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绝学梯航”：与程朱理学的关系
王阳明心学的兴起极大地冲击了明代士人对正统的程朱理学的认同，为时代潮流所裹挟，汤显祖的儒学命题也主要是在“王学”的逻辑框范内展开的，但据汤氏《宋儒语录钞释序》，他可能也曾留意宋代理学家的学说。这篇序文作于遂昌任上，有云：
自孔孟没而微言湮，越千百载而宋四子续。四子之于道也，其几乎？余独于茂叔、伯淳窃有慕焉。盖尝读《太极说》《定性书》而知其学，读风月玉金之赞而知其人矣。他如正叔、张、朱无不少逊，而名言非乏。总之，逊心圣道而窥其藩焉者。往予欲删辑诸子遗言，以为绝学梯航，而卒未暇也。
这篇序文对宋儒的成就有所厚薄，推重周敦颐（茂叔）、程颢（伯淳），而对程颐（正叔）、张载、朱熹则略加贬抑，有必要予以关注。晚明文人大多服膺王门心学，但对宋儒“四子”（或称“五子”）也并非全然的一概否定，而是针对其学脉源流和特色成就，形成不同的评价。例如，高攀龙是这样分疏宋明理学流变的谱系：“自古以来，圣贤成就，俱有一个脉络。濂溪（周敦颐）、明道（程颢）与颜子一脉，阳明、象山（陆九渊）与孟子一脉，横渠（张载）、伊川（程颐）、朱子（朱熹）与曾子一脉，白沙、康节与曾点一脉，敬斋、康斋与尹和靖、子夏一脉。”[34]焦竑则有言：“宋儒如周元公、程伯子、邵尧夫、陆子静诸公，皆于道有得，仆所深服。至伊川、晦庵之学，不从性宗悟入，而以依仿形似为工，则未得孔孟为之依归也。”[35]以上见解，表现出一个共同的倾向，即区分程颢、程颐的不同，将伊川（程颐）与朱熹归并为一路，这与汤显祖的看法颇有能切近之处，既表明汤氏对宋明二代儒学衍变的逻辑脉络有一定的了解，也大略地体现了王阳明以来心学家们的共识，王阳明曾作《朱子晚年定论》，其序言开首即云：“洙泗之传，至孟氏而息；千五百余年，濂溪、明道始复追寻其绪；自后辨析日详，然亦日就支离、决裂，旋复湮晦。”[36]
现代学者牟宗三认为，以《论语》《孟子》《中庸》《易传》为主，还是以《大学》为主，是识别宋明儒家“正宗”“大宗”和“歧出”的一个基本标准；因为《论语》等“是孔子成德之教（仁教）中独特的生命智慧方向之一根而发，此中实见出孔门师弟相承之生命智慧之存在地相呼应，是儒家本质之所在。至于《大学》则是开端别起，只列出一个综括性的、外部的（形式的）主客观实践的纲领，只说出其当然，未说出其所以然”；据此，他严辨二程思想的不同，以孔孟为儒学正宗，以濂溪、横渠、明道为传承孔孟的大宗，因为他们根植于《论》《孟》《中庸》和《易传》，而伊川、朱子以《大学》为中心，乃歧出者；尽管朱熹一贯被正统意识形态视为儒学的正宗，其实乃是“别子为宗”[37]。汤显祖对宋明理学当然不可能有这样清晰、严密的统系观念，但据《宋儒语录钞释序》来看，他显然领悟到了正统理学的内部差异，而这一差异，恰恰也是他所浸润的王阳明心学得以生发、繁荣的一个基点。至于程颐、朱熹等人何以“少逊”，汤显祖语焉不详，但汤氏服膺罗汝芳以《周易》融摄《中庸》《孟子》的“生生之学”，这或正是他称赏程颢《定性书》和周敦颐《太极说》的一个思想前提。
这里“《定性书》”，即程颢的《答横渠张子厚先生书》，对后世儒家学者产生过广泛影响。程颢《定性书》认为，人心为外界客观之物所触引必然激发出喜怒等经验性情感，完全地遏制它们是不现实的，因此只能以理性来制衡、疏导情感，有云：“夫人之情，易发而难制者，惟怒为甚。第能于怒时遽忘其怒，而观理之是非，亦可见外诱之不足恶，而于道亦思过半矣。”又云：“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圣人之喜，以物之当喜，圣人之怒，以物之当怒。是圣人之喜怒，不系于心而系于物也，是则圣人岂不应于物哉？”所谓“定性”，据朱熹解释，指的是“定心”[38]，主要讨论通过哪一种修养方法来实现个人心性的平定，以切近于对圣贤境界的体察。程颢的“圣人无情”可能吸收了道家“无情以顺有”、禅宗“无所住而生其心”等观念的影响，这体现了唐宋以来思想史的合流趋势，但并不能等同于佛家否定情感、欲望的“明理灭情”；在程颢看来，人无法回避与外在世界的接触，必然产生喜、怒等情感，常人不懂得情感与理性之间的平衡，而圣人则“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因此刻意压抑情感的抒发是不可能的，而应使其表达既有一定的限度，又能顺合外在世界的自然规律。
汤显祖对《定性书》的称赞，可能也与罗汝芳有关。据《盱坛直诠》（卷下），罗汝芳曾有云：“孔门之教，主于求仁；程伯子以识仁为学者所先，最为确论。……定性之言，与识仁之论，正互相发明者也。”当然，由于缺乏更多的材料，我们对汤显祖与程朱一系正统理学之间的关系尚难做更全面、细致的辨析，但据《宋儒语录钞释序》来推测，他大抵服膺程颢（明道），而对程颐（伊川）、朱熹有所訾议，这是因为汤氏的“道学”思想主要受到王阳明以来所谓“心学”传统的滋养；而程颢《定性书》持一种相对稳重、平衡的情理观，这也与汤显祖一生对于“情—理”关系较为通达的理解也能相互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