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应对双循环，中国制造业的五个变革

新时代迎来发展新格局，既是客观形势变化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应对未来挑战的必然选择。中国制造业是国民经济最重要的支柱，同时具有最高的对外开放度，在新格局构建中，中国制造业自身也面临智能技术变革、产业结构变革、产业空间重构、产业生态变革与规则变革等五大变革。中国制造业未来最核心的任务，是加快实现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跃迁，更好地支撑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塑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塑是热议话题，但全球供应链重塑从2017年年底到2018年年初就已经成为一个重要议题。当时“中美贸易摩擦”开始，这无论对于中国外资企业还是中国本土企业，都面临一个重要选择，就是把产能放在中国本土，还是转移到其他国家，如越南、印度尼西亚。

事实上，这样的产业转移可以追溯到更早期，从2012年就开始了。

举一个案例，韩国三星智能终端产能原来主要是在天津、深圳、东莞。到2020年的时候，三星在越南已累计投资170亿美元，建立了8个生产基地，出口总额657亿美元，如果再加上韩国LG，这两家公司的出口额占越南电子产品出口额的70%。

中国内资企业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从2018年开始，很多内资企业选择把一部分投资和产能布局在东南亚地区，华夏幸福（中国的一家产业园区运营商）在越南和印度尼西亚有产业园。这两个产业园在2018年以前招商很困难，2018年以后，产业园内一地难求，中国企业已自主选择到这些地区去投资。

所以，在疫情之前，产业链局部重构就已开始。现在的问题是，中美贸易摩擦、大国博弈叠加上疫情，产业链重构是否会进一步提速，或出现新的趋势和新的特点。

这主要看外资企业在中国是面向中国市场还是面向其他国家市场，内资企业面向的是中国市场还是外国市场。由于面向的市场不一样，做出的选择也不一样。

一些面向中国市场的外资企业，进一步加大了在中国的投资；当然面向其他国家市场的外资企业可能会做出一些新选择，如美国和日本推动制造业回流。在疫情之下，对大部分企业而言，特别是生产性企业，加大资本投入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在疫情之后，对这种产能迁移还要做进一步观察。

我国正在遭遇“逆全球化”和“去中国化”的严峻挑战。例如，第一，美国对华为的封杀，实体清单的扩容，这是技术上的封锁；第二，人才的阻断，禁止敏感专业和人才交流，将一部分高校列为实体清单；第三，正在被推动的规则重塑，特别是全球贸易规则重塑，这些对中国制造业的发展造成了深远影响。

百年一遇的疫情叠加上大国博弈，最重要的变化就是我们的外部循环受到阻碍。尽管截至目前，表现出来的出口还具有很高的韧性，2021年上半年甚至全年仍然将实现正增长，但对于未来一段时期的外部循环，大概率不会高歌猛进。在这个背景下，中央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重大战略部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面对发展新格局，对中国内部产业链来说，面临着重塑。我们看到未来外循环有可能收缩，内循环以“六稳六保”作为底线。事实上，内循环也面临着压力。当前我国年生产各类材料36亿吨，每年能耗是46亿吨标准煤，能源产品为38亿吨，货运总量为515亿吨，如果外循环收缩的话，国内生产的、消耗的内循环总量也会出现下降。5年前大致28%的总能耗是为生产出口产品的，如果外循环减少，中国本土的总能耗、材料生产总量、货运总量都会下降，内循环也将面临收缩压力，产业动能动力都会出现一些新变化。

从居民角度，有规模市场的优势，衣食住行都在升级，但在升级过程中，往往低端产能要萎缩，重点要看中高端产能能否同步升级。对于内循环，要让国际上的高端消费回流。

从企业角度，要建立一个内循环，也是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的循环。事实上，从国内市场来看，装备、材料会形成一个新体系，从全球来看也会出现一个新格局。以半导体为例，会出现三个体系，第一个是美国体系，指美国能够影响和控制的产业体系；第二个是非美国体系，如韩国等完全不依赖美国技术形成的产业体系；第三个是中国的完全自主的产业体系。在这三个体系当中，中国企业应该是齐头并进的，第一个、第二个体系的主动权不在中国，但我们可以参与；第三个是在开放条件下的自我追赶，这是我们未来的重要任务。另外，企业升级需求是在高附加值领域、专业服务技术生态领域，现在的关键是专业化服务能不能延伸出来、能不能满足专业化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的要求。

从政府角度，涉及公共产品、城市更新、公共基建等。例如疫情之后，公共医疗等很多领域还有短板，作为一个以内循环为主的经济体系，政府的投资需求在这些领域也会快速增长。

内循环会激活更大的市场、更多样性的产业、更复杂的业态和更多的模式。

二、中国制造业面临的五个变革

发展“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对中国制造业而言是全新的发展环境。新环境、新格局、新变革迫切要求中国制造业加速转型升级。

