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末的英帝國主義

到了1899年，英國人建立的帝國已存在了三百年之久，但帝國主義這個證明帝國之存在正當合理的信念體系，卻是十九世紀的產物，而且主要是在1899年前五十年間出現。在1832年《改革法案》通過之後，英國政壇開始由中產階級主宰，他們深信，外交政策不能只為攫取本國利益，而必須在道德上有正當理由。這種要求外交政策合乎道德的想法，最早是表現在反對奴隸制方面。成功禁止奴隸買賣後（1808年起不准英國船隻販運奴隸，1818年起取締公海上的奴隸船隻），(3)所有英國領土自1833年起終於全面禁止奴隸制。贏得這重大勝利後，人們的注意力就轉到建立帝國的正當理據，目的是要令英國人在海外統治非英國人，在道德上能站得住腳，以使英國中產階級滿意。

在十九世紀中期和後期，證明帝國合理的主要理據是「使命」的概念——英國人負有無可旁貸的責任，須把文明的好處帶給落後地區。雖然英國政治領袖最念茲在茲的仍是諸如「英國利益」的概念，但大多數英國中產階級愈來愈把帝國在本質上視為道德問題。不列顛如何才能充分利用它的力量和地位，去開化和啟迪大英帝國版圖上的各民族，從而令世界普遍變得更美好？

英國所出的帝國理論家極少。事實上，英國人常常把「講求實際」奉為他們的帝國統治的偉大優點之一，那是指根據人情事理去實行一種大家都充分理解（但沒有正式陳述）的帝國制度。但那種帝國統治無論何時何地，均須以道德使命感為出發點，這種使命就是幫助所有人獲得真正和完全的文明，這點被英國人廣泛理解和接受為英帝國主義的基礎。(4)

在1890年代長時間擔任殖民地大臣的張伯倫爵士（Sir Joseph Chamberlain）曾發表一些闡述其帝國主義概念的言論，清晰顯示出這種道德使命感：

我相信不列顛民族是世界古往今來的統治民族中最偉大者……我們每獲一新領土……就以文明受託者的身份去開發它……在幾乎所有事例中……為那裏帶來不列顛治下的和平盛世，隨之為生命財產提供更大保障，也改善了大多數人民的物質條件……雖然任重責巨，但榮耀也極大。(5)

1890年代末出任印度總督的寇松勳爵（Lord Curzon）也明白地說：

大英帝國受命於天，是世界最偉大的行善工具……在帝國之內，我們不只有通往光榮與財富的鑰匙，還有須履行的義務和服務人類的方法。(6)

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說有類似的話，他確信英國人必須履行：

他們偉大、引以自豪和獨特的使命，把文明、自由與和平的幸福，傳播給現在已經或日後可能受他們統治的民族。(7)

如同上引這些話所明白顯示，帝國統治可以令世界變得更美善，所以是理所當然。這確實常被英國人視作近乎宗教的事情：一種「信仰」，一種「信念」。(8)

由此可見，如果英帝國主義如它所自我標榜那樣，是世界上一股為善的偉大力量，那麼，英帝國的擴張就不應受到什麼道德約束。如果英國人統治殖民地民族，是為促進殖民地民族的福祉，那麼帝國擴張本身就是大好之事，因為大英帝國可以在更廣大的地方履行其文化開化使命。如蘭格（William Langer）所說，在英國人眼中，他們是「適於治人」（fitness to rule）的民族，因此「帝國擴張對那些被納入帝國的民族來說是恩惠，即使他們是被武力強迫加入」。(9)不管怎樣，在英國是無法以道德理由來反對帝國擴張，若要反對任何擴張事件，更可能是以花費過巨或不符合利益為理由，而不是它不道德。

在英國上層中產階級眼中，向大英帝國海外領土傳播的文明，應當是他們這個階層的文明：以上層中產階級英國紳士文化為基礎的文明，英國公學(10)的文明。他們認為，把這種文化和文明擴展至世界其他地方，是不言而喻的最佳發展，是令世界更美好的最佳保障。

