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1926年
一
北伐军进入安徽时，我爷爷已经被软禁了一年零四个月。
民国十四年底，他悄悄从法国回来，此时距他下野出洋已经两年多了。尽管出洋期间，他吃穿用度不愁，这与他当年流亡日本时已是天壤之别，但他内心一直十分压抑。民国九年直皖战争中，皖系一败涂地，但我爷爷统领的长江上游警务独立旅却成功地跳出了直系的包围圈，进入安徽，成了皖系唯一保存下来的部队。新建立的北京政府（由直系控制）为了收编这支部队，软硬兼施，并调动军队实施合围，在各方压力之下，我爷爷最终不得不接受了下野出洋的条件。那时是民国十二年十月初四日，即公历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这次出洋名为考察，实与流放无异。虽然驻法公使馆一等秘书于兰琛是我爷爷的老部下，一直对他关照有加，还专门安排他赴欧美日等国进行考察，但这丝毫不能减轻我爷爷心中的郁闷。他一直在等待时机，盼望早日回国。
终于，这样的机会来了。
民国十三年，国内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反对直系的各方势力开始结盟，并果断采取了行动。其实，早在我爷爷出洋的第二年，皖系和奉系就开始秘密联络，意图联合倒直，欲报一箭之仇（直皖战争和第一次直奉战争，皖系和奉系先后败于直系）。值得注意的是，在新的反直联盟中，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也积极参与进来，与皖系、奉系形成了“反直铁三角”，反直联盟实力大增。
我爷爷对直系的痛恨，除了派系斗争和个人因素外，还源自对直系政府所作所为的不齿。执掌北京政府以来，他们以武力打压异己，疯狂镇压国内工人运动，吴佩孚还在郑州一手制造了“二七”惨案，引起了各界公愤。自出洋以来，我爷爷静下心来，开始对自己的前半生进行了反思和检讨，并重新与中断联系多年的郑先滔恢复了联络。
郑先滔与我爷爷是生死兄弟，他们在辛亥革命、癸丑之役和护国战争期间曾经同生共死，浴血奋战。“他是我大哥。”我爷爷一直这样说，并把他视为自己走上革命的引路人。遗憾的是，护国战争后，我爷爷与郑先滔中断了联系。“那是一个堕落的时期。”我爷爷曾在回忆中这样写道——当然，那是在许多年后他才认识到的。民国建立后，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很多人（包括当年的革命者）迷失了方向，包括我爷爷在内。但在下野出洋之后，他痛定思痛，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并与郑先滔恢复了联系。
护国战争后，郑先滔一直跟随孙中山先生，此时正在广东政府任职。我爷爷从报纸上得知消息，便开始给他写信。郑先滔很快就回信了，信中谈了别后的情况和国内的政局。这些年来，时局动荡，但他的理想始终坚定不移。民国十年，由于陈炯明叛乱，广东新政府受到严重挑战，但苏俄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孙中山先生看到了希望。他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号召“以俄为师”，并决定向共产党敞开大门，亟盼两党合作以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
