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主義時代中的香港

1899年的香港是極為自信的城市。那種自信有兩個來源：一方面來自對大英帝國肩負的任務的信心，這種信心是香港與大英帝國其他領地所共有的；另一方面來自香港已發展為管理良好、十分繁榮和極為成功的商貿中心，成就矚目。

香港這城市是1841年第一次英中戰爭（第一次鴉片戰爭）的產物。在此之前，西方僅限在廣州一地與中國通商，還受限於掣肘繁多的中華帝國官僚壟斷。(22)英國人決心趁着在這場戰爭中得勝，迫使中國開放更多港口通商，並在中國沿海取得一處英國屬地，在那裏建立支援西方對華通商不可或缺的銀行和金融服務，不受中國官僚掣肘；西方商行也可在這個由英國法律管轄的領土設立總部；英國也可以向該地派駐陸海軍，保障未來的貿易自由。香港島就是在中英兩個協議後，變成這樣的英國屬地：英國在1841年佔領此處。在1861年，第二次英中戰爭（打這場仗的原因，是為促使中國政府全面履行在第一次英中戰爭後達成的各項協議）結束後，位於維多利亞港北岸、與香港島中心地帶隔海相望的九龍半島也納入殖民地疆域。

在英國統治香港初期，香港城（正式命名為維多利亞城）是惡名昭著的罪惡淵藪和疾病溫床，燈光昏暗，治安不靖，醜聞時有發生，仿如道路崎嶇、黑幫橫行、海盜肆虐、奸商當道的「美國西部」拓荒小鎮。但到了1860年代情況丕變。到了那個時候，已有大量資金流入香港城，官民不斷努力把此地建設成世界上名列前茅的都市中心，既現代化又先進，足以成為其他地方的典範。香港到十九世紀末已成為現代化的大都會，許多西方居民因而萌生強烈的市民自豪感。

但在十九世紀末，人們甚擔憂如果香港島對岸被其他西方列強控制，香港的防守就堪虞。控制了對岸的國家只要架設大炮，維多利亞港的入口以及香港島中央地帶有約一英里的區域就會在射程之內。英軍認為如發生這種情況，他們將難以保衛香港。最後英國政府勸服中國政府把九龍半島內陸一片土地租借給他們九十九年，這樣就可以把殖民地邊界再往內陸推進約二十英里，此事在1898年達成協議。這塊租借地就命名為新界。此地是鄉郊地區，包含約六百五十條村莊，還有少數小墟市和漁港。英國人不認為這塊租借地有助增進香港的經濟優勢（事實上，最初的假設是它會耗用殖民地的財政資源），但覺得有了這塊領土，能大大加強保衛香港安全，抵禦攻擊的能力。(23)

從1841年直至1899年，香港都是由倫敦任命的總督統治（1899年的香港總督是卜力），港督須向殖民地大臣負責。負責香港日常管理的官僚系統規模很小，以輔政司（Colonial Secretary）為首(24)（1899年出任輔政司的是駱克）。議政局(25)負責向港督提供意見，議政局成員包括輔政司和另外一兩名高級官員，加上數名委任的商界領袖。立法則是定例局的職責，定例局議員除高級官員（「官守議員」）外，還有一些由港督委任為「非官守議員」的商界領袖，在1899年，這些非官守議員有洋人也有華人。司法事務則和其他實行普通法的地區一樣，由以按察司為首的最高法院負責，不受行政機關管控。香港沒有民主，不能投票選舉什麼人上台執政。此地稅率很低，法律盡量保持簡單，以令華洋商人有盡可能多的空間賺錢。