須要指出的是，帝國主義概念中沒有所謂「民主」：「紳士」自視（並希望其他人也是這樣看）為領袖、精英，遠比英國平民百姓優越，更凌駕大英帝國版圖內的芸芸眾生，擁有為地位較他們低的人作決定的天賦權利。在這種英國上層中產階級的信念體系中，最關鍵的內容大概是「法律與秩序」，這既指正義和公平，但也指貧困低賤者須唯他們的「天然上級」馬首是瞻，因為這是「秩序」一詞在十九世紀的基本含意。

英國公學和古老大學，尤其是從1825年至1850年起（即經過這個時期的公學大改革之後），招收出身於「體面、殷實」中產階級家庭的學生，充分發揮其才具，培養其品格，並加強其領導能力，從而培養他們為「紳士」。

「紳士」的概念是希望畢業生成為雄糾糾、體格強健、勇敢無畏和熱愛運動的年輕人，生活檢點，身體整潔，還帶點風趣。他們會成為心懷拳拳責任感的人，其愛國心同樣熾烈。這樣的紳士堅定致力於公平和光明磊落之事，所以他們給人的印象是比一般人更公正、坦率、真誠和可以信賴。同時，他們也必須恪遵一個信念——「秩序」是必須維持的，所謂「秩序」，是指階級與階級之間或團體與團體之間的恰當關係。他們通常有宗教信仰，但又不至於過分虔誠；智慧甚高並且多半受過良好教育；勤奮任事但不汲汲於榮華富貴；習慣以他們所隸屬的、組織緊密小團體的利益為優先，自己的個人野心和冀望為次要；另外，雖然不願太露鋒芒，但同時是天生的領袖，自小訓練有素，能領導比自己年輕或資歷淺的人。因此，簡言之，他們性格堅忍不拔又老謀深算，而且有魅力、教養良好和彬彬有禮。在上層中產階級家庭眼中，這種出身自他們階層的「紳士」，是人間最佼佼不群的人物。當時的人假設，由於他們與生俱來的品性秉賦，無論身處什麼情況都會起而統率領導，而其他人會認識到這點，視他們為領袖和統治者。

雖然不是全部公學學生都能符合這些高標準，但能夠達到的人也不少。到十九世紀末，在大英帝國之內能符合許多這些標準的年輕人，所在多有，這是很令人驚歎之事。

若將這種帝國使命的概念付諸實踐，第一步顯然是甄選能獻身於實現這種概念的年輕人，任命他們為帝國官員。公學的頂尖畢業生通常會到歷史悠久的牛津和劍橋大學、都柏林聖三一學院或蘇格蘭的老牌大學繼續升學，而在這個階段，大學會把他們從公學培養的精神特質和態度進一步加強。因此，大英帝國的統治者認為應以擇優甄選考試和面試，選拔這些老牌大學的優秀畢業生，派到帝國的疆土擔任理民官（District Officer），以履行帝國的使命。(11)

印度旁遮普的勞倫斯兄弟（Lawrence brothers）在1840年代開始嘗試選拔符合這些標準的人，量才錄用為理民官。到了1860年代，同樣的掄才方法至少在大英帝國內有「官學生隊伍」（cadet services）的地區（印度、錫蘭、馬來亞和香港）已開始採用：從那些老牌大學遴選有前途的優秀公學畢業生為「官學生」，派往指定地區實習，試用過後，若認為他們如遴選過程所顯示般稱職，就擢用為「事務官」（officer）。年復一年，英國培養出愈來愈多深受帝國主義觀點薰陶的年輕人，並派往各殖民地，他們把自己拳拳服膺的帝國道德使命感，在殖民地上加強和發展。

