鲜明的。
中华电影设立的第一步，始于一九三九（昭和十四）年三月，中支那派遣军参谋部第四课课长高桥坦大佐造访了因进口欧洲电影而广为人知的东和商事合资会社社长川喜多长政位于东京麻布的私邸。当时是日中战争[1]的第三年，战线进入内地，呈现出不知何时会结束的持久战的状况，而日军所企图的主要地区的占领则已告一段落，其重建以及文化工作开始成为课题。
这次来访的用意是传达由日满华共同出资成立新公司的计划，该公司旨在以上海、南京为中心的华中一带日军占领地区进行电影复兴工作，同时他邀请川喜多就任日方代表。之所以会选中川喜多，是因为接受当地驻军委托的内阁情报部与电影业界的大佬们商量人选时，整个业界一致推荐国际交涉经验丰富，又能熟练说中文的川喜多。
我不知道当时高桥大佐对于川喜多的出身究竟所知多少，不过川喜多与中国的渊源则要追溯到他的幼年时代了。川喜多的父亲川喜多大治郎以陆军炮兵大尉的身份从军参加了日俄战争，在日俄战争结束后第二年的一九〇六（明治三十九）年，清国为了军队的现代化而招募日本军官担任保定军官学校教官，他率先申请，举家赴任。当时川喜多三岁。仅过了半年多，家里人就都回国了，但川喜多大治郎大尉在保定的任期结束后，还是单身住在北京。
左起祖母政、长政（三岁）、父大治郎、母kou、兄大学（1906年摄影）
就在那之后不久，东京的家中就收到了他死去的噩耗。年幼的长政仅仅只从母亲口中得知了父亲的死讯，对于其背后所隐藏的内情并不知晓。长政后来去北京大学求学，那时候关于父亲之死他就已心存疑惑了。他真正了解真相是在一九三三（昭和八）年，在一篇记述中国空军长官丁锦经历的文章中看到了父亲的名字，因此去造访丁锦，并详细询问了关于自己父亲的事情。
由此他得知，单身留在北京的川喜多大治郎与当时贵为军机处大臣，有权有势的袁世凯订下盟约，入了中国籍，负责教导为强化清国军队而选拔出的十名精英军官。这件事情触犯到了希望削弱清国的日本军部的忌讳，于是在一九〇八（明治四十一）年八月，他被身穿中国服装的日本宪兵强行带走，两三天后就传出了死讯。
丁锦特地为远道来访的长政召集了住在北京的大治郎的学生们，并张罗了盛大的宴会。如今这些学生们个个都是响当当的将军。众人异口同声地称赞大治郎卓越的见识以及跨越国界的友好与热情，对长政茁壮成人并投身于国际性的事业也予以祝福。
这件事情毫无疑问对后来长政在中国的活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通过父亲而产生这么深渊源的中国，对川喜多长政而言可以说是第二故乡了，日中两国交战这件事情本身，就让他心如刀割。
在这种情况下，又来了这样的请求。川喜多为此伤透脑筋，最后终于答应了。对此，川喜多自己如下说道：
「我起初并不想接受这份工作。因为我很清楚，军方对中国的方针和我的想法有着很大的出入。但是，如果我不去的话，就会有另一个人代我去。如果那个人对于日中关系毫无信念与理解，只是按照一部分军人的想法来行动的话，一定会导致极大的失败。于是我试着提出了接受的条件。如果军方不随意插手，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放任我按自己的想法来经营公司的话，我去也无妨。」（一九八〇年四月，《日本经济新闻》连载之川喜多长政《我的履历书》第二十一回）
川喜多就这样兼任着东和商事社长的身份，为成立新公司而前往了上海，六月二十七日早早在南京召开了中华电影的创立大会，七月一日起就在上海的总公司开始了业务。
在这里，我必须要先说明一下被复杂的国际关系渲染上五光十色的当时上海的地理状况。
当时的上海略图
位于注入长江的黄浦江左岸的上海是一座国际化大都市，作为中国最大的都市，当时人口已超过400万，其中心地区已被公共租界与法租界所占据。而公共租界又如图所示，以注入黄浦江的苏州河为界，被分为了北侧的日本军警备区域与南侧的英美军警备区域。连结两地的几座桥中，最下游濒临黄浦江的桥是有名的外白渡桥。法租界与英美军警备区域的南边毗连。
日本海军陆战队的总部自然是在苏州河北侧了。日中战争的战火波及到了上海，一九三七（昭和十二）年八月，日本的海军陆战队与超过10倍的中国军队展开激战，是在日本军警备区域被叫做虹口的一带以及与其西北毗连的闸北，在其后方是中国政府直辖的被叫做上海特别市的区域，那里是中国军队强有力的基地。被紧急派遣来的日本陆军部队在其更北方，即黄浦江注入长江的河口附近的吴淞登陆，从侧面进攻中国军队，以解救海军陆战队的危急。但即便是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苏州河对岸的英美军警备区域与法租界作为日中两军无法染指的国际中立之「圣域」，依然在旅馆与百货商场屋顶上拿着望远镜，对河对岸的殊死战斗「作壁上观」。
上海的战斗历时两个月都未结束，日军于是派遣增援部队在遥远南方的杭州湾北岸登陆，从南方进攻。这项奇袭作战使得日军用三个月控制了上海，但那也只是扫灭中国军队，占领了公共租界的英美军警备区域与法租界的外围而已，国际上中立的「圣域」依然毫无影响。