到了1899年，香港城居民已增至二十八萬人，城區由堅尼地城起，超越以往維多利亞城的範圍，沿香港島北岸伸延至筲箕灣，距離約七英里半。

到1899年，香港極為繁榮，商業蓬勃，香港城的中心地帶滿目美輪美奐的巍峨現代建築物。它的港口商船雲集，桅檣如林：1899年的香港是大英帝國第二繁忙的港口。香港警隊管理完善又稱職。社會領袖決心把香港城建設成現代化和先進城市的典範。香港城自1890年開始即有電力供應。香港的街道自1864年起就有煤氣燈照明，但1890年有電力供應後，新的電路燈陸續取代煤氣燈。山頂纜車在1888年通車。在1899年，關於築建電車線貫穿香港城的討論已到尾聲，電車將在1904年開始施工。同樣地，在1899年勘測員正在勘察連接香港與廣州鐵路的最佳路線：修築鐵路工程會在1905年開始動工。香港通訊很發達，在1873年至1894年之間，鋪設了七條電報線路，連接香港和所有它的鄰居——其中六條是海底電報電纜。電話自1881年開始在香港城裝設，而廉價郵資制在1898年推行。在1887年，香港華人西醫書院這所高等教育機構創立；到了1899年，有關把這所書院升格為正式大學的討論已到最後階段，而將在1908年實現。香港天文台創立和首個避風塘建成，都是1883年的事，希望可以藉此減低颱風對小船的威脅。在1899年，大潭供水系統第一期工程舒緩了香港長期食水短缺的問題，待到至第二期工程開展，大潭篤水壩在1907年竣工，食水供應情況會更加顯著改善。

香港在1890年代持續擴展。1861年九龍半島割讓後，油蔴地興建了新市鎮。到了1899年，這個沿着九龍半島西岸開闢的市鎮已長達一英里。在九龍半島東岸也有另一個市鎮正在發展，那是設有大型船塢的紅磡，它是個正在不斷擴大的工業城鎮。這個市鎮經歷一場大火後，在1881年徹底重新規劃和重建。遮打填海計劃(26)在1890年開展。這項大規模填海工程旨在提供更多土地，供興建現代商業大廈之用，填海沿香港島北岸綿延超過一英里半的地方開展，這項工程也許是當時世界上同類計劃中最具雄心的。

在1899年，香港也是重要的帝國堡壘。它是皇家海軍的重要基地，防禦工事之先進可與帝國其他地方媲美，鯉魚門和西環及昂船洲均設有炮台，扼守維多利亞港東西方水道。這些要塞由戰鬥力甚強的皇家炮兵駐守，另外還有兩個步兵團，一個由印度兵組成（在1899年是香港軍團），(27)另一個是英兵軍團（在1899年是皇家威爾斯燧發槍團）。(28)

香港的中心地帶是商業樞紐，那裏宏偉的銀行大樓掌管大量世界與東亞的貿易買賣，還有大型商行，以及大量為這些商界巨人服務的物業。同時存在的，是大量華資公司行號，大多數是以小船運貨物與東南亞、美國和澳洲做貿易的公司，它們的規模大多數小得多，但加起來的商業實力卻更大；另外還有為這些貿易提供資金的銀號和匯兌莊。除了這些商業機構外，香港到1899年已開始出現工業革命，在往後三十年，會把這個城市變成遠東的工業重鎮之一。

當然，儘管香港很繁榮並自覺很現代，但1890年代末它仍有種種問題。1894年香港爆發鼠疫，1896年再度肆虐，1901年又再來襲。1894年那這場鼠疫引發短期的商業蕭條，但1896年和1901年的兩次疫症爆發，香港都能安然度過。這幾場鼠疫促使港府採取行動改善公共衛生：曾在1882年提交關於公共衛生報告的查維克（Osbert Chadwick），在1902年獲邀重返香港調查，提交更詳細的報告。他帶來的結果是影響更深遠的新法例——《公共衛生及建築物條例》（1903），以及敷設長達數英里的新下水道和興建幾十個新的公共浴室和廁所。

另一香港須要面對的問題是，這個城市的居民主要是單身男人，他們來到香港追求財富，有的推遲成婚時間，有的把家眷留到家鄉。結果，此地娼妓和性病氾濫。在1880年代至1940年間，愈來愈多男人把家眷帶來香港，逐漸緩和這些問題。但在1899年，在香港成年男性中，與家人同住的不足總數一半。

1899年的香港可說正正合乎帝國信念體系。此地由一小撮官學生統治，這些人全都聰明幹練，完全是帝國主義官學生的典型。除了他們，還有人數幾乎同樣少的英國大企業高級管理人員。