想聘用這些公學畢業的年輕人，這些「天然領袖」，這些英國上層中產階級文化楷模的，可不只殖民地公職機構（Colonial Service）。外交部也看上同一批人，希望從中遴聘年輕領事和外交官，國家公務員事務部想羅致新官員，軍方則想招募下級軍官，不過在這時期軍方寧願直接從公學而不是大學招募。重要的商界企業也從這個來源尋找他們的高級職員。因此，此時期所有這些團體都擁有性格大同小異的人員，同樣致力達成大英帝國的使命。

挑選出合適的年輕人後，就會派他到大英帝國某處領土工作。他到了奉派去管治的地方，面對當地民族和文化將如何應對，當然也有一些假設。有兩個假設特別重要。第一個假設是，年輕的官學生才智高、求知慾強，會渴望學習和透徹掌握他所統治的民族的文化和信仰。英國帝國主義信念體系不認為被統治民族的文化全無價值。恰恰相反：它假設當中有許多大有價值的事物。英帝國主義統治者會提供和平、繁榮、現代基礎設施、法治、現代教育，以及公平、公開、公正的管治制度。為了實現這種管治，原住民文化或許會被修改，但原住民文化中其餘能與這種現代、公平的管治並行不悖的元素，全都會得到保留，並受保護和加強。當時人的假設，年輕的官學生藉着他的調查和與民眾的接觸，很快就會知道原住民文化中有哪些珍貴部分，哪些應該保留，繼而採取措施保留它們。

在「文明的優點」之外，也有所謂「文明的流弊」，英帝國主義者對此十分清楚。年輕官學生的主要責任是傳播文明的優點，但盡力摒除文明的流弊也同樣重要。對於十九世紀末英國的社會生活，帝國主義者並非全部贊同。英國舊城區貧民窟是罪惡和墮落的溫床，許多英國工廠是赤裸裸的剝削場所，帝國主義者對此心知肚明。事實上，帝國主義信念體系的想法之一是：應把不列顛文化的精髓輸出到大英帝國的疆土，與原住民文化的精髓相結合，而英國舊城區貧民窟生活的弊病和不光采事物，則應滌蕩排除。要做到這點，就須明確捍衛並支持原住民文化的優秀元素。因此，深入了解原住民文化，甚至在學術上對之加以研究，是年輕官學生的責任；對於這種迫切的要求，人們期盼官學生會有積極作為。由此可見，英帝國主義本質上是保守戀舊的：它既想將上層中產階級英國傳統文化的核心要素，傳播給受英國統治的原住民，也希望捍衛和保存原住民傳統文化中的核心要素。

年輕官學生到了奉派去管治的地方，將會如何開展工作，對此還有第二個重要假設，那就是：他會結交願意與他合作的原住民，在自己身邊聚集一批熟人，藉以彌補該地區英國人員數目不足的缺點。大英帝國的統治，是靠很少數人執行的統治，現實也不得不如此。當時世界四分之一的土地是英國領土，英國人沒有足夠財力鉅細無遺地管治這些地方。香港在1899年有超過二十五萬人口，僅由不超過六個左右的官學生統治，另加約二十人的技術官員（工程師、醫生等），還有人數相若的英籍書吏和低級職員，另外有差不多數目的警官。不過，香港是大城市，每十萬居民人口的英國官員比例，高於其他以鄉郊地區為主的領土。年輕的官學生深知，即使他獲得任命，是因為人們眼中的「天然領袖」，但如果得不到其他人支持，就難以完成任務，所以他必須努力取得支持。