到第三年中华电影成立时，在激战中化为废墟的虹口与闸北充满了复兴的气象，在住的日本人日渐增多，而日系公司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不过大部分都集中在苏州河北侧。那里连江户式的寿司、荞麦面都有，即使说日语也没有任何不便。然而，只要跨过海军陆战队荷枪实弹设置岗哨的外白渡桥或其他桥，踏入苏州河的南侧，尽管在行政组织上同样是公共租界，但在英美军队的警戒下，日式的东西仿佛被抹去般地完全消失了，并被染上了如欧美那样华丽的国际色彩。再往南，则毗连着优美的法租界。撇开正式称呼，接下来为了便于理解，我就把苏州河北侧称为日本租界，南侧称为英美租界。
顺便提一下，虽然这英美租界与法租界在军事上属于中立的「圣域」，似乎战争之类的完全于己无关，但住在那里的多数中国人出于民族意识而对日军的侵略心怀憎恶，又有支持重庆蒋介石政权的英美的庇护，于是利用日军干涉不及而公然开展反日活动，被称作「没有武器的抗日孤岛」。
上海一直以来都被叫作中国的好莱坞，制作着80%以上的中国电影。除此之外，在广州也有制作面向华南以及东南亚的粤语电影，但那从中国全境来看的话，完全是地方性的存在。战前连北京都几乎全无电影制作，何况是像满洲那样，在满映开始独立制作电影之前，可以说根本就是块不毛之地。
日中战争开始后，上海的电影人中，有呼吁彻底抗战而随蒋介石政权转移至重庆的，也有前往抗日旗帜鲜明的英治香港的，但大部分电影人都留在了上海，继续制作电影。而且其摄影所[2]也全部都在英美租界与法租界，即「抗日孤岛」内，在那里所制作的电影，除了以与战火无缘的「孤岛」为最大的市场之外，撇开周边的日军占领地区，在非占领地区一带以及香港等地也都有上映。
新成立的中华电影的使命如我在开篇时所述，是在以上海、南京为中心的华中一带日军占领地区内复兴电影。遭到战火破坏的日军占领地区内，一直以来都只有满映的办事处在区区十一家特约馆里为日军将士以及在住日本人发行满洲已上映过的日本电影，但从来没有考虑过针对中国民众的电影放映。
中华电影首先做的是努力为生活在已荒废的日军占领地区的中国民众重修电影院。因为有汪精卫政府与日本兴亚院的补助金，重修的资金不成问题，但问题是在那里放什么电影。
在就此论述之前，有必要先考虑一个情况，那就是中华电影的总公司被安置在苏州河南侧「抗日孤岛」的一个角落里，即英美租界里的江西路170号汉弥尔登大厦内。除去在战前就拥有悠久传统的三井洋行（三井物产支店）等以外，战时所成立的日本公司大多都集中在前面所说的苏州河北侧的日本租界内，更何况像中华电影这样一家由日本军队主持成立的国策公司，会把总公司设在苏州河南侧的英美租界内，实在是例外中的例外。在这一点上，川喜多长政自也有他的如意算盘。
关于在日军占领地区内为中国民众上映的电影，川喜多早已有了构想。他也非常明白，那会与日军所设想的「公式」大相径庭。根据川喜多的想法，中国民众最喜欢的电影，既不是迄今都没好好看过，连语言都不懂的日本电影，也不是像满映所尝试的那种由根本不懂当地风俗的日本导演，用速成的演员所制作的生硬的合作电影。一定是在被誉为中国好莱坞的上海的「抗日孤岛」内，由知名电影人所制作的纯粹地道的中国电影。所以他想要将在日军无法染指的「抗日孤岛」内制作的电影，原封不动地也在日军占领地区内上映。
川喜多在提起居住在日军占领地区的中国民众时，总不忘了加上一句「出于无奈而不得不住在这里」。并且他总是说，日本人爱把中国人分成亲日派、抗日派之类的，实在没有比这更无意义的事了。他公然宣扬道，会讲日语、受雇于日本人的公司、与日本人保持亲密关系在生活上比较有利，持有这一立场的人乍一看似乎只是亲日派，但既然是中国人，10个人中10个人都是希望早日从日本的占领下解放的，这一点决不可忘记。在这样的理念下，向「出于无奈而不得不住在」日军占领地区的中国民众供应与非占领地区一样的电影，在电影方面，中国民众不分占领地区与非占领地区，共同享受同样的乐趣，这才是掌握民心的最有效的途径，而对于新生的中华电影来说，也是消除中国电影人戒心的最好的方法，对此，川喜多一直深信不疑。也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华电影的总公司必须不设在日军荷枪实弹的日本租界，而设在「抗日孤岛」内。
基于这项方针，川喜多首先就注意到了当年从一月开始连映三个月，创下空前记录的《木兰从军》（卜万苍导演，陈云裳、梅熹主演），通过这部作品，他开始暗中与坐拥上海电影界制片人头把交椅的张善琨进行交涉。
当时是多数日本人都把对中国的军事侵略视为理所当然的时代。张善琨对初次见面的川喜多心怀戒备也是自不待言的。若与日本人接触的话，根据事情的发展，张自己可能会被重庆方面的地下组织视为「汉奸（卖国贼）」而「抹杀」。所以这件事情必须比较谨慎，并且秘密地进行。川喜多这边，也不需要翻译。
