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的新印度人民党政府成立15个月之后，该党的意识形态教父——印度教民族主义国民志愿服务团（RSS）就于2015年9月在新德里与其20多个分支机构举行了被广泛报道为“协商”的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思考一系列内容广泛而重要，有时也带有争议性的印度民族所面临的公共政策问题。[1]这场秘密会议结束的时候，几个最为重要的部长级官员包括莫迪总理也亲自参加了这些问题的讨论。分析这一事件，有趣的不仅仅是发生这一事实，因为一段时间以来，这些“协商”会议已经成为国民志愿服务团与印度人民党（BJP）之间的常规内容了（可以追溯到1998～2004年瓦杰帕伊时代的联合政府）。更确切地说，这次会议的独特意义在于三个前所未有的因素的共同作用：讨论中所包含的范围非常广泛且常常是带有争议性的政策问题，组织者宣传这些会议的意愿，展示RSS的不同分支机构（通常被称为“同盟家族”，或“RSS家族”）之间以及它们与政府之间的不同观点。来自“家庭”的对话者告诉我们，与瓦杰帕伊政府相比，莫迪政府表现出更大的意愿来讨论这些分支机构的政治关切。[2]讨论的广度和强度反映了RSS的重大转变，早期RSS依赖经历过培训计划（称为“人格塑造”）的成员对政策产生影响。[3]该计划设想培训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这些人被赋予了RSS的纪律和意识形态，将在塑造一个崭新的印度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这个系统中处于最高位置的是全职的专职干部（pracharak），他们作为代表参加当地的日常会议已有好几年，参加了为期三年的官员培训课程，并在成为成员[4]之前有做过实习生的经历。2017年，大约有6000名专职干部，他们为同盟家族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有36个分支机构被指定为完整的分支机构，还有超过一百个分支机构要么是其子机构，要么由于各种原因而尚未被指定为分支机构。几乎所有的分支机构都在其最高级的行政职位上拥有专职干部，他们在印度的执政党——印度人民党（BJP）、最大的大学生团体——全印学生会（ABVP）、最大的工会——印度劳工工会（BMS）以及农民、记者、企业家、卫生工作者、小学和中学教师等团体中工作。RSS中的最高层级同样是从这些不同级别中产生的。尤其是，随着政策活动的日益复杂化以及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成员们在这些分支机构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专职干部的角色有时也会有所改变，特别是成员们不能把时间花费在旅行上，他们必须集中精力于组织问题以及与部长们的配合。
这项研究建立在大约30年前我们早期的RSS研究之上。随着RSS发生的重大变化，尤其是这些分支机构作为印度教特性（Hindntva）的传播者，其影响力与日俱增，所以我们决定重新进行研究。同盟家族的增长与20世纪90年代初印度进行经济改革所带来的社会和经济变化相吻合并可能与之相关。社会经济的变化既改变了RSS，又导致其在印度的社会环境中越来越受欢迎。重新审视这一主题的另一个原因是印度人民党的政治地位急剧上升，似乎已经取代了长期占主导地位的、该国杰出的政治力量——国大党（The Congress Party）。因此，了解印度需要了解RSS。
我们决定以与第一本书截然不同的方式分析该研究的主题。我们采用了案例研究方法，并挑选了九大问题来阐述RSS及其分支机构的决策。我们决定将分析的“探照灯”投向RSS是如何处理诸多不同的挑战，设想对RSS决策的多重透视能提供一个关于RSS“家族”的全景。[5]同时，利用案例研究方法，我们集中于以下几个“如何”与“为什么”的问题。
第一，为什么RSS不断依靠其分支机构来传递信息？
第二，RSS如何管理自身与其分支机构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与其政治分支机构之间的关系。
第三，为什么RSS“家族”能够共同相处，尽管选民中存在不同的政策观点。
第四，同盟家族不断上升的社会包容性如何塑造它的民主观念、世俗主义和印度教特性？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RSS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非政府组织之一，拥有近57000个地方日常会议（被称为“纱卡”，Shakhas），估计有150万～200万的常规成员参加。同时，有14000个周纱卡和7000个月纱卡。截至2016年，这些纱卡遍布全国36293个不同的地方。[6]此外，还有大约600万校友和联盟志愿者。[7]日常纱卡的数量在2015～2016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大幅增长，从2015年3月的每日51332个增加到一年后的近57000个。[8]此外，RSS还有大约6000名专职干部，其中约一半构成了该组织的官僚框架，另一半则属于附属机构。[9]这些日常的纱卡构成了RSS的结构基础，同盟家族正是通过纱卡试图培育和灌输其印度教特性（Hindutva）意识形态——一种高于种姓、阶级和地域身份的兄弟情谊。