在1899年擔任輔政司的駱克，生於顯赫的銀行界望族，其家族與蘇格蘭西部各個地主家族皆有着密切聯繫。(29)駱克就讀馬恩島（Isle of Man）的威廉國王書院（King William’s College）和愛丁堡的喬治華生書院（George Watson’s College），兩者都是享負盛名的優秀公學。他在喬治華生書院擔任班長，又是板球和橄欖球隊隊長，學術精湛，尤其嫻熟古典文學。他畢業後升讀愛丁堡大學，在校內仍然兼擅運動和學術。駱克通過銓選考試後，在1878年成為香港官學生。駱克在1878年至1879年於倫敦學習中文，很快顯出在這方面秉賦甚高。他還加入倫敦的皇家亞洲學會，可見他早在年輕時候（其時二十一歲）已對東方產生學術興趣。駱克在1879年末抵達香港，二十年後累遷至香港公務員最高級的職位——輔政司，並獲頒聖米迦勒及聖喬治三等勳章（CMG）。他到香港後熱愛中國文化，並信奉儒家思想，身邊很快聚集了一批華人朋友和熟人，大多數是富有的買辦商人階級。他以忠於職守、勤於任事聞名，更重要的是，駱克對於自己眼中最有利於香港人福祉的事，無不專心致志，全力以赴。在香港，無論外籍人還是上流華人，都對駱克敬重有加。

如果說駱克是殖民地官員的理想典範，那他在香港的同僚也不相伯仲。在1899年擔任總緝捕官（Captain—Superintendent of Police，當時殖民地警察首長的名銜）(30)的梅含理（Henry May，又譯梅軒利），在1902年繼駱克後出任輔政司，日後更成為香港總督。梅含理出身於一個英裔愛爾蘭世家（其父是愛爾蘭首席大法官），有顯赫的家族聯繫（其妻是白加〔Sir George Digby Barker〕將軍之女）。(31)梅含理在哈羅公學（Harrow School）和都柏林聖三一學院受教育，成績卓越，是古典文學和現代語言的「一級榮譽畢業生兼優等獎得主」，而且是運動健將（尤擅騎馬和駕帆船——他寫了一本有關香港帆船史的著作），還愛好狩獵、釣魚和射擊。他在1881年參加正規銓選考試後加入香港官學生隊伍。他語言秉賦甚高，寫過了一本《粵語指南》（Guide to Cantonese），並以優異成績通過「領事事務官話通譯高級考試」。梅含理性格嚴肅和有點不苟言笑，但他勤於公事，盡忠職守。他不是很容易交朋友，但與一些中產階級華商交情不淺，從中籠絡了一些聯絡人。他和駱克一樣，在1899年時已獲頒聖米迦勒及聖喬治三等勳章。另一件事也和駱克一樣，就是梅含理每做一事，他都深信那最有益於香港人福祉，認識他的人對此都不會質疑。

1899年擔任庫務司（庫務司掌管殖民地財政）(32)的譚臣（Alexander Macdonald Thomson），其父是蘇格蘭的學校校長。譚臣在阿伯丁大學唸數學，以一級榮譽畢業，1887年通過正規銓選考試加入香港官學生隊伍。他在香港所關注的主要是技術層面的事務（公共衛生、輔幣問題、香港通用法令的編輯）。雖然譚臣不以語言見長，但也通曉粵語，他年輕時曾是運動健將，但後來沒有繼續。

蒲魯賢（Arthur Brewin）生於約克郡塞特爾（Settle）一個門第高貴的家庭，在溫切斯特（Winchester）受教育，在1888年參加正規銓選考試後到香港成為官學生。1899年時他擔任助理華民政務司（華民政務司主要負責政府與香港華民之間的溝通，蒲魯賢的職位僅次於華民政務司）。(33)他曾學粵語兩年，講得十分流利，六日戰爭期間，如果駱克不在，就由他負責為港督翻譯中文文件。