川喜多极力劝说道，住在日军占领地区的民众也都一样是中国同胞，将「抗日孤岛」内自主制作的电影也在占领地区上映，这不也正是中国方面所希望的吗？同时他保证，电影的费用提前预付，胶片以及其他器材也由日本供应。这对中方的电影制作人员而言有百利而无一害。完全看不到半点他们当初听闻中华电影成立时所担忧的对于电影制作本身的干涉与统制。
于张善琨而言，他应该也明白川喜多是对中国抱有很深的理解与热爱，是日本人中罕见的「鸽派」吧。
根据公孙鲁《中国电影史话》（第二集）中的记述，张善琨「与重庆方面的工作者（『抗日孤岛』的地下组织）商议后，接受上级指示」，答应了川喜多的提议。所谓「上级的指示」，估计就意味着重庆政府的批准吧。
《木兰从军》，中央为陈云裳
就这样，《木兰从军》作为中华电影发行的第一部中国电影，于七月十七日在南京中华大戏院特别公映了。
这部名为《木兰从军》的电影，讲述了唐朝的古时候，遭受匈奴侵略之时，所有的年轻人都被赶上了战场，连木兰的父亲都要应征入伍，平日里勤练武艺的木兰于是着男装代替年老的父亲从军上阵，并成功地击破了敌人的大军。是一个圣女贞德式的故事。这部电影之所以能够在「抗日孤岛」创下空前的卖座记录，除有主演陈云裳的魅力之外，把匈奴的侵略比作日本的侵略，民众通过将其击破来发泄胸中郁愤，这毫无疑问也是非常大的因素。虽然在这层意义上，可以将其称为一种「借古讽今」的抗日电影，但它的内容并不是新创造的，而是古来有名的传说「花木兰」的电影化，最后则是脱下男装回归女儿身的木兰与同僚的青年军人喜结良缘的宝冢[3]式的美满结局。而日军的审查也在经过讨论后，得出了「与其说是抗日电影，倒不如说是爱国电影」的看法，最后得以顺利上映。
张善琨所主持的新华公司作品决定由中华电影来向日军占领地区发行后，艺华、国华这些大公司也跟着做了。
但是，对于中华电影只向日军占领地区发行在「抗日孤岛」内制作的电影，而完全无意于剧情片自主制作的做法，日本的军部非常不满。日军认为既然中华电影成立了，那么将日中战争合理化、讴歌日中提携合作的必要与前途、制作发行视抗日为恶梦的电影才是中华电影的使命。他们强行要求实行这种形式主义的想法。
然而，川喜多对此的回答始终如一。即使中华电影踏足自主制作，也完全没可能得到知名导演与演员的协助。因为不管有再多钱，他们都害怕因协助日本策划的电影而背上「汉奸」的污名以及恐怖活动的危险。能够从「抗日孤岛」中挖得到的，不外都是些抱怨不得志的三流以下的货色，即便用那些人来制作了强行植入日本一厢情愿的意识形态的电影，群众也不会赏脸的。但是，在日本电影人的指导下重新培养中国演员等等的做法是如何的自以为是与没有效果，这一点，通过满映用日本导演与满人速成演员所制作的华语电影不受欢迎也已经得以证明了。满洲因为原本在电影制作上是块不毛之地，所以满映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但上海这边，利用了日本无法直接染指之便，被唤作中国好莱坞的「抗日孤岛」近在眼前，除去出走重庆与香港的一部分人之外，支撑着中国电影的多数导演与明星依然健在。避免刺激这些人，维系与「抗日孤岛」的关系不变才是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日本如果冒失地横加压力与干涉，那反而会导致偷鸡不成蚀把米。这是川喜多始终贯彻的主张。
但是，中华电影也不是完全没有电影制作部门的。他们在日中两军激战过的闸北天通庵路429号修建了摄影所。不过，在这里所制作的仅仅只是新闻电影（每月发行两次的《世界电影新闻》）和文化电影。其中的新闻电影，也只是将日本那边送过来的《日本NEWS》加上若干当地素材并录音、剪辑成中文版，与其说这里是摄影所，倒不如说是录音棚以及剪辑、影像的实验室更确切些。而且，在剪辑上，《日本NEWS》中所有日军与中国军队交战的场面也因为考虑到中国人的心情而全都被删除了。这片曾经激战过的土地已经化为了废墟，占地相当大，超过二万平方米，而相对于具备录音棚与实验室机能的总公司厂房的2000平方米建筑总面积，有声片摄影棚只有区区320平方米的一栋而已。
在这里制作的剧情片自始自终只有一部，就是与东宝合作的《上海之月》[4]（成濑巳喜男导演，山田五十铃、大日方传主演，1941年）。那部电影实际上也只不过是为东宝所策划的面向内地[5]的作品在当地拍摄提供了摄影棚罢了。「抗日孤岛」的电影人中，没有一个人踏进过这座中华电影摄影所的大门，而在这里，以中国人为对象的剧情片连一个镜头都没有拍摄过。
中华电影还有另外一个使命。就是为屯驻在占领地区的日军将士以及日渐增多的在住日本人提供日本电影。这因为只是将内地送来的东西原封不动地上映，所以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但像那样上映日本电影的影院，中国人是决不会驻足的。只要有哪怕一个中国人入场，都会被怀疑是恐怖分子而遭受严格的身体检查。正因为是这样一种状态，所以中华电影所企图的日军占领地区内以中国人为对象的电影工作，与为日本将士以及在住日本人放映日本电影这件事，是互相平行不相交的中华电影的两张「面孔」。