郑先滔的来信让我爷爷很振奋。他在回信中诉说了自己的苦闷和迷惘，检讨了自己在护国战争后走了弯路，一度陷入了权力的泥沼而不能自拔，这与他当初进京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驰。他迷失了方向，单打独斗，孤立无援。这次出洋，看到外边的世界，他才感到深刻的危机和悲哀，认识到中国不能再沉沦下去，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作为有志男儿，必须做点什么。
郑先滔回信对他进行鼓励。据我爷爷说，郑先滔是一个宅心仁厚之人，具有君子之风。对我爷爷的过去没有半点批评指责，相反却善解人意，多方开导。“我们都走过弯路，”他在信中说，“包括中山先生，这都在所难免。”但他提醒我爷爷，无论遇到多少失败和困难，都不能放弃对革命的信仰。正如中山先生告诫的那样，不可以失败而灰心，而应精神贯注，猛力向前，终有成功一日。
我爷爷叱咤风云，戎马半生，让他佩服的人并不多，郑先滔便是其中之一。当年他参加岳王会，投身于反清革命以及反对袁世凯的斗争都受到过郑先滔的影响和帮助。最难能可贵的是，无论遇到怎样的挫折和困难，郑先滔从不动摇妥协，始终抱着坚定的目标，这让我爷爷深感敬佩。在此后的来信中，郑先滔还分析了国内的局势，认为中国祸乱的根源，在于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直系政府倒行逆施，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残酷镇压人民，已成为全民公敌，必须打倒。中山先生已决定再次组织北伐军，讨伐曹锟、吴佩孚。他还谈到联合段祺瑞、张作霖的必要。“这是当前革命的新方略，”他在信中说，“我们要利用北方军阀的矛盾，加以分化，为我所用。”
他还告诉我爷爷，革命离不开民众，更离不开军队。北伐的失利和陈炯明的叛变，使中山先生认识到革命必须有武力，而且关键在于让人民掌握，“使武力成为国民之武力”。他还认为我爷爷在军界浸淫多年，门生故旧众多，正好可以施展宏图。“阁下并非等闲之辈，”他信中鼓励道，“一俟时机成熟，还望早日回国，运筹决胜，共扫顽寇。”我爷爷感到十分振奋，重新看到希望，回国的心情更迫切了。
民国十三年秋，江浙战争爆发。这是反直行动的前奏。紧接着，奉军参战，第二次直奉战争拉开帷幕。南方北伐军的先头部队也打到韶关。十月下旬，直系冯玉祥倒戈，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直系军队土崩瓦解。不久，段祺瑞重新上台。
我爷爷认为时机成熟，决定回国，但签证迟迟没有办下来。原因是执政府刚刚建立，处在一片混乱之中，根本顾不上这些事。于兰琛劝我爷爷不要着急，两年都等下来了，不在乎这一时半会儿。“不妨再观望一下，”他建议说，“眼下各方矛盾重重，局势尚不明朗。”从国内传来的消息看确是如此。直系倒台的第二年，孙中山抱病北上，不幸因病逝于北京，这给动荡的局面带来很大的变数。郑先滔来信说，中山先生辞世后，反直同盟开始分化。国内政治混乱，财政赤字巨大，军阀之间貌合神离，尔虞我诈，新的战争随时都会爆发，革命任重道远。郑先滔表示，他将遵照中山先生的遗嘱，继续努力下去。
民国十四年冬，我爷爷去了日本一趟，从那里得到了更多的消息。当时来往日本的中国人比较多，有留学生、商人、政客和失意的军人，以及持不同政见的流亡者。这些人中有的我爷爷认识，有些不认识后来经人介绍认识了。他们带来各种各样的消息，这些消息来自不同的渠道，甚至道听途说，有的相互矛盾，五花八门。总的看来，北京的局势十分混乱，张作霖与冯玉祥两虎相争，水火难容，段祺瑞地位难保，执政府风雨飘摇。我爷爷很担心，老段倒台后，他的回国的机会更加渺茫。