1. 智能技术变革，即智能化革命

当前正在进行新一轮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这一轮变革是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基础之上的，这是一个万物互联、万物显示、万物智慧、万物智能的时代。移动互联网是人与人连接的互联网，当下正在发展的是人与物联、物与物联的新阶段，即万物互联的阶段，未来则是万物智能的社会。新冠肺炎疫情更加速了对万物智能的迫切需求。

新一轮技术产业革命如火如荼，未来制造业竞争的焦点是什么？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跟另外一个国家、地区竞争的焦点是什么？面向未来智能社会、智能世界，竞争的核心又是什么？新的要素是数据，新的基建是算力，新的内燃机是算法。

在数据、算力、算法三要素后面又是什么，竞争的到底是什么？数据竞争，高阶竞争是操作系统，如智能机操作系统、PC端操作系统、云计算操作系统；数据的第一关是抓取数据，抓取数据的第一道是传感器，传感器后面是什么？实际上还是芯片的竞争，是获取数据手段的竞争。算力主要体现在芯片计算速度和计算能力上，芯片开发工具、芯片装备和材料是在高阶上的竞争。算法，涉及基础理论的竞争，是底层技术和基础学科的竞争。对中国而言，优势主要体现在基于基础理论和底层技术之上的应用技术，依托庞大国内市场和庞大从业人员的优势。国际高阶竞争说到底，背后竞争的是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先进制造业的竞争，依然是这些底层的东西。例如，工业软件是芯片设计的关键，美国制裁华为不让其购买新的EDA（一种芯片设计的工具）和实现在线升级；半导体制造竞争最核心的是光刻机及基础材料，中国芯片到目前为止95%以上的硅片材料都是进口的；生产半导体的电子化学材料也是中国的短板所在。从未来竞争来看，所有的产业最后实际上是数据、算力、算法的竞争，最根本的是底层技术、创新能力的竞争。

以内循环为主，核心是如何在底层技术、基础材料、智能装备、工业软件这些领域取得突破，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实现在价值链上的跃迁。

2. 产业结构变革，最核心的是服务化

服务化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

全球著名制造业公司如通用电气公司，实际上已经很难说是典型的制造业企业，即使全球著名的机床公司和工程机械公司，厂房都比中国的装备公司小得多，主要靠全球化生产，更重要的是靠提供运维服务、金融服务、咨询服务、技术解决方案获取服务性收入。从制造业发展看，投入主要是服务化的，如新技术研发、工业设计服务、个性化产品设计服务、精准化供应链服务、商业数据分析服务、关键零部件全生命周期服务等。

对制造业企业而言，如传统下游企业，需要上游产出也是服务化的，如销售服务、全生命周期运维服务、在线实时响应服务、在线检测服务、在线维修服务、在线升级服务、便捷化电子商户服务等。在设计、研发、制造、销售、运维的环节上都需要定制化、专业化服务，在不少领域消费者驱动C2M的新型制造模式迅速推进。对中国制造业而言，有没有疫情，有没有中美贸易摩擦，服务化转型的要求是始终存在的。

3. 制造业空间重构

从产业空间演化来看，最重要的趋势是都市圈化和地方化。如上海都市圈汽车产业，形成以上海核心区位中心的总部经济、创新经济、创新集群及外围区域的汽车制造产业体系，可以概括为“创新尖峰+产业基地”的区域产业空间范式。

从更大范围来看，无论是在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地区，还是在中部的武汉、西部的西安等，可以看到都市圈产业的双循环，都市圈内部产业循环及都市圈外部产业循环，在此基础上，再有国家层面的内循环和国际范围的外循环，这里实际有四层循环。

从上海到合肥、上海到宁波，在长三角核心区中就可以看到产业链状系统和云状系统的演化情况。集成电路产业先是从上海起步，然后是苏州、南京，最后是合肥。现在也可以看到“蛙跳”，合肥在集成电路的个别领域超越苏州、南京，成功跃迁。由此看到，不同城市、不同都市圈间的产业链状升级和内部云状升级。

无论集成电路产业，还是新能源汽车，以及动力电池的产业、新材料产业，还包括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等产业，都能从中看到跨都市圈的链状协同，以及在一个都市圈内部的云状协同，这是更地方化产业体系的形成。