不管怎么说，本是在日军主持下成立，由日满华共同出资的公司，中华电影却给足中国人面子，把剧情片的制作完全交给「抗日孤岛」内的中国电影人，非但如此，还供应他们贵重的胶片，而拍出来的电影却净是些日华提携的理想之类事不关己似的东西，反映日本国策之类的却完全没有。在那个日本人一亿「全鹰派」的时代，这种做法终于还是引发问题了。
一九四一（昭和十六）年五月，川喜多接到南京的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传唤，被强迫要求改变中华电影的运营方针。川喜多约定会考虑并离开后，便马上飞往了东京。看清了在南京再怎么抗辩也没用的川喜多，直接向中央的有关方面申诉了军方违反当初不插手经营方针之约定的情况。军方是会按照约定今后也全盘委任，还是会违反约定，川喜多的去留决定于这两者之一。
在东京把能申诉的都申诉了以后，他便回了上海，而在这短短的几天内，事态的发展却完全出乎意料。察觉到川喜多可能会辞去中华电影工作的张善琨等「抗日孤岛」一众中国电影人，向南京的汪精卫政府提出，如果那样的话，他们将集体迁往重庆。这当然也传达到了派遣军的总司令部。毫无疑问，军方这才清楚地意识到了川喜多所说的「日军如果冒失地横加干涉，那反而会导致偷鸡不成蚀把米」并非虚言。
后来，川喜多曾感慨地对我说道：「那时我真是太开心了。」然而，川喜多的人身也绝对没有因此而变得安全。开始有传闻说，驱逐川喜多失败的「黑幕」要暗杀他。由满映、类似其分身的华北电影、加上中华电影这三家公司所组成的大陆映画联络会议在新京（现在的长春）、北京、上海三地轮流召开，而每次召开时，川喜多的「鸽派哲学」都遭到鹰派总帅甘粕正彦与其追随者们的批判与谩骂，在新京与北京对他而言简直就像「身在敌地」。
在此期间，川喜多不仅把中华电影的地位，甚至是肉体的生命都当作了赌注。
一九四一（昭和十六）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对英美宣战，日军于上午十点全面开过外白渡桥等横跨苏州河的桥，兵不血刃地进驻了英美军队警备下的公共租界（略称英美租界），贝当[6]政权治下的法租界也表明协助日军，「抗日孤岛」在一天之内消失了。
当时所谓「大东亚战争」首战的赫赫战果，更加推动了日本人的一亿「全鹰派」。日军占领英美租界，接收了英美的权益，这既是对迄今为止无法染指的「抗日孤岛」的一种反弹，也理所当然地催生了加快日本在这里确立支配权的潮流。
「抗日孤岛」（往下只单称为租界）内当时的电影制作同业者，以新华、国华、艺华三家大公司为首，大小合计共十一家，它们所制作的中国电影的最大市场，租界的电影院如今已全部归入了中华电影旗下。所有日本人都觉得这样一来，中华电影当然也该吞并其制作机构，自己掌握制作的主导权。
然而，川喜多即便是到了这样的时期，也不愿去改变「中国人的、由中国人制作的、面向中国人的电影」这一一直以来的方针。虽然租界的各个摄影所在中华电影一元化的发行机构下，为日程的调整与胶片供应的合理化而被统一成了一家公司，但这个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略称中联）虽接受中华电影出资，却是与中华电影彻底没关系的另一个系统，董事长是汪精卫政府的宣传部长林柏生，副董事长是川喜多长政，总经理是张善琨，除川喜多以外，领导与职员中一个日本人也没有。
一直以来的摄影所改名为了这个新生的中联的摄影所，在一九四二（昭和十七）年四月十日的创立总会后，四月十二日又举行了盛大的摄影所开张典礼，而随之进入拍摄的以《蝴蝶夫人》[7]为首的一系列作品，无论哪一部中都看不到任何一丝顺应租界占领新局势的日本国策，仍是中方自由策划的一如既往的中国电影。
虽然上海的「政治地图」被重新改画了，但中国人的「真意」并没有随之改变。日军是进驻了租界，但这也并不能避免协助侵略者日本的「汉奸」污名以及重庆方面的恐怖活动的危险。如果日本在这里仗着新局势而对作品主题横加干涉的话，中国的电影人将会转去重庆，这种忧虑依然是存在的。
中联第1作《蝴蝶夫人》，左陈燕燕，右刘琼
这里为了明确起见，我将中华电影与中华联合制片的关系归纳如下（范围限于华中、华南，华北处于满映所统治的华北电影的支配下）。
中华电影（略称中影）：
一、汪精卫政府治下（换言之就是日军占领地区）的电影的垄断发行
二、新闻电影（中文版）的制作
三、文化电影（面向内地的日语版以及当地用的中文版）的制作
四、巡回放映的运营
中华联合制片（略称中联）：
一、中国剧情片的垄断制作