1899年的時候，梅含理在警隊中的副手是畢利（Francis Badeley），他是聖公會牧師之子，在神職人員孤兒學校受教育，並進入劍橋大學耶穌學院攻讀數學，以二級榮譽畢業（是該年最高等級的畢業生）。他在1890參加一般銓選考試後來香港成為官學生，精通粵語和興都斯坦語。

莊士敦（Reginald Johnston）在1898年參加一般考試後獲任命為香港官學生，是另一個屬此類型的年輕人。(34)其父是律師，他在愛丁堡大學受教育，所有學科都成績優越（歷史取得格雷獎〔Gray Prize〕，英國文學、現代歷史和憲法學獲一級榮譽）。他是一流的語言學家，其職業生涯的最後階段，是在倫敦大學擔任中文教授。1899年時他是兩局副秘書（因此他是議政局和定例局秘書，新任命的官學生常獲安排擔任這個職位以資歷練）。和駱克一樣，莊士敦仰慕中華文化是眾所周知的，結交了許多華人朋友；莊士敦也和駱克及梅含理一樣，所做的事都是因為他認為是最有益於他所服務的人，這點也是無人置疑的。

從這些簡歷可見，1899年的香港官學生堪稱才高八斗，大部分是運動健將，全都精通粵語，有的甚至是不折不扣的語言學家。所有人都符合典型帝國官員的標準。他們似乎全都懷有為香港及其人民奉獻的心志，並為自己眼中有利於香港人的事鞠躬盡瘁。全部人都服膺於帝國主義的理想。

在官學生之上的是總督，在1891年至1930年間，尤其是在1898年至1919年，擔任總督的都是出類拔萃的人物，那是前所未有的事。卜力爵士、彌敦爵士（Sir Matthew Nathan）、盧吉爵士（Sir Francis Lugard）、梅含理爵士，無論風範與才能，通通是超群絕倫之輩。

在1890年代，在香港之內不難找到有關帝國主義信念的標準言論。總督卜力在1899年4月17日六日戰爭期間向九龍的鄉村耆老演講（見附錄二），他在演說中包括有關英帝國統治本質上是仁惠善舉的標準說法。他說：

此為大英國旗號將升之地……今日乃爾等生活之重要紀元，因為爾等今日成為大英子民。大英國治民以善政，舉世皆知。吾等以人民安居樂業為念，大英國受萬國景仰，藩屬遍佈宇內，受大英國庇蔭之民，共百萬之眾。今日升旗以後，爾等及眷屬產業將得到大英保護。(35)

由印度兵組成的香港軍團由巴羅（Edmund Barrow）上校指揮，他在1895年獲派往印度擔任更高級職務而離開軍團，軍團的英籍軍官為他舉行餞別宴，他在宴會上說：

英國軍官不尚權謀，而力圖公正公平，因此所有族裔的士兵，無論英裔、印裔或非裔都能統馭。這些士兵全都信任他。行事公正，是統兵的訣竅所在。(36)

這種標準言論所體現的信念就是：英國紳士是天然領袖，只要他履行紳士之道，那麼，所有因命運安排成為他下屬的人，都會心悅誠服視他為領袖。

另一個饒有趣味的言論也與香港軍團有關，那是刊於《每日電訊報》（Daily Telegraph）關於該團的長篇報道，由克萊門‧斯科特（Clement Scott）執筆、題為〈威武之師〉（“A ‘Swagger’ Regiment”），文章把香港軍團中「孔武有力的普什圖巨人……雄壯威武的年輕戰士」，與在英國兵團中佔大多數的那些「臉色蒼白、骨瘦如豺的男孩……蒼白、弱不禁風、手無縛雞之力的小伙子」作比較，後者委靡不振的氣度，畏縮鬼祟的舉止，暴露了他們戰鬥力低下的事實。斯科特總結他的觀點說：「在印度招募士兵並由英國人擔任軍官，如此組合的軍團是勇武與智謀兼備的勁旅，是任何軍事家都希望見到的部隊。」(37)這又是另一種體現帝國主義信念的標準言論——受統治民族中的最優秀份子，比一般英國年輕人明顯優勝。