从日本返回法国已是十二月初了，于兰琛带来了国内的最新消息，冯玉祥与张作霖已经开战，我爷爷十分着急，催促于兰琛赶紧替他办理回国手续。
民国十五年初，我爷爷终于回国了。他从法国乘船至日本，然后从日本抵天津。来接他的是原在陆军部的同僚陶顺良。他们是同乡故交，癸丑之役失败后，陶顺良还救过我爷爷，后来他又引荐我爷爷去陆军部任职，关系一直不错。
陶顺良一见我爷爷就说：“华章（我爷爷的字）啊，你回来得可不是时候！”
“咋了？”我爷爷问。
“乱了，全乱了，”陶顺良说，“冯玉祥占了北京，抓了老总身边的不少人，就连徐树铮都杀了。”
我爷爷大吃一惊。陶顺良说的老总是指段祺瑞，段的老部下们私下里都这样称呼他。而徐树铮则是老段面前的第一红人，曾任陆军部次长和西北边防军总司令，在皖系当家时权力大得无边，可就是这么个大人物，冯玉祥也敢杀，可见乱到什么地步。“那老总也不管？”我爷爷问。
“唉，咋管呢？”陶顺良连声叹气，摇头道，“虎落平阳被犬欺，龙卧浅滩遭虾戏。老总如今是光杆司令一个，早已威风不再。他身边的人抓的抓，跑的跑，他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
“怎么弄成这个样子？这才几天啊。”我爷爷有些沮丧。他原先的设想是，这次回国先以进京述职的机会，游说陆军部，设法恢复职务，重新执掌兵权，然后与郑先滔取得联系，投身南方革命阵营，彻底与旧军阀决裂。如今，皖系一倒台，别说恢复职务了，就连安全也没了保障。
陶顺良看我爷爷半天不语，便说：“老兄下步作何打算？”我爷爷说原本计划进京，现在全乱了。陶顺良理解我爷爷的处境，便劝他先在天津住下来，观望观望再说。“这里是租界，”他说，“冯大个子（指冯玉祥）手再长也伸不到这里。至于吃穿用度，也不用犯愁，一切有老弟俺哩。只是有一条，北京千万别去！那里如今可是个是非窝。”
陶顺良说的是实情。我爷爷不禁有些心灰意懒，在天津住了几天，便提出要回乡看看，毕竟去国多年，思乡之情迫切。陶顺良答应安排，过了两日便买好车票，亲自将我爷爷一行送至车站。临走时还对他说，眼下是乱世，还是租界安全，如果情况不好，可把全家接来。“世道险恶，多留点心眼没坏处。”他说。我爷爷听了一笑，表示自会小心。
然而，没想到的是，车到宿县便出了意外。
二
跟我爷爷一起出国的共有三人：一是曾姨，她是我爷爷在陆军部时娶的姨太太；一是我的小叔爷贺维贤，他和我爷爷是同胞兄弟，曾在我爷爷的独立旅任参谋；还有一个是我爷爷原先的卫队连连长贺振武，家里人都叫他小武子，晚辈则称他小武爷。小武爷最早是我爷爷的勤杂兵，他是安徽阜南人，自幼双亲亡故，沿街乞讨，连个名姓都没有。有一次他在街上偷吃的被人抓住吊打，被我爷爷救了下来，并留在了军营。我爷爷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振武，至于姓便随了我爷爷，叫贺振武。小武爷虽然不识字，但人非常机灵，而且对我爷爷特别忠诚。我爷爷也很信任他，一直把他当作小弟看待。从天津上车时，陶顺良给我爷爷一行买了包厢，还专门安排了两个仆役负责行李。
那年头，火车行驶很慢，走走停停，车过徐州已是深夜了。“俺们都睡了。”小武爷后来回忆说，一路上非常顺利，没有发生任何事情。过了徐州就进入了安徽境内，再有几个小时就到固镇了。那里是龚旅长的驻地。他是我爷爷的学生和老部下，从天津出发前，我爷爷已经给他发报，通知他来接站。
夜里两点多钟，火车停靠宿县站。这里是固镇的前一站。此时大家都在睡梦中。蒙眬之际传来火车的鸣笛声、刹车声，还有列车员的报站声，以及脚步声和说话声。每次靠站都是如此。“俺困得要死，”小武爷说，“眼睛都睁不开，也懒得动。”就在这时，我小叔爷推了他一把：“小武，醒醒，醒醒。”