中华电影的发行明确地被分为如前所述的从内地送来的，供在住日本人以及日军将士观看的日本电影，以及供给中国民众的中联制作的中国电影这两部分。日本电影的发行自然是由日本人社员来担当，而新闻电影与文化电影的制作，也由于中国没有像日本那样的传统与经验，所以日本人占主导的立场。巡回放映在原则上是带着慰问日军将士的日本电影与供给中国民众的中国电影两套节目走的，但由于要遵从日军报道部指示的日程，运输、住宿等多是依赖于当地日军部队，所以班长必须是日本人。
像这样，中华电影在业务的性质上，不但需要相当数量的日本人社员，也有着与军方密不可分的一面。川喜多意识到了中华电影的这样一种性质会令中国电影人的立场变得困难，于是将剧情片的制作机构设为了除自己以外日本人完全不干预的另一个系统。
尽管日军进驻租界，「抗日孤岛」消失了，但中国电影界的基本姿态并没有改变，不过，有一个全新的尝试开始了。
日本电影一直以来都是在苏州河北侧以在住日本人与日军将士为对象上映的，而一河之隔的租界内连一部都没有上映过。「抗日孤岛」消失后的第二天，中华电影制作的新闻电影《日军进驻公共租界》（世界电影新闻号外）就在租界的主要电影院内上映了，这是「日本人制作的」电影首次进入租界。
紧接着，《暖流》[8]（吉村公三郎导演）、《南海的花束》[9]（阿部丰导演）这些日本电影就在租界的一流外国电影院上映了。我前面说过，苏州河北侧上映日本电影的影院，中国人是绝对没有一个人会进去的，所以这些电影对于多数中国人来说，是第一次看到的日本电影。
一九四三（昭和十八）年一月九日，汪精卫政府向英美宣战，并开始了租界的行政权回收。日军进驻以后，因国际都市上海的特殊性而迄今为止都被允许放映的美国电影与英国电影也被禁止了。作为替代，中国电影进入了一直以来的外国电影院，同时，以往美国电影的根据地大华（ROXY）大戏院也被作为日本电影的专门影院，将过去这几年来试验性的日本电影的租界上映常设化了。因为他们认为，即使极力避免对中国民众灌输日本主导的「八纮一宇」[10]、「大东亚共荣圈」之类的意识形态，但另一方面，通过日本电影来让中国人习惯日本人的生活与想法，却是今后大大必要的。
上海租界的日本电影常设馆，大华（ROXY）大戏院（1943）
在这种情况下，川喜多特别严加警惕的，就是描写日军与中国军队战斗的，以及对中国人有侮辱性描写的影片的上映。因此，《上海陆战队》[11]、《燃烧的天空》[12]、《西住战车长传》[13]、《将军、参谋与士兵》[14]等虽是入选十佳[15]的力作，也没有在租界上映。
在此前后，将满映的招牌明星李香兰（山口淑子）迎来上海，与这里的当红明星陈云裳、袁美云共同演出而构成「孤岛」时代完全无法想象的「梦幻组合」，由中华电影、中联、满映合作的影片《万世流芳》也在有条不紊地制作着。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直接将其联想成以日满华善邻友好为主题的作品。一九四二年这一年，恰好是鸦片战争最终中国输给英国，被强迫签订屈辱的南京条约而失去香港后的第100年。这部与此有关的影片，从其最初预定的片名是《鸦片战争》就可以知道，是一部描写坚决禁烟的林则徐半生的作品。诚然，在制作资金方面是三家公司合作的关系，但在工作人员与演员方面，满映那边只有李香兰一个人出演，林则徐的角色由从重庆回到上海的高占非出演，导演则由卜万苍、朱石麟、马徐维邦这几个当时上海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共同担当，实际上完全是中联的作品。
《万世流芳》，左陈云裳，右李香兰
故事的中心始终是高占非饰演的林则徐，陈云裳则是其贞淑的妻子，陈云裳在片中展现了被林拒绝，努力研制防止鸦片危害的药品，最后换上男装奋起抵抗英国的这种「木兰从军」式的活跃表演。与之相配合的李香兰饰演的则是在鸦片窟内借唱歌来宣传鸦片危害的人气卖糖女这样一个可以算是外传故事女主人公的角色。除演员外，在剧本以及导演上也都为了充分发挥各自的特色而花费了相当多的功夫，是一部两小时四十分钟的大制作。片名的《万世流芳》，是指无惧英国，为消灭鸦片而战斗的林则徐的英明决断会永远散发芳香的意思。在汪精卫政府亦向英美宣战了的现在，保护中国不因欧美的侵略而半殖民地化成为了日华提携合作的最大借口，但中国民众的「本意」，恐怕是在谴责欧美的侵略之前先要谴责日本的侵略吧。
随着汪精卫政府的参战，日本率先断然实行的租界归还以及治外法权撤销，在当时被称为对华新政策。这些都是意图排除占领下的傀儡政权这一汪政府的印象、让汪政府与国民政府之名相符、强化其民族自主政权的「场面话」。这个对华新政策，自然也波及到了中华电影。以一九四二（昭和十七）年四月中华联合制片成立以来的第四十五部作品《万世流芳》作为终结，中华电影与中华联合制片合并了，再加上上海主要中国电影院的企业联合体上海影院公司，于一九四三（昭和十八）年五月十二日，创立了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公司（略称华影）。这与一般被认为的，中华电影吸收合并其姐妹公司以及相关同业者后，加上了「联合」二字在本质上是不同的。