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大量参战士兵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精神症状，很多精神病学家开始对士兵采取干预，但对精神病学的干预仍然微乎其微，其中美国精神科医生Abram Kardiner是例外。Abram Kardiner于1921—1922年期间在维也纳Sigmund Freud那里完成了精神分析的学习。童年时代的他经历过许多创伤，如贫穷、饥饿、堕落、家庭暴力和早年丧母。回美国后，Abram Kardiner在纽约荣军医院工作，致力于治疗美国士兵的战争神经症。起初他试图在精神分析的理论基础上构建战争神经症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Abram Kardiner开始重新整理他的临床资料，并发表文章《战争神经症（The Traumatic Neuroses of War）》，文章中他指出创伤与当前表现的症状有重要的联系，包括癔症、装病和癫痫。他对患者表现出来的症状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创伤事件暴发后患者会发展出持久的警觉，始终表现得像最初的创伤场景一直存在，需要他们不断地调动保护机制，对环境威胁的敏感性增强。他认为战争神经症的核心就是躯体神经症，这些特殊的躯体症状也成为患者保存创伤记忆的适应方式之一，不过这种方式的创伤记忆被概括化并容易被一系列的经历激活。此外，Abram Kardiner认为战争不仅仅导致了患者躯体的改变，还让患者产生了“病理性创伤综合征”，创伤改变了患者对外在世界和自我概念的认知，这些改变后的自我概念伴随着长期易怒情绪、惊吓反应和易攻击性反应，这些症状始终固着于创伤上，并且会持续存在且无法改变。

同时，Abram Kardiner和Herbert Spiegel发展了专门针对战争神经症患者的心理治疗策略，通过心理治疗将士兵的创伤记忆整合到生活中来，这样受创伤的士兵在意识改变的状态下可以发现一个通向创伤记忆的入口。后来，Abram Kardiner意识到虽然心理治疗对创伤具有恢复作用，但是谈论创伤同样也存在较高的危险性，所以后来争论的焦点在于治疗创伤神经症的治疗师什么时候才可以帮助患者将无意识的创伤转化为意识。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Abram Kardiner的发现得到了有效地运用，并推动精神病学进入临床实践阶段，并且出现很多心理治疗有效性的研究，比如培训、团体凝聚力、领导力、动机和士气。其他的精神病学家如Walter Menninger 和Bion等人发现，战争像其他灾难一样，对人类精神造成毁灭性影响。因而团体治疗而不是个体治疗成为了心理研究和治疗的中心，开始发起战争神经症的团体治疗和社区治疗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