RSS由K.B.海德格瓦（Keshav Baliram Hedgewar）博士于1925年创立，他是来自印度中部城市那格浦尔（Nagpur）的泰卢固族婆罗门医生，他认为印度教教徒之间深层的社会分歧是造成一千年来次大陆被外国统治的主要原因。[10]在他看来，一个真正独立的印度需要一种培训体系（RSS称为“人格塑造”或“chaaritya nirman”，使用该组织青睐的梵文术语），用以创建一支骨干队伍，利用自己完美的行为为其他印度人做出榜样，以促成一个统一的、高度多元化的国家。然而，1947年印度独立并没有给RSS的创始人带来想象中的印度。次大陆被英国分为印度教教徒占多数的印度和穆斯林占多数的巴基斯坦，RSS无力阻止这种分裂。然而，他们认为印度新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的费边社会主义（Fabian Socislist）关于国家在发展中的核心作用的看法与印度的传统不相容。可能对RSS的乌托邦野心构成最终打击的是产生于1948年2月4日的国家禁令，主要原因是怀疑RSS参与了暗杀圣雄甘地的行动。刺杀甘地的凶手纳图拉姆·戈德森（Nathuram Godse）曾是RSS成员。[11]这项禁令导致RSS成员被排除在执政的国大党及其各个附属组织之外。[12]
由于缺乏证据，1949年7月11日禁令被解除。之后，RSS发现自己处于极其脆弱的状态，而且对于许多印度人来说，这是一个应不惜一切代价要远离的贱民组织。与RSS相关联的社会组织劝阻了许多潜在的同情者参与其中。如凤凰般重生，RSS在20世纪60年代逐渐复兴，并建立了几十个分支机构，几乎渗透到了印度社会的所有领域。从那时候开始，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RSS迅速发展。印度议会中最大的政党印度人民党就是RSS的政治附属机构，莫迪总理作为一个全职的RSS工作者，开始了他的公共服务生涯。印度最大的学生团体和最大的工会都是RSS的附属机构，全国还有几十个其他组织。
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我们对RSS的早期研究中，该组织正处于根本性转变的初级阶段：从之前只重视“人格塑造”——这一主要发生在地方分支机构纱卡中的培训系统，到增强分支机构的信心以传播思想。RSS充分自信地向那些分支机构提供了大量的专职干部，认为这对于调动这些重要团体的支持非常关键，尤其是全印度部落（tribals）组织（Akhil Bharatiya Vanvasi Kalyan Ashram，ABVKA）、印度教的宗教机构世界印度教大会（VHP）和印度人民同盟（BJS）。[13]当时，RSS正在采取新的方式来维持其传统会员的参与，特别是大学生和专业人士的参与，并且分支机构提供传播活动信息的途径。[14]RSS也开始加强其在印度农村地区的存在，这里以前只有弱势的代表，当时仅有被统称为“同盟家庭”（sangh parivar）的几个附属组织。[15]20世纪50年代初，RSS支持印度人民同盟的决定是由活跃的RSS成员的需求所促成的，他们需要一种政治工具，通过这种工具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表达他们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观点。另一个动机是保护RSS免受限制或镇压，比如之前提到的1948～1949年的禁令。那项禁令对RSS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其成员已经因印度的分裂而士气低落，建立一个领土统一的大印度（Akhand Bharat）的中心目标消失了。
尽管在RSS内部对其独立印度的使命进行了辩论，但那些仍然倾向于支持高瓦克（M.S.Golwalkar）以维持纱卡系统以及与之相伴随的“人格塑造”计划的专职干部，在组织中的核心使命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根据RSS传记作者比施卡（C.P.Bhishikar）所言，在高瓦克看来，他作为初来RSS的新人（他在1940年继任领袖之前只有四年的全职经历）有责任保护组织，因为他已经接受并将其交给了他的继任者德奥拉斯（M.D. Deoras），这是海德格瓦（Hedgewar）训练的最早的专职干部。[16]对于德奥拉斯而言，他在诸如教育、部落提升、农村发展和社会服务的非政府组织的不同领域，都将RSS置于更加激烈的激进主义道路上。德奥拉斯对更大的激进主义的热情源于对这样一个事实的认知，即RSS通过培训自我完善的婆罗门观念并没有吸引印度的非精英人士。他还为穆斯林和基督徒的参与打开了RSS的大门。