这样一来，华影将华中、华南的汪政权治下的电影制作与发行完全一体化了，同时上海的主要电影院也归入其直营下，其资金远超合并的三家公司的总资金，有五千万元，出资比率也改为了中国方面60%，日本方面25.5%，满洲国方面14.5%。董事长是国民政府（汪精卫政府）宣传部长林柏生，副董事长是川喜多长政，此外，名誉董事长一职由国民政府立法院长陈公博、财政部长兼警政部长周佛海、外交部长褚民谊这几位要人联名担任，国民政府宣传部驻沪办事处长冯杰则新就任总经理，张善琨与川喜多的心腹石川俊重同为副经理。在公司章程中，也明确记载了接受国民政府的指挥与监督，各部门的干部中，均有国民政府宣传部相关人员新加入。
在职员人数上，也是来自中华电影、中华联合制片、上海影院公司这三家公司的人员总数多达3000名，但其中日本人只有从中华电影交接过来的约300名，仅占了全体的区区一成。同时，各部门的主管大部分都由中国人占据，彻底扫除了如以前的中华电影那样，正位上的中国人只是名义上的存在，而副位的日本人才是实际负责人的状况，在各方面，中方的自主独立意识都变得更强了。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仍旧是负责人的，仅仅只有更名为文化制片厂的旧中华电影摄影所的新闻电影·文化电影制作部门、巡回放映、以及新设立的国际合作处。除此之外，也只有中国人担任部长的宣传、发行、上映各部门中与日本电影上映有关的科的主管是日本人而已。
事情发展至此，可以说作为日军占领政策产物的中华电影的任务就暂告结束了。
根据我迄今为止的叙述就知道，中联所制作的从《蝴蝶夫人》到《万世流芳》的四十五部作品，每一部都是全无日本干涉的中方自主制作的影片。这种情况，在华影创立后当然也没有改变。但是，战后所书写的中国电影史，却把中联、华影的所有作品都作为「奴隶电影」而无视了。
既然「孤岛」消失了，那么满洲事变[16]以来「抗日孤岛」内激昂高涨的抗战意识当然也就已经不敢再期望了。但即使如此，我在中联、华影的作品中也想不出任何一部哪怕有一点认可日本之中国侵略的要素，或是有迎合日本国策内容的名副其实的「奴隶电影」。
有一部于一九四二（昭和十七）年的双十节（中华民国的建国纪念日，十月十日），在主要电影院内一齐上映的名为《博爱》的作品。这是一部由全体导演各自拍摄一个以「博爱」为主题的小故事，全体演员出演其中之一的全明星阵容的集锦电影，因其策划的新颖而创下了卖座记录。既然全篇都以这「博爱」为主题，那它与日华亲善是相通的，如果非要这么说也罢，但是完全没有任何具体暗示日本的地方。
不妨将中联和华影的作品全部称之为「逃避电影」[17]，净是些完全脱离日军占领下这一现实、故事的时间地点也不知道、既无害也无益的通俗爱情片。但是在其背后，也嵌入着许多日本人无法意识到的讽刺与抗日意识。
岳枫导演的《生死劫》是华影成立之后的作品了，片中，为干旱所苦的农民们大喊「雨！雨！」。「雨」的中文发音是「YU」。中国的主要城市都有类似于略称的别名。在日本也有如洛北、上洛等词所示的，将京都称之为「洛」，与之同样，上海叫做「沪」，北京叫做「燕」。蒋介石政府所在的重庆是「渝」，其发音与「雨」同为「YU」。也就是说，「雨！雨！」的呼喊声，是意为「重庆的蒋介石军，快来吧！」的隐语。正在这时，突然一阵雷鸣，人们惊恐地以为「是战争」而骚动不已时，瓢泼大雨下了起来，农民们发出欢呼声。不用说，这暗示了人民因蒋介石军的反攻而得到了拯救。但是，这种「背后的意思」，出席一九八三（昭和五十八）年香港电影节的佐藤忠男曾直接从该片导演岳枫口中听说而得以明确，而我在影片公映当时的上海看时，却完全没有意识到。代替翻译向我说明各个要点的日本人似乎也没有想到这种程度。毫无疑问，与之类似的讽刺与反抗在其他看似是毫无意义的逃避电影中也存在着许多。只有川喜多似乎是非常清楚的，但他并没有加以责难。关于这一点，佐藤忠男如下写道：
「岳枫说，川喜多长政是个了不起的人。他对中国人说，中国人反日是理所当然的，不反日才显得奇怪。据说对于作品的内容，他也完全不加干涉。关于这一点，我常听日本的中华电影有关人员说起，但这次是从中国人自己口中听到，让我觉得来香港是有意义的。」（《电影旬报》一九八三年六月下旬号）
虽然从华影成立到战争结束这两年多的时间里共生产了八十部左右的电影，但完全没有任何讴歌日华提携、日中亲善的内容，除了其中出现日本人的区区两部作品为例外。
这两部例外之一，是一九四三（昭和十八）年春夏期间在上海、南京等华中各地巡演兼慰问日军的东宝歌舞团（旧称日剧歌舞队）特别出演的《万紫千红》。虽说上海并不缺少小有魅力的歌手或舞者，但像东宝歌舞团那样聚集了精挑细选的少女的舞蹈团还是很罕见的，由于各地的公演都获得了超出预料的好评，便在中方的要求下，匆匆将其付诸实现了。这部电影与日本人占据的国际合作处没有关系，以一手培养起中国歌舞片的导演方沛霖为首，工作人员全部是中国人。影片主演是年轻明星中最红的李丽华，故事讲述了由她所饰演的喜欢唱歌的少女憧憬从日本来的舞蹈团，并如愿以偿，成功举办了舞蹈团特别出演的募集孤儿院设立基金的慈善演出，使孤儿们得到救助。如果将李丽华的角色换成狄安娜·窦萍[18]，将孤儿们换成失业乐手，舞蹈团置换成斯托科夫斯基[19]与费城管弦乐团的话，完全就是美国电影《丹凤还阳》[20]，在票房上也大获成功。