“咋啦？”
“你看看。”
小武爷向车窗外看去，只见站台上布满了军人，不远处黑压压地停着一溜排汽车。那阵势一看就不小。“这是干啥呢？”小武爷一个激灵醒了过来。
“不会出事吧？”我小叔爷嘀咕了一声。
说话间，车厢的走廊上已是一片嘈杂，皮靴的踩踏声和枪械的碰撞声清晰可闻。小武爷马上警觉起来，他拉开门向外探望，一股穿堂的寒气扑面而来，昏暗的灯光下，只见人影攒动，十几个大兵从车厢一头快步向这边走来。
小武爷上前一步挡住他们。
“什么人？干啥的？”小武爷问道。
“让开！”走在前边的一个军人大声武气地喝道。他是个大块头，全副武装，说话大声武气，一副牛皮烘烘的样子。
小武爷没有动。
“让开！”那人又叫了一声。
我小叔爷这时也走了出来。他看到那些人穿着熟悉的蓝色军服，背着清一色汉阳七九式步枪（这在当时属于先进武器），便问：“你们是保安师的吗？”
那伙人显得有些不耐烦，嘴里骂骂咧咧的：“哪来的废话，叫你们让开就让开。”小武爷火了：“他娘的，你们和谁说话呢？”
领头的大块头愣了一下，似乎被小武爷的气势镇住了。这时，从后边挤过来一个年轻的军官。他穿着蓝色的大衣，大檐帽低低地压到眉梢上，看不清他的脸。他的手上戴着白手套，足蹬高筒黑皮靴，说话撇着腔，声音中带着明显的皖南口音，显得装腔作势。“你是谁？”他冲小武爷问道。
小武爷没有回答，而是反问道：“你们是谁？”
那人打量了一下小武爷，然后说：“我们要见贺将军，请让开。”他声音不高，但口气却是命令式的。小武爷一听便火了：“你算老几？”他瞪起眼睛，根本不买账。
“这是命令。”
“见你的鬼吧！”小武爷把手伸向枪套。他们离开天津时，陶顺良给了他们几把枪，作防身之用。那个年轻军官退后一步，脸上掠过了一丝惊讶的表情，他也许没想到小武爷敢公然抗拒。“你想干什么？”他惊叫道。站在他身后的士兵也紧张起来，一起端起枪。
形势骤然紧张。我的小叔爷从后边伸手按住小武爷，没让他把枪掏出来。“都别乱来！”他大声喝道。
我爷爷的包厢这时打开了。显然，外边的响动吵醒了他。
“出了什么事？”他站在门前，一边向外看，一边系着睡衣上的腰带。那是一件褐色的法式睡衣，上边带着白色的暗条。外边的情景似乎让他有些意外，但他并不慌乱，只是不悦地皱起眉头。
“请问是贺将军吗？”那个军官挺起身板，恭敬地问道。
我爷爷没有马上回答，而是看了他一眼。“什么事？”他说。那个军官啪地一个敬礼。“请贺将军下车，随我们走一趟。”他说。
“你是谁？”我爷爷蹙起眉头看着他。
“下官奉命行事。”那军官没有正面回答。
“奉谁的命？”
“贺将军去了便知。”
“荒唐！”我爷爷不高兴了，“是谁派你来的？”他大声责喝道。那个军官不做任何回答。看得出来，他事先得到了指示，不准透露消息。我爷爷火了：“走开！俺可没这个闲工夫听你废话。”
那个军官愣了一下，表情有些不知所措。他的手神经质地抖了两下，僵在了那儿。小武爷喝道：“你耳朵聋了吗？快滚，带着你的人！”
“可是……”那个军官嘟囔了一下，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就在这当口，一个声音从车厢门口传了过来。
“华章老兄，别来无恙？”
这声音十分熟悉，我爷爷循声看去，只见一个矮胖的身影从车门那边摇摇晃晃地走了过来。他身披一口钟（黑色的披风），头戴大檐帽，满脸笑容，大大咧咧，一看军阶就不低。走廊上的军人纷纷让道。那个年轻的军官也毕恭毕敬地闪开身子。
“原来是你？”等他走到近前，我爷爷认出他来了。这人是他早年在安庆讲武堂的同学，叫胡宣武，现任江淮保安师第一旅旅长。我爷爷一见他便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彭兆栋派你来的？”他说，“你们的消息可真灵通啊？”