在德奥拉斯任职期间与任职之后，RSS的一系列服务项目多数集中在健康和教育领域，主要由分支机构进行管理，而且扩展迅速（其中，1989年的服务项目为5000个，1998年增加了10倍，2012年接近140000个[17]，2015年大约为165000个[18]）。德奥拉斯指派RSS的专职干部专门从事服务性活动工作。德奥拉斯在游览了他的家乡马哈拉施特拉邦的部落地带之后，向记者发表讲话时宣布，“两个全印度和45～48个邦级党内成员（karyakartas）将独自承担服务工作的责任”。[19]虽然RSS的志愿者（swayamsevaks）之前曾参与过自然灾害后的临时救援工作，但德奥拉斯将RSS的服务活动系统化。同时改变了RSS过去在公共政策程序上的谨慎，态度上更加积极，部分原因是其分支机构的扩张解决了像教育（Vidya Bharati）和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分支机构，SJM）等问题，二者都受政府政策的直接影响。上述在2015年RSS（国民志愿服务团）与BJP（印度人民党）秘密会议所展示的相关变化是，以前RSS反对宣传，但现在其对政策问题和政策程序的关注更加透明。[20]其最资深的人物告诉我们，这种更高的透明度反映了人们日益增强的自信心，这反过来源于他们认为自己现在已经成为印度主流政治与文化中的组成部分。[21]
我们认为，RSS的这种变化与过去20年来该国发生的重大社会和经济动荡有关。在早期的工作中我们认为，正是RSS的强化培训系统造就了一批信徒，他们献身于印度教民族主义（或许更重要的是整个同盟家族）并彼此奉献。根据对印度三个不同地区干部的广泛访谈，当时的数据表明，“RSS的社会化对干部意识形态取向的影响大于诸如年龄、收入、种姓和职业等社会经济变量”。[22]我们目前的研究表明，RSS经验在塑造其成员的意识形态取向和凝聚力方面具有持续的重要性。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随着RSS及其分支机构的迅速扩张，形成意见变得越来越重要，更大的社会复杂性以及区域多样性成为内部紧张的潜在根源。访谈表明，印度南北部的专职干部对社会问题的看法越来越不一致，如性别标准或同性恋权利。[23]
21世纪的印度与过去的印度截然不同，这对RSS的成员资格和政策取向产生了影响。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的财政改革，国民经济实际增长了400%以上。[24]与此同时，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60～2015年的城市化率几乎翻了一番：从1960年的18%增加到1990年的26%，再到2015年的33%。[25]麦肯锡研究所的报告称，印度的中产阶级从2005年的14%增长到2015年的29%，估计还将进一步增长，到2025年将一直增长到44%。[26]通过手机上网的人数已经显著增加，并且最近互联网的访问呈爆炸式增长。根据印度电信管理局（TRAI）的数据（2018年），全国有超过11亿手机用户。[27]互联网和印度移动协会（IAMAI）估计，到2018年中期，将有近5亿人通过手机上网。[28]移动电话的迅速普及和互联网的广泛使用，逐渐削弱了传统的社会等级制度，为个人和群体提供了干扰社会的自主权。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以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断言世俗化和官僚化是现代化最重要的后果为基础，认为工业化、城市化和文化等关键变量妨碍了人们对自己和政府的看法，其所产生的变化是可以预测的。[29]我们分析，近年来印度快速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与RSS纱卡数量的增长以及各个分支机构不断上升的参与率呈正相关。在早期的研究中我们认为，RSS所倡导的社区和家庭的联系对那些感到无所寄托的人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因为新的经济和行政体制迅速削弱了组织机构以及传统意义上定义一个人的社会功能与权威之间关系的道德信念。[30]我们认为，这个论点仍然可以解释在一个社会结构复杂化和多样化的国家，RSS及其分支机构在历经快速的社会和经济变革过程中的诉求。在印度的多样性中，几十种语言和相关文化、按等级划分的印度教种姓制度的无数种排列以及巨大的经济鸿沟——分支机构的扩散提供了许多不同的途径，通过这些途径动员支持具有印度教特性的团结理念，以寻求在一个动荡环境中的内在稳定性。