原住民之中也有「天然領袖」，年輕官學生應當尋求他們的支持。由於英帝國信念體系是以上層中產階級為基礎，自然會認為原住民中的貴族地主、富商巨賈和學者，是與英國上層中產階級背景最相似的人。年輕官學生須攏絡這些原住民的「天然領袖」，與他們建立親密和睦的友好關係，務求隨時能得知他們的看法和設想，並加以處理，從而可避免因不夠敏感而干擾他們的生活方式。換言之，這是一種合作模式：英國精英和原住民精英合力為廣大原住民謀取更大福祉。英國人認為，年輕的官學生不必急於接觸他們治下的平民百姓，因為這樣做無甚價值。他們應該與原住民的「天然領袖」緊密聯繫，而有關原住民大眾的想法和恐懼這些帝國官員須要知道的事情，就可以靠這些原住民「天然領袖」通報。

當然，帝國主義體系中仍會帶有種族主義：十九世紀末英國人提出「白色人種」比「有色人種」優越的言論俯拾可見。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元素普遍上不是太重要。帝國主義的核心是文化優越主義而非種族主義。一般看法認為，儘管出身英國上層中產階級的公學和老牌大學畢業生才智卓越，是世界最出類拔萃的人物（如英帝國主義的偉大研究者蘭格所說：「英國人深信他們是人類的地方官」），(12)但是那些來自英國舊城區貧民窟的人，就遠不如被統治民族中的原住民貴族。種族主義肯定不是英帝國主義信念體系的決定因素。(13)

如前所述，帝國主義中的這種帝國使命概念，在關注政治的英國中產階級中發展成影響力很大的信念體系，尤其是在1840年代。在這個它剛出現的時期，肯定會有反對這種理念的人。但在1860年代，這些反帝國的聲音大多消失。(14)到了1870年代，帝國主義無疑成為英國關注政治的團體中大多數人（可能是絕大多數）的信念。

在1876年，英國首相迪斯累里（Benjamin Disraeli）安排維多利亞女王成為「印度女皇」。一如他過去的工作，迪斯累里做此事時是密切掌握「公眾輿論」（在十九世紀晚期，這通常等於中產階級的意見）。他的這一步廣受歡迎，並應視為一個標誌，顯示帝國主義在此時已毋庸置疑地成為英國政治生活牢不可破的內核的一部分。桑頓（A. P. Thornton）在研究帝國主義及其敵人時，從1872年至1902年整整一個世代，都找不到英國之內有任何反帝國主義者，也不見帝國理念的重要反對者。此時的英國有極端帝國主義者（侵略主義者〔jingoist〕）、忠貞帝國主義者（這其實是包括侵略主義者以外的所有保守黨黨員，但也包括愈來愈多自由黨黨員）和溫和帝國主義者（在1870年代和1880年代，這些人包括自由黨的主流成員）；至於反帝國主義者，即使有也極少。這種所謂反帝國主義者，被人視為「狂熱少數派」份子，既無地位也沒有追隨者。據桑頓所說，最早的反帝國主義重要著作，要到布爾戰爭（Boer War）時期才出現，特別是1902年及之後幾年。(15)

在1880年代末至整個1890年代，帝國主義主宰政壇的情況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英國在這個時期實行全民普選，而當時的工人階級在思想上十分擁護帝國主義。(16)1884年戈登（Charles Gordon）在喀土木被馬赫迪起義軍殺死，正值格拉德斯通（William E. Gladstone）領導的自由黨政府在英國執政，自由黨奉行溫和帝國主義。戈登之死激發洶湧的反自由黨浪潮，自由黨人被認為直接須為戈登之死負責，因為人們認為自由黨人沒有全力支持戈登。自由黨黯然下野，在其後將近十年都未能再掌政權，正正是因為選民認為他們靠不住，不能把大英帝國託付到他們手中。到1894年自由黨再次上台時，該黨的主流宣稱自己是「自由帝國主義者」，並且與保守黨人一樣，全心全意支持這個信念。換言之，到了1890年中期，忠貞帝國主義成為英國兩大政黨共同的信念體系。