“哈哈哈，”胡宣武朗声大笑道，“你老兄回来了，咋也不知会一声？这也太不够意思了吧？”一边说，一边伸出手去，用肥厚的手巴掌紧紧握住我爷爷的手，又用左手在我爷爷的手臂上亲热地拍打了几下。数年未见，他比过去又胖了许多（这家伙原先就很胖，在安庆讲武堂时便有肥球的绰号），整个身子就像一个浑圆的酒坛，脸上的肉耷拉着，脖子显得更短更粗。“这一别多年，”他接着又说，“你老兄恐怕早把我们忘了，可我们还想着你呢。”
我爷爷讥讽道：“就怕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啥好事。”
“岂敢，岂敢，”胡宣武打着哈哈道，“老兄说笑了，师座听说你路过此地，特地恭请大驾一聚。”
胡宣武说的师座就是江淮保安师师长彭兆栋。自从我爷爷被逼下野，他的独立旅便划归江淮保安师隶属。对于这支劲旅，彭兆栋一直心存戒备，这次宿县截车，不知葫芦里又卖的什么药。“难得啊，”我爷爷说，“这么多年了，彭师长还没忘掉俺，真得谢谢他。”
“那是，那是，”胡宣武仰起脖子，故意装作没听出我爷爷话中带刺，“师座可是一片诚意啊。”他的胖脸上堆满了虚伪的笑容，摆出一副知己贴心的样子，“这些年，他可是一直念叨着你。这不，听说你老兄回来了，特地派小弟来接驾。你老兄不能不给这个面子吧？”
我爷爷冷笑了一声。
“看这阵仗，俺是非去不可了？”
“瞧你说的，”胡宣武继续打着哈哈，“华章老兄，千万别多想。师座就是想你了，请你去聚一聚，喝上几杯。”
事已至此，我爷爷知道不去已无可能，便吩咐收拾东西。我小叔爷和小武爷急了，连忙阻拦。“这不明摆着嘛，”许多年后小武爷对我说，“傻子也能看出来，彭兆栋这是不怀好意。”
“怕什么？”我爷爷说，“难道他还能吃了俺不成？”
三
彭兆栋和我爷爷是老相识了。从光绪三十二年我爷爷考入讲武堂算起，他们之间的交往前后近二十年。他太了解彭兆栋了，知道他一直对自己心存戒心，防范甚深。不过，如今他早已交出军队，且去国多年，彭兆栋依然这么不放心他，却是他没有想到的。
我爷爷认识彭兆栋是经过吴先生的介绍。吴先生是老同盟会员，他对我爷爷的影响很大。我爷爷走上反清道路，包括后来报考安庆讲武堂，都是受到他的影响。他是我爷爷的引路人，也是思想启蒙老师。关于吴先生的故事，下边我再详述，这里先说彭兆栋。
彭兆栋原是安庆讲武堂的教官，比我爷爷年长九岁。他早年曾是吴先生的学生，我爷爷报考讲武堂时，由于吴先生的推荐，他一直对我爷爷很关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爷爷都和他交往甚密。他们都是反清组织岳王会的成员，后来又一起加入同盟会。论起关系，不仅是师生，更是同志。马炮营起义前，我爷爷和他同住小同街六号，那是岳王会的秘密联络点。两家相处融洽，彭兆栋的发妻杨大姐更是与我奶奶成了知心姐妹。据我奶奶说，杨大姐不仅能干，而且胆大心细。马炮营起义失败的那天晚上，要不是她安排大家销毁文件，紧急转移，众人都不知怎么办才好。
然而，民国建立后，彭兆栋慢慢地变了。他开始追逐权势和地位，对革命的热忱早已消失殆尽。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他不惜卖身投靠袁世凯，与吴先生也撕破了脸，断绝来往。据说，袁世凯在他身上先后花了十几万大洋，把他彻底收买了。柏文蔚督皖期间，他完全站到革命对立的一边。二次革命时，为了邀功请赏，他听命于叛变革命的胡万泰，带兵围攻督署，一心要置柏文蔚及革命党人于死地，完全不顾多年的革命情谊，多亏我爷爷带兵解围才救出了柏文蔚。