最重要的是，這個時期更擅於表達和說英語的香港居民，撰寫了許多有關這個殖民地的著述，它們往往明言或暗示香港的繁榮和成就，全靠英國人的管治和營商技巧造就，這些事物提供了仁慈、現代和高效率的政府，有了這樣的政府，勤奮而手段高明的英國商人就能逐漸形成蓬勃的商業群體。這些言論很偶然才會提及華商對香港繁榮的貢獻。這些寫作透露着自信：至少在香港，這個城市成為極成功的商貿社會，令本地人對之產生極大自豪感和自信心，從而又加強了帝國主義時代的民族自信心。這種觀點成為此時此地的主題，並且是另一個標準的帝國主義言論。將這種本地自信顯示得淋漓盡致的事例之一，是1893年出版的《香港手冊：供遊客使用的介紹此殖民地各有趣地方的大眾指南》（A Handbook to Hong Kong: Being a Popular Guide to the Various Places of Interest in the Colony, for the Use of Tourists）：(38)

寫一本關於香港這個英國直轄殖民地的指南，是不需辯解的事……憑着維多利亞城和超過二十萬人的長住人口，香港昂然屹立在世界面前—它是標誌英國勇氣和進取精神的巍峨紀念碑……其道路和建築物不惜工本建造……其居民各色人等皆有……其海港有陸地屏障，壯麗非常……香港這個英國屬地擁有無與倫比的吸引力……穿行於香港的道路和街道的外地來客，不論他如何冷漠，無不驚訝和讚歎那恍如魔法的影響力，在短短幾年時間就令香港島不毛的花崗岩山坡脫胎換骨，成為世界最怡人的城市之一。

這個殖民地在1887年11月9日……慶祝了女皇登基金禧紀念。華人……自己籌募，耗費了逾十萬元……這是他們感激不列顛王國公正開明政府的證明，令人十分欣慰。

回顧香港歷史，會知道這個殖民地達到了1841年割讓它時所要達到的目的，更猶有過之。它從一個荒島迅速發展，崛起成極為重要的屬地……香港由英國自由、正義和人道的廣大原則所管治，香港的影響力雖然是在默默發展，但肯定會愈來愈強，延伸至香港所能觸及的廣袤帝國疆土，而香港日益成長，它令人矚目的影響力也會隨之擴大。

類似說法在1908年出版的《二十世紀香港印象》（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Hong Kong）也能找到：(39)

由於大自然的完美塑造，把香港島成為了大英帝國的前哨……在七十年前，這個蕞爾小島只有少數漁民和海盜造訪，而到了英國人手上，它就成為繁榮興旺的轉口貿易港……陡峭得幾乎筆直的山……從山腳到山頂都披上蔥翠的草木，一座華美的城市拔地而起，此城三十萬居民享受着西方文明帶來的一切好處……如前總督德輔爵士（Sir William des Voeux）所寫道：「地球上大概沒有另一個地方，更能激發英國人的自豪感，或者充分證明這種自豪感是有道理的。」……沿着海岸綿延將近五英里的是維多利亞城。這個興旺繁華之地，建立在海濱一條狹長地帶之上，這片土地大部分是與海爭地造陸而成，這個城市是英國殖民者進取精神、幹勁和成功的不朽標誌。

因此，1899年的香港不但是既現代又先進的繁盛商業城市，而且無疑完全屬於帝國主義世界的一部分，是從帝國主義的角度看待自己和在世界的位置，而管治這個地方的，是一群才智極高、超群出眾的人物，完全符合傳統優秀帝國官員的典型。

1899年4月，在面對反對英國統治的武裝抵抗前，這些人和這個社會的反應不免是從這種自信出發，另外還根據一種信念，就是深信自己獲任命為這個地方的統治者，原因自不待言。結果會在下文詳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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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關於本書提及的香港地名，參見地圖一。