因此，到了1890年代中期，帝國主義在英國政治領域是個不受質疑的政治信念體系。英國人熱切和大力擁護帝國主義。帝國主義在過去七十多年大受嘲弄和撻伐，以致我們今天很難理解十九世紀最後幾十年，英國會有那麼多人擁護帝國主義，並奉之為圭臬。它與當時年輕人最深信的信念和感受相共鳴，是一種可以為之而生和為之而死的信念。英國人視之為促使世界普遍變得更美好的最大希望。如果說，宗教傳教士致力傳播基督教信仰，那麼，帝國官員就致力傳播英國的世俗信念。宗教和世俗的傳教士受到的尊重和揄揚不相伯仲，在人們眼中，兩者都是在做偉大工作，目的是令整體世界更美好。帝國主義所得的支持有多大，再怎麼強調都不為過，在1880年代末至整個1890年代尤其如此。

在1880年代末至整個1890年代，每一個領域都顯示帝國主義時代於這個時期在英國達至巔峰。例如，在這個時期，以男孩子為讀者的流行小說，其調子和內容愈來愈帶有帝國主義色彩。(17)同樣地，最早研究帝國主義的重要學術著作是在這個時期寫就，尤其是約翰‧西利爵士（Sir John Seeley）在1883年發表的《英國的擴張》（Expansion of England），這部影響極大的著作給予帝國主義信念體系很大的學術地位。(18)

1890年代末那些偉大的帝國主義公眾人物，均是叱吒風雲之輩，不難看到他們的出現如何主宰他們的時代。這是寇松當上印度總督、米爾納（Milner）擔任南非總督、克羅默（Cromer）統治埃及、瑞天咸（Swettenham）掌管馬來亞、盧吉（Lugard）在東非和西非發展其帝國統治理論的時代，而英國歷任殖民地大臣中最偉大的張伯倫（「英國政治家中最矚目而且大概是最有影響力的帝國主義者」），(19)在他位於史密斯廣場（Smith Square）的辦公室運籌帷幄，管理大英帝國。羅伯茨勳爵（Lord Roberts）擔任印度總司令的崢嶸歲月已來到尾聲，他在這段時間把印度陸軍訓練成世界最精銳的殖民地戰鬥部隊。在1885年至1902年間，除當中兩年之外，擔任首相統治英國的是索爾茲伯里勳爵（Lord Salisbury）和羅斯伯里勳爵（Lord Rosebery），這兩人是極為幹練、富有熱情和不折不扣的帝國主義者。在1890年代，於其他地方佔據重要帝國職位的，全都是非常能幹和有魅力的人物。有這樣一群超群絕倫的人物，在這個時期除了帝國主義以外，任何其他事物都肯定難以得到公眾青睞。

英國人的帝國主義理想在第二次布爾戰爭（1899年10月至1902年）時期開始破滅。英軍無力打敗布爾人令英國人十分難堪，所遭遇的殘酷暴行更令英國陷入窘境。這場戰爭凸顯了帝國主義豪言壯語之空洞，令世人注意並發現到大英帝國的實際管治，遠遠無法達成帝國主義理想。這場戰爭顯示，英國人眼中英帝國主義體系的優點，並不一定為受惠於這種優點的被統治民族所欣賞。布爾人和其他被統治民族，尤其是埃及和印度，開始高談和煽動自治，而帝國主義者已經無法提出辯解來支持他們對於英帝國主義使命的持續自信。帝國主義從1902年開始處於守勢，在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更加如此。帝國主義由1940年代開始被迫接受失敗，從此不再是不可或缺的信念體系。

不過，在1899年這些全都是未來之事。第二次布爾戰爭在1899年10月爆發，在此之前的1899年春夏，是帝國主義最巔峰鼎盛的時期。「英國人民……全都成為帝國主義者」；(20)「帝國的調子現在隨處都能聽見，雄渾、清晰和確切無誤」。(21)帝國主義信念體系在那時沒有重要的反對者，在一些英國歷來所培養最能幹的人指導下，並在大部分英國人民的熱情支持下，對於自己所肩負的任務和目標滿懷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