这件事发生后，我爷爷彻底和他闹掰了。彭兆栋十分恼火。护国战争后，段氏当国。彭兆栋利用乡谊，多方运动，升任安徽新编陆军第三旅旅长。在这之后不久，由于我爷爷去陆军部任职，彭兆栋与他的关系一度有所改善。那段时间，彭兆栋每次进京，都要拜望我爷爷，有时宴请皖籍同乡也会把我爷爷请去。彭兆栋是个唯利是图之人。凡是对他有用的人，他都会极力拉拢。我爷爷当时在陆军部担任的虽然是个虚职，但毕竟是在部里，对彭兆栋来说哪天用得上也难说。因此他对我爷爷表现得十分亲热，开口老弟长老弟短。对于过去那些不愉快的事则一概不提，好像压根儿就没发生过，倒是对过去的友谊大谈特谈。“我一直看好你，”他多次当着众人的面夸我爷爷，“我这个华章老弟啊，是个人才啊，他是我最好的学生。”他还夸我爷爷能打仗，是块带兵的好料子。
后来，局势一变，皖系倒台，他又翻脸了。在我爷爷孤军退往安徽时，他又落井下石，兵戎相见。直到我爷爷下野出国，他如愿地吞并了我爷爷的独立旅。
民国十二年，即我爷爷出洋的第二年，陆军部下令对我爷爷的独立旅加以改编。改编后的独立旅归属于新成立的江淮保安师，该师师长就是原新编第三混成旅旅长彭兆栋。据说，为了谋取这一职务，彭兆栋多次进京活动。吴佩孚做寿时，他还专程前往洛阳贺寿，送了一尊重达五十斤的金佛。他的活动收到了成效，江淮保安师成立后，他便如愿以偿当上了师长。
新成立的江淮保安师下辖三个旅：第一旅由原来的新编第三混成旅改编而来，这是彭兆栋的嫡系部队，由胡宣武任旅长；第二旅由我爷爷的独立旅改编，旅长是龚雨峰，他原是我爷爷独立旅的参谋长；第三旅是由安徽境内的部分杂牌军改编而成，旅长是陆耀章，此人系土匪出身。对于这三个旅，彭兆栋最不放心的就是第二旅，因为这个旅的前身是我爷爷的独立旅，从旅长到中下级军官清一色都是我爷爷的人。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从保安师成立那天起，彭兆栋就处心积虑，采取各种办法对第二旅进行分化瓦解。
他的第一个手段是利用整编为名，将第二旅下辖的三个团拆散，将其中的两个团分别编入第一旅和第三旅，再由第一旅和第三旅各抽一团编入第二旅，以便控制。第二步是掺沙子，整编之后，他陆续安插了一些军官进入第二旅任职，从副旅长到团、营、连长等达数十人之多。除此之外，他还在编制、装备和给养方面上将第二旅打入另册，不仅严格控制扩编，而且武器装备和后勤供应也远逊于另外两个旅。用第二旅官兵的话说，他们都是小娘养的。
尽管如此，彭兆栋仍对第二旅疑虑重重，得知我爷爷回国到达天津的消息，他便不安起来。“他妈的，这小子会不会再惹事？”他把胡宣武找去商量，语气中带着明显的忧虑。“不会吧，”胡宣武说，“一条死鱼还能翻什么大浪？”
“那可不一定。”
胡宣武说：“师座不必多虑，北京现在是冯大个子的天下，老段已经罩不住了，连小扇子（徐树铮的外号）都被杀了。”他的意思是说，皖系现在不当家了，用不着多担心。
彭兆栋摇着头说：“你可别小看了贺文贤，我太了解他了。”
“师座打算怎么办？”
“我还没想好，你给我盯紧点。”
“明白。”
过了几天，胡宣武打来电话。
“这小子回来了，”他报告说，“我刚得到的消息，就是今天的火车。”
“消息可靠吗？”
“可靠。”
胡宣武说明了消息来源以及我爷爷乘坐的车次和时间，彭兆栋没多说什么，便挂断了电话。胡宣武有些纳闷，这个反应让他有些意外。可不到一分钟，电话铃又响了起来。
是彭兆栋打来的。
“立威（胡宣武的字）吗？”
“是我。”
“车子几时到宿县？”不用多说，他指的是我爷爷乘坐的那班车。
“两点左右。”
电话里沉吟了片刻。
“他妈的，先给老子弄起来再说！”彭兆栋恶狠狠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