(2)有關英帝國和帝國主義的著作汗牛充棟，價值較高的有A. P. Thornton, The Imperial Idea and Its Enemies: A Study in British Power（Macmillan, London, 1959; 2nd ed. Macmillan, 1985）；A. P. Thornton, Doctrines of Imperialism（John Wiley & Sons, New York and London）, in series New Dimensions in History: Essays in Comparative History, gen. ed. Norman F. Cantor（1965）; William L. Langer, The Diplomacy of Imperialism 1890–1902（1935, 2nd ed. Alfred A. Knopf, New York, 1951）（第三章“The Triumph of Imperialism”尤其與本研究有關）；P. J. Cain and A. G. Hopkins, British Imperialism (1st ed. Longmans, London, 1993,2 Vols; 2nd ed., British Imperialism, 1688–2000, Pearson Education, London, 2002,1 Vol.); B. Porter, The Lion’s Share: A Short History of British Imperialism, 1850–1970（Longman, London, 1976, 3rd ed. extended to 1995, Longman, London, 1996）；B. Porter, The Absent—Minded Imperialists: What the British Really Thought about Empire（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2005）; V. G. Kiernan, The Lords of Human Kind: European Attitudes to the Outside World in the Imperial Age（Weidenfeld & Nicholson, London, 1969; 4th ed. Serif, London, 1996）; D. Cannadine, Ornamentalism: How the British Saw Their Empire（Penguin Books, London, 2001）; and K. Tidrick, Empire and the English Character（Tauris, London, 1990）。

(3)這背後是根據一個頗有問題的想法，那就是英國「主宰海洋」，而且皇家海軍有權在海洋執行英國法律。

(4)如見上引Thornton, Doctrines of Imperialism, pp.7,89。

(5)轉引自上引William L. Langer, Diplomacy of Imperialism, p.92。張伯倫的話是來自1895年、1896年和1897年的演講。

(6)轉引自上引William L. Langer, Diplomacy of Imperialism, p.93，第一句轉引自寇松的著作Problems of the Far East, 1894；第二句摘自G. N. Curzon，“The True Imperialism”, in Nineteenth Century, January 1908, p.157 ff，轉引自上引Thornton, The Imperial Idea and Its Enemies，2nd ed. p.72。另外，南非總督米爾納勳爵（Lord Milner）也曾有類似言詞，見E. Crankshaw, The Forsaken Idea（London, 1952）, p.37，轉引自上引Thornton, Doctrines of Imperialism, p.205，還有帝國主義評論員懷亞特（H. W. Wyatt）的言詞，見其文章“The Ethics of Empire”，1899，轉引自上引William L. Langer, Diplomacy of Imperialism, p.93。另見《每日郵報》（Daily Mail）的發刊詞（1896）：「《每日郵報》是帝國理念的化身及喉舌……是英國進步和支配地位的鏗鏘聲音。我們知道英國國旗向前邁進，是代表保護弱小民族、維護公義、守護受壓迫的人、捍衛受踐踏者的自由。」轉引自上引William L. Langer, Diplomacy of Imperialism, p.84。

(7)這句話摘自邱吉爾傳Lord Randolph Churchill (London, 1906), Vol.I, p.156，轉引自上引Thornton, The Imperial Idea and Its Enemies，2nd ed. p.71。

(8)蘭格因此說，人們普遍認為「任何有礙英帝國主義前進的阻撓，都是試圖違反上帝的旨意」，他還引述特雷爾（H. D. Traill）所言，說英國人認為他在大英帝國一切作為，都是上帝的旨意：「任何對他的阻撓……都是心懷惡意，試圖妨礙天意的明顯安排……應當報以憤慨，予以反抗。」（上引Diplomacy of Imperialism, pp.94–95, quoting comments by Traill from 1896）。尼赫魯（Nehru）在說到他在二十世紀頭十年認識的英印政府官員時，說他們「總胸有成竹，深信自己一定正確……他們的態度有種宗教特質。」（J. Nehru, Autobiography，1936, p.428, quoted by Thornton, The Imperial Idea and Its Enemies, op.cit. p.72）桑頓談到該時期的帝國官員時，說他們「自認為肩負着使命」，「非常嚴肅看待對於帝國的責任」，「深信帝國是有利於普世人類的福祉，並相信應堅定地使用實力去達到可取的目標」。上引Thornton, The Imperial Idea and Its Enemies, pp.87–89。

(9)上引William L. Langer, Diplomacy of Imperialism, p.92。

(10)譯註：英國的「公學」（public school）是指私立的貴族學校。

(11)大部分公學都是在英格蘭，不過，由蘇格蘭的公學和大學培養的蘇格蘭年輕人，同樣廣受青睞。這個時期蘇格蘭教育制度的精神和英格蘭大同小異。

(12)William L. Langer, Diplomacy of Imperialism, op. cit. p.94.