爱利克·埃里克森（Erik H.Erikson）在分析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抨击16世纪罗马天主教会的腐败和不正当行为时认为，路德的戏剧性行为植根于他的“身份危机”，因为他在寻找“真实自我”，这一寻找行为是由他这个时代社会和技术的迅速变化所引发的。他对教会的改革，成功地动员了大量民众的支持，正是因为他对个人“危机”的回应反映了许多他那个时代其他人的经历。[31]RSS及其分支机构还试图提供那些希望在新世界中寻找新身份的人的信息。这些组织将自己视为达摩的使者，以及有责任和正义行为的印度教典范。借用戴维·D.莱汀（David D.Laitin）的一句话，他们充当文化企业家，为他们的信息寻求“买家”。[32]印度人民党最近的成功，也许为RSS及其分支机构日益上升的吸引力提供了解释。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对他所说的“技巧”和“级联”术语的分析认为，公开的政治支持和参与是由那些你周围有相似想法和行动人的信念所引发的。随着印度人民党在邦和国家层面上的日益成功，这也许可以至少部分地解释RSS在过去30年的增长。[33]“家庭”中的领导者当然认为，RSS的“正常化”与印度人民党的政治胜利有一定的关系，这可以解释他们对党的坚定支持，尽管对几项重大政策还存在很大分歧（之后我们将讨论）。“追随”也可能是公众接受的原因，特别是在讲印地语的中心地带之外，RSS有其核心支持基础，这是一个理想化的印度教家园，在其民族主义环境中融入了相当多的文化多样性。说明RSS愿意接受目前这样的多样性，实际上RSS已经放弃了使印地语成为唯一的国家语言的努力，这可以从讲德拉威语的南部和东北部地区对英语的普遍支持中看出。RSS的发展，特别是当它试图扩展到印度北部的“印地语—印度教—印度斯坦”文化之外时，就已经包含了许多古老真理的凋落。RSS的前发言人曼莫汉·维迪亚（Manmohan Vaidya）表示，该组织对强制饮食习惯不感兴趣，那些食用牛肉的人也可以成为其成员。[34]RSS的专职干部和印度人民党的战略家在东北部特里普拉邦（Tripura）举行2018年大会选举时，桑尼·迪欧达（Sunil Deodhar）宣布，印度人民党无意在牛肉消费不是文化禁忌的邦实施屠宰禁令。[35]这些只是诸多变化中的一小部分，有些我们将在案例研究中进一步描述。这表明一些资深人士愿意从意识形态和组织上重塑同盟家族，以满足不断变化中的印度的大众诉求。这种转变也代表了同盟家族干部之间不断加剧的分歧，这是快速增长和成员的社会构成不断变化的结果。
从RSS的角度来看，1947年独立以来对印度民族完整性构成的最具破坏性的威胁，是国大党领导努力对RSS思想家施加影响，认为这是西方启蒙主义的一种激进形式，将传统视为阻碍进步的一大障碍，国家是推进这一进程中最有效的机构。RSS的作者认为，变革应主要来自下方，而最重要的过渡会受个人而非集体努力的影响。然而，该组织在最近的选举中对印度人民党的热情支持以及他们努力为“同盟家族”的观点赢得官方平台支持，强调即使只是暗中努力，RSS同样认为邦对于塑造一个稳定的社会至关重要。正如RSS联合秘书长豪萨贝尔（Dattatreya Hosabale）断言，我们（RSS）希望印度人民党赢得所有邦的选举，因为只有这样这个国家才能发生重大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变革……2014年大选胜利应该被视为一项长期任务的起点。[36]虽然同盟家族已经变得类似于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国会（拥有左翼、中立和右翼，因为它容纳了寻求影响政策进程的群体），RSS仍然认为政治只是塑造社会的几个因素之一，而且不一定是最重要的那一个。我们的一些案例研究分析了RSS和印度人民党之间关于国家作为社会价值与社会发展的仲裁者角色的这种分歧。
RSS的作者们反复指出，他们对印度发展的愿景与西方国家支持的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模式相反，这种制度只会削弱对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尊重，从而破坏自己国家的完整性。[37]我们怀疑印度大部分左翼知识分子对RSS的坚决反对可能与RSS的核心观点有关，即民族主义在塑造印度社会方面比经济的阶级斗争概念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RSS领导人莫汉·巴格瓦特在2017年9月30日“十胜节”的演讲中，做了今年最为重要的年度政策声明——抨击了知识分子中的西方“主义”，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在他认为是错误的问题上。在民族主义的背景下，RSS的目标是一个同化主义的和谐社会，但是也拒绝少数群体特殊的文化特权以及对西方文化价值观的接受。[38]他认为，一个人可以信仰任何宗教，只要在文化印度教的框架内进行崇拜并尊重民族传统。RSS将展现涉及自我意识努力的广泛类别，以将当地传统的各个方面融入更大的印度教文化框架。在印度教的前沿，特别是在印度的东北部，RSS试图将当地的部落文化融入主流的印度教，通常将当地的神灵指定为流行的印度教主神的化身。[39]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RSS已经向纱卡和分支机构中的穆斯林和基督徒参与者敞开了大门，但仅仅在它们自己的条款下接受他们。RSS还开展了服务活动，作为向印度东北部少数民族社区推广的一种手段。[40]