《万紫千红》，左福本泰子，右李丽华
另一部例外，是华影的国际合作处与大映的合作，这才算得上真正合拍片的《狼火は上海に揚る》（中国片名《春江遗恨》）。这个国际合作处，是为了应对日本内地不断送来的合拍片计划，而于华影成立后全新设立的部门，由从松竹京都摄影所企划部长转任中华电影摄影所（所制作的只有新闻电影与文化电影）所长的浑大防五郎出任处长，副处长是从东和商事宣传部长调至中华电影企划部的筈见恒夫，下面还有电影评论家出身，从当地的陆军报道部退伍后进入华影的辻久一，汇集了日本电影界有头有脸的实力人物。
与日本合拍片的事情，最早先有东宝提出过，导演是衣笠贞之助，接着松竹那边也有意，导演则是沟口健二。两位导演都想要描写卷入日中战争的中国的真实情况，并在大致的构想下，各自带着编剧以及其他人员去当地进行了调查，可是一旦他们接触到了现实，又与他们所想象的相去甚远，再加上当地残酷状况的阻碍，结果连个故事都没写成，就不了了之了。
与之相反，大映那边带过来的企划《春江遗恨》，题材是取自历史，内容讲述了一八六二（文久二）年，乘坐幕府交易船来到上海的高山晋作、五代才助（友厚）、中弁天仓之助等人，正在担忧以租界这种事物的存在所象征的中国殖民地化时，结识了以打倒腐败清廷为目标的「太平天国」志士沈翼周，彼此肝胆相照，英国对太平军的鸦片禁令实施报复也让他们明白了其侵略的野心，于是发誓有朝一日必将英美驱逐出东亚。合拍片无论在什么时候，按惯例都会由于风俗习惯的不同而在剧本上就先起争执，但这部《春江遗恨》，由于避开了日中战争的现实，所以中方对于八寻不二的剧本并没有提出什么特别的修改意见。因此，只有编剧是只署了八寻不二一个人的名字，但制片人是永田雅一与张善琨、导演是稻垣浩与岳枫、摄影是青岛顺一郎与黄绍芬、音乐是西梧郎与梁乐音，如此直至录音、照明、装置等，所有的部门都是日中技术人员合作的形式。在演员上也是如此，相对于演高杉的阪东妻三郎、演五代的月形龙之介、演中弁田的石黑达也这些日方的布阵，中方则是以沈翼周一角的梅熹与饰演翻译的李丽华这两大明星为首，另有初露头角的新人王丹凤与严俊。与一直以来的将李香兰一人作为招牌的《支那之夜》以及《万世流芳》等片比起来，这次是完全不一样的彼此一体的合作。
然而，虽说如此，八寻不二独力撰写的剧本基本上还是没有走出日本人所看到的中国的范围，中方之所以没做什么大修改就接受了，似乎因为顺应时代潮流的「应酬」就是其「本意」吧。尽管如此，稻垣浩的摄影台本[21]令人觉得新奇，青岛顺一郎对打光极其注意的摄影也让已经习惯了随随便便的摄影的中国电影人赞叹不已。
这部电影在上海于一九四四（昭和十九）年十一月上映，二十天内累计观众十万人，创下卖座记录，在日本也于当年年末公映，获得了好评。
之后不久，就发生了张善琨被日本宪兵队逮捕的事件。这是因为重庆政府派遣在上海的地下工作者蒋伯诚被逮捕时，在其家中发现了中联与华影所制作的电影的剧本。但是，张善琨在与川喜多结伙，着手日军占领地区电影工作的当初，就是获得了重庆方面的认可的，这件事在我前面所写的公孙鲁的记述中也很明白，川喜多也是知道的。随着日本对英美宣战，摄影所所在的「抗日孤岛」也为日军所占领，但这件事情一直没有改变过，张善琨仍然把每一部作品的剧本都送交给重庆方面的地下组织。正因为重庆方面认同了所有作品中都没有任何日方的政治宣传内容，上海的电影人才能不惧「汉奸」的污名，继续进行电影制作。川喜多也认为，为了将中国第一线的导演与人气明星留在上海，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通过川喜多的斡旋，张善琨在被拘留了二十九天后，被释放了，但是之后没多久，他就给川喜多留下一封信后去了重庆地区。那时只是《春江遗恨》完成后数月而已。他的这种行为用日本式的直率而清高的思考方式来看的话，必然是会招致谴责的，但川喜多后来在追述时表示，他反而因此「松了口气」。这「松了口气」的意思不久之后就明白了。
日本的战败已经是时间问题了。曾经的国际都市上海，其周边的军需工厂地带也遭到英美军的空袭，甚至开始有了美军地面部队登陆作战的传言。在这样的局势下，川喜多考虑要将电影摄影机构转移至北京，并前往北京进行交涉，就在此期间，一九四五（昭和二十）年八月十五日战争结束了。匆忙返回上海的川喜多，将华影的中国职员召集起来发表了谈话。公孙鲁的《中国电影史话》第二集对当时的情形如下记述道：
「根据他（川喜多）的判断，参加华影的人们本来就是电影从业人员，所以是绝对不会受到『汉奸』的罪责的。法国在重建时，也没有把战时在德军与维希政府治下为了生活而依然从事原来职业的人视为卖国贼。只是把在占领区域内听从敌人的命令改变自己职业而谋求利益的人视为通敌者。」