(13)但是，如蘭格指出，1890年代社會達爾文主義成為一小撮英國思想家的重要思潮，社會達爾文主義是建立在種族主義思想的假設之上。但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從來不是英國思想的主流。見上引William L. Langer, Diplomacy of Imperialism, pp.85–88。

(14)如蘭格指出，帝國主義的最大反對者是科布登主義自由貿易者（Cobdenite Free—Trader），但這群人在十九世紀最後幾十年很快喪失影響力，在1897年舉行年度大會時，只有十三名科布登俱樂部（Cobden Club）成員出席。見上引William L. Langer, Diplomacy of Imperialism, pp.70–76。蘭格認為1870年是英國政治思想變為受帝國主義支配的時期。

(15)J. A. Hobson, Imperialism（London, 1902）; L. T. Hobhouse, Democracy and Reaction（London, 1904）; Beatrice Webb, Our Partnership（出版年份不詳，約1902）。見上引Thornton, The Imperial Idea and Its Enemies, 2nd ed. pp.72–74。S. Howe, Anticolonialism in British Politics: The Left and the End of Empire 1918–1966（Clarendon, Oxford, 1993）在第一次世紀大戰前沒見到重要的左翼反殖民主義思想。蘭格（上引Diplomacy of Imperialism, p.68）說，在1902年前有一項批判帝國主義的研究，那是1898年時在美國發表的一篇文章，但此文在英國無甚影響。

(16)關於這個時期英國工人階級的強烈帝國主義心態，見上引William L. Langer, Diplomacy of Imperialism。

(17)因此，哈葛德爵士（Sir Henry Rider Haggard）在1885年出版《所羅門王的寶藏》（King Solomon’s Mines），1887年出版《三千年豔屍記》（She）和《斐洲煙水愁城錄》（Allan Quatermain）。喬治‧亨蒂（George Henty）在1880年出版《年輕的號角兵》（The Young Bugler），1883年出版《在德雷克將軍的旗幟下》（Under Drake’s Flag），1884年出版《與克萊夫將軍在印度》（With Clive in India），1898年出版《與穆爾將軍在拉科魯尼亞》（With Moore at Corunna）等等。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在1894年至1895年出版了兩本《叢林故事》（Jungle Book），1899年出版《學院復仇記》（Stalky and Co），1902年出版《基姆》（Kim），還有多本關於印度的故事集（1888年的《山中故事》［Plain Tales from the Hills］和1889年的《三個士兵》［Soldiers Three］），這些書的對像本是成年人，但在年紀較大的男孩中也很受歡迎。這些書非常暢銷，影響力也很大。亨蒂的書在1890年代每年銷售十五萬冊，而哈葛德的《所羅門王的寶藏》在兩個月內就賣出五千本。這些供男孩子閱讀的書顯示在那個時期，以男孩子為讀者的冒險故事市場如何完全帝國主義化，並反映在英國帝國主義的氣氛普遍盛行。有關這種「染血小說」（blood—stained fiction）的重要性和成長，見上引Langer, Diplomacy of Imperialism, pp.82–84。同時，重要帝國主義人物的傳記也洛陽紙貴。羅伯茨元帥（Lord Roberts）的自傳（《印度四十一年：從陸軍中尉到總司令》［Forty—One Years in India: from Subaltern to Commander—in—Chief］）在1896年至1897年短短二十個月間印行了至少三十版。

(18)有關西利爵士及其同僚，見上引Langer, Diplomacy of Imperialism, p.71。

(19)上引Langer, Diplomacy of Imperialism, p.77。

(20)Rhodes, 1899，轉引自上引Langer, Diplomacy of Imperialism, p.79。

(21)出自1899年《評論季刊》（Quarterly Review）一名匿名作者，轉引自上引Langer, Diplomacy of Imperialism, p.81。