在云状和链状协同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趋势就是产业的都市圈化和地方化。在都市圈化中，可以观察到一些产业的发展规律，例如“321”的逆序化分布、中心的创新尖峰与周边制造体系之间的协同，以及产业空间的重构；一个都市圈内部有内循环体系，例如都市工业、食品等以内循环为主的产业体系；还存在都市圈与邻近地区、都市圈之间，以及都市圈在更大范围的外循环产业体系。总而言之，空间在重构，产业体系也在重构。

4. 产业生态变革

笔者在2003年至2004年研究产业链植根性。产业链植根性，即研究生产要素是否可以集聚到某一个地方，它能不能实现在一个地方沉淀生根，在沉淀生根之后能不能实现升级，能不能形成更完善的产业生态，最终实现这个产业在价值链上的跃迁和提升。

以生命健康产业集群为例，我们研究了张江、苏州工业园区、泰州的中国医药城以及南京的一些产业集群。可以看出，在典型的生命健康集群里面，是多个要素、多个链条、多个物种和多个业态的一个大聚集。单个企业可以出现地域迁移，但基于良好产业生态，还会有更多的企业诞生。这种现象即代表产业生根了。

在研究浙江块状经济时，如果同一个行业内有超过十家的企业，就是块状经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整个浙江有784个块状经济。后来区域间融合，不同乡镇合在一起；因为产业连在一起，有的县城扩大，把周边乡镇“吃”进去，或者吸纳到开发区，后来的产业集群不仅仅是同类企业的集聚，更是产业上下游的集中。

随着产业升级进程，重要的是从传统制造业集群加快转变成创新集群，就需要更多的要素、更多的链条、更多的物种，也产生出更多的业态，这样集聚的向心力就会大于离心力。三星、摩托罗拉、耐克等公司的生产为什么迁移呢？就是离心力大于集聚的向心力。

构建产业生态，就是如何在一个地方集群中去植根，真正的问题是：人力资本能不能留下来，人力资本能不能提升；有没有植根的产业文化，也包括制度规则。怎样从植根性角度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发展新型研发机构、培育新物种、引入新要素（如产业投资基金）等，这是相当部分园区和集群要补的重要一课。很重要的抓手就是创新应用的场景，可以发挥内循环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如智能网联汽车的路网建设，可以推动区域场景创新，促进产业生态环境的健全与完善。在新型产业创新集群培育中，以“平台+资本+赋能”，增强产业连接和集群植根性，是行之有效的办法。

5. 规则变革

对中国制造业而言，无论是内循环，还是外循环，或是内外双循环，这三种循环都会长期存在。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以不同的循环为主导。当然，从长期看，必然以内循环为主导。

在内外循环中，规则是重要的变量。中国制造业面临着美国主导规则的“锁定”，如瓦森纳协议对高精尖技术的封锁。除规则锁定外，制造业自身面临“低端锁定”和“路径依赖”。中国制造业最大的特征就是体量大、体系全。但为什么会低端锁定，为什么会路径锁定呢？部分产业链和供应链在体系中处于受控状态，技术体系受控、市场体系受控、规则体系受控。例如，境内某合资汽车企业中的技术体系是外方提供的，转型升级的核心是外资是否提供最新的技术体系；中国出口超过2万亿美元，但贸易渠道及市场品牌基本受控。如何突破低端锁定、路径依赖、跨越壁垒，这是中国制造业当下面临的最严峻挑战。

以“硬实力+软实力”提升全球价值链上分工地位，是中国制造业当前最艰巨任务。大部分产业有龙头企业，也有规模效应，产业集群也正在形成，不少集群也已经具有国际级规模，甚至有国际级水平，中国制造业基于基础生产要素，以及在应用技术层面上的优势，不断提升发展质量。制造业如再往前走，就会碰到进阶技术的瓶颈，有了进阶的技术，再往前走就会碰到底层技术。如机器人组装得好，但最重要的四个基础部件需要进口，基础零部件要往前走，就必须自己生产出同样性能的基础部件，这就需要底层技术的支撑。

中国制造业在一些领域或者说小部分领域已开始在进阶技术和底层技术上有了一些突破，如在石墨烯应用上中国并不落后，当然要形成产业优势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如果有进阶技术和底层技术，就能在全球价值链上提升分工定位吗？这里面还有规则制定，就是真正具有竞争力的话语权。这不单是标准制定，也不单纯是贸易协定，更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定义技术，能不能定义标准，能不能定义概念，首先你要有“定义”的能力。

对中国企业而言，真正要到了规则求胜的时候，你能定义一个产业，能定义一个技术，能定义一个产品，就真正走到了价值链的最高端。通过“硬实力+软实力”提升价值链分工地位，这是中国制造业一个长期的任务，目前只有少数几个企业能走到这一步，希望未来有更多的企业、更多的产业能走到这一步。其他规则更多需要国家力量来实现，如贸易领域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