川喜多这么说的背后，是有着张善琨去了重庆，并安稳地生活着这一事实作为依据的。既然他没事，那么在他手下工作的导演与演员们也不会被视为「汉奸」而受到处罚，川喜多是如此「理解」的。张善琨给川喜多留下一封信离去时，他之所以「松了口气」，就是因为他已经预料到了这些情况。
与川喜多所料想的一样，华影的中国职员没有任何一个人因「汉奸」的污名而受到处罚。董事长林柏生与名誉董事长的几个人虽被处以极刑，但那是由于在被蒋介石政府断定为卖国政权的汪精卫政府中担任要职的缘故。总经理冯杰也因官员的头衔而未能免受处罚，但一般职员均未遭牵连，导演与演员也没有被追究作品的责任。他们之中的多数人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去了香港和台湾，但被誉为中国的加里·库珀[22]的刘琼与年轻新星王丹凤等人则依旧留在了上海，现在仍在活跃中，曾身在华影的经历并没有任何不利的影响。
就这样，从中华电影公司（中影）到中华电影联合公司（华影）的六年历史结束了。中华电影是根据日本军部的意图所成立的公司，中华电影联合是跟随日本对华新政策路线的汪精卫政府直辖的公司，但汪政府本身就被视为是日本的傀儡政权，所以都是日本的所谓国策公司。日本占领中国以来，诞生了为数众多的国策公司，但在川喜多长政这一个人物的信念下，自始自终拒绝日军干预的国策公司却看不到第二家。为了贯彻这一做法，川喜多长政是赌上了性命的。因为那也会招致日本同胞的恐怖活动的危险。
本来我也许就该在此搁笔了，但还是容我再画蛇添足一下吧。
张善琨在战后成为了香港首屈一指的大制片人，为了在狭小岛国香港无法实现的大规模外景拍摄，以及寻求日本摄影师帮助拍摄彩色片，他经常走访日本。一九五七（昭和三十二）年一月七日，他在旅馆内突然开始感到难受，医生还没能顺利安排好，就因心力衰竭而猝死了。在青山殡仪馆的葬礼上，川喜多长政所致的悼词开头如下：
「张善琨君，我从来没有想过会要活着来念你的悼词。战时，在上海，同你协力开展电影工作的时候，我一直都有着随时被杀害的思想准备。我也坚信着，那时你一定会为我念悼词的。」
多数参加葬礼的人并不了解上海时代的两人的关系，对他们而言，这些话一定是完全无法理解的。川喜多虽也明白，但还是非说不可。我听着这些话，潸然泪下。
译者注：
[1]即抗日战争、八年抗战。日本人称之为日中战争或支那事变。
[2]日本人所说的摄影所即我们所指的制片厂。
[3]即宝冢歌（舞）剧团，是日本非常有名的一个少女歌舞表演团体。
[4]日文原名为「上海の月」（Shanhai no tsuki/ Shanghai Moon）。
[5]这里的「内地」指的是日本国内而并非中国的内地，后文亦然。
[6]即亨利·菲利普·贝当（Henri Philippe Pétain），法国维希政府的总理。
[7]《蝴蝶夫人》系中联第一部作品，由李萍倩执导，陈燕燕与刘琼主演。
[8]日文原名为「暖流」（Danryu/ Warm Current）。
[9]日文原名为「南海の花束」（Nankai no hanataba/ Bouquet in the Southern Seas）。
[10]「八纮一宇」语出《日本书纪》，意为全世界如一家。二战时曾被作为大东亚共荣圈建设的标语使用。
[11]日文原名为「上海陸戦隊」（Shanhai rikusentai/ Shanghai Naval Brigades），熊谷久虎导演，大日方传主演。
[12]日文原名为「燃ゆる大空」（Moyuru ozora/ Burning Sky），阿部丰导演，大日方传主演。
[13]日文原名为「西住戦車長伝」（Nishizumi senshacho-den / The Story of Tank Commander Nishizumi），吉村公三郎导演，上原谦主演。
[14]日文原名为「将軍と参謀と兵」（Shogun to sambo to hei/ General, Staff and Soldiers），田口哲导演，阪东妻三郎主演。
[15]指《电影旬报》每年评选的十佳。
[16]即九一八事变。
[17]原文中为「エスケープ映画」，即「escape film」。
[18]Deanna Durbin，好莱坞著名的少女明星。
[19]列奥波德·斯托科夫斯基（Leopold Stokowski），英国指挥家，古典音乐改编家。曾任费城管弦乐团音乐监督。
[20]原名《One Hundred Men and a Girl》，亨利·科斯特（Henry Koster）导演，狄安娜·窦萍主演。
[21]日文为「絵コンテ」，continuity。
[22]Gary Cooper，美国知名影星，曾两获奥斯卡影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