(22)譯註：指公行制度。

(23)在過去六十年，新界歷經發展，已不再是昔日寧靜樸素的內陸鄉郊。今天香港七百萬人口有整整一半人在新界居住，大部分是住在香港九個新市鎮之中。香港在1997年交還中國，就是由於新界租約屆滿所致，因為現代的香港若沒有新界已不可能生存。

(24)後期這個職位改稱布政司（Chief Secretary）。

(25)譯註：後來改稱行政局。

(26)譯註：即中環海旁填海工程。

(27)此軍團是個印度兵團，由來自西北邊境地區的士兵組成，但借調給英國陸軍派往香港戍守。該軍團是由巴羅（Edmund Barrow）上校組建。和一般印度陸軍的軍團一樣，香港軍團以少數英國軍官為核心，英國軍官之下是人數較多的印籍軍官（總督任命軍官）和印籍士官。它成立於1891年，1902年解散。負責打六日戰爭的就是這個軍團。見下文。

(28)皇家威爾斯燧發槍團（The Royal Welch Fusiliers）是個古老軍團，英文名稱中的威爾斯沿用舊時拼法“Welch”，以示對軍團的悠久歷史感到自豪。

(29)有關駱克的家族背景，見S. Airlie, Thistle and Bamboo: The Life and Times of Sir James Stewart Lockhart（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30)這個職位後來改稱「警務處長」。譯註：這個職位的中文名稱多次更改，《香港轅門報》（即《憲報》）在1875年公佈中譯為巡捕官，在1899年時卻稱為總緝捕官，到了1909年改為巡警道，1914年又改為警察司。

(31)有關梅含理和其他此處述及的官學生的傳記，見20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Hong Kong: History, People, Commerce, Industry, and Resources，初版在1908年印行，1990年經刪節後重印，pp.106 ff。

(32)這個職位後來改稱「財政司」。

(33)這個職位後來分拆，大部分職責改歸今天所稱的「民政事務局局長」負責。

(34)有關莊士敦的背景，見上引S. Airlie, Thistle and Bamboo, p.129和S. Airlie, Reginald Johnson, Chinese Mandarin（National Museums of Scotland Publishing, Edinburgh, 2001）。

(35)見附錄二與4月18日《德臣西報》（China Mail）、《孖剌西報》（Hongkong Daily Press）、《士蔑西報》（Hongkong Telegraph）和4月22日《香港週報》（Hongkong Weekly Press）關於這篇演說的報道。《香港週報》是《孖剌西報》的姐妹刊物，內容大多是《孖剌西報》文章的節錄或概要，偶爾還會摘引其他日報的文章。它很少刊登不曾在日報上刊載的文章。很可惜，沒有關於六日戰爭時期的華文報章流傳至今，1890年代的主要華文報章《華字日報》，在1899年春季期數不齊全，包括整個4月都付諸闕如。

(36)這篇演說收錄於巴羅的〈戰爭日記〉（“Campaign Diaries”）（MS Eur 420/27, British Library, p.337ff）。巴羅退休後，從自己極為成功的從軍生涯中，選出一些最想流傳後世的文章，收錄到這份〈戰爭日記〉中。這篇演說的另一個副本可在香港軍團的現行命令（P.R.O., London, MS WO30／103, p.69）中找到，因為這演說以現行命令方式發出，讓全軍團官兵閱讀。伯傑上尉是巴羅最信賴的軍官之一，他負責保管一本「剪報簿」（“Scrapbook”），專門收錄關於軍團的報章報道，有關這次餞別宴的記載及該篇演說，也可在「剪報簿」中找到（MS 6012–68, National Army Museum, London）。巴羅在演講中說，印籍軍官喜歡拉幫結派，所以無法成為像英國軍官那麼成功的天然領袖。

(37)巴羅將這篇文章抄錄到〈戰爭日記〉，伯傑也收錄到「剪報簿」，見上註。

(38)Kelly and Walsh, Hong Kong, 1893, reprinted as The Hong Kong Guide, 1893（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ong Kong, 1982）. See pp.i–ii and pp.72,76.

(39)上引書pp.145,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