过去，RSS和同盟家族的意识形态集中了他们对身份问题的话语，分析了为什么印度教教徒一方面彼此相似，另一方面又与其他群体不同。[41]这种方法需要列举和分类将印度教教徒作为一个社区联系在一起的那些共同特征，这对一个像印度这样具有社会和经济多样性的国家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这种对相似性的追求迫使传统的高种姓RSS领导者公开呼吁传统种姓谱系中较低端的群体，通过泛印度教运动来建造所提议的位于北方邦阿约提亚（Ayodhya）的罗摩诞生地神庙（Ram Janmabhoomi，这里的一座寺庙被认为是罗摩以人身下凡的地方）。然而，这些泛印度教教徒的呼吁往往以高种姓的语言表达，这种语言过于精英化，无法吸引占人口大多数的许多非高种姓的印度教教徒，并且在过去30年中变得越来越政治化。在印度人民党努力动员选票的情况下，20世纪90年代同盟家族开始将克里斯托弗·詹弗里洛特（Christophe Jaffrelot）所称的“社会工程”（对非高种姓印度教教徒的正面歧视）纳入他们早期的“梵语化”模式（也就是说，模仿高种姓行为），以实现对所有印度教群体的社会同化。[42]
我们认为最近还有另外一种策略，用以应对那些具有高种姓偏见的支持策略产生的困境。新的元素是经济增长，为所有群体带来就业机会和利益，这就是说，在一个日益政治化的社会中要增强社会团结。莫迪作为古吉拉特邦的首席部长，大力提倡经济增长作为施政的核心政策，由此几乎放弃了经典的RSS泛印度教方式，只单一地关注身份。这让古吉拉特邦更强硬的空想家们，特别是世界印度教大会感到懊恼。莫迪还在2014年成功的竞选活动中推进了这一经济发展路线。事实上，在我们的采访中，莫迪甚至暗示当前的经济发展是印度教特性的核心要素。[43]社会团结是莫迪总理内化的RSS愿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虽然RSS拒绝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文化上截然不同，但它更喜欢平等主义和较少等级的社会。改善印度岌岌可危的福利状态，是莫迪政府议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使在进行经济自由化改革的同时，莫迪政府不仅致力于通过身份识别项目（Aadhaar）[44]相关的直接货币性转移支付来提高印度安全网络的效率，还通过新的计划扩大福利范围，例如免费提供烹饪气瓶以及对穷人提供补贴，并提出了一个类似于全民卫生系统的建议。这种新的经济发展方向以及更为有效的福利供给的优点在于它减少了之前“社会工程”和“梵语化”战略带来的批评，同时仍然保持了RSS对社会团结的传统诉求的完整性。同时，通过推进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促进社会团结，它还减少了将“我们”与“他们”（时常被定义为穆斯林和基督徒，二者占人口比重的17%）区分开来的民族主义冲动。正如莫迪总理经常指出的那样，对电力（bijli）、道路（sadak）和水（paani）的供给是非歧视性的。
通过减少人口中隐含的对经济有重要影响的排外二分法（例如，印度教教徒与穆斯林），同盟家族中的不同成员更容易与传统上被“他者化”的群体合作，这对于印度人民党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考量因素，因为它希望依赖穆斯林和基督徒的支持形成地区选举联盟。一些观察人士指出，印度人民党在获得穆斯林妇女选票方面的成功归功于政府通过法令（三次离婚条例）反对立即离婚和免费提供烹饪气瓶的制度安排。[45]经济发展也为该党提供了一个论据，可以控制强硬的超出印度教特性的那些时常令人尴尬的要求，这些要求依赖于身份政治以证明其对被认为是“他者”的那些人偶尔采取过分的行为。多元社会中的这种身份政治有可能会制约经济发展潜力和就业机会创造。此外，这种对经济发展的依赖使得印度人民党、RSS和“家族”中的其他成员有更好的机会来应对依赖身份政治进行投票的主要对手，例如许多区域的种姓党派在过去30年大幅增加，甚至是国大党的一些群体。[46]然而，由于有许多积极分子和知识分子赞同并倡导他们自己的印度教身份，因此不能完全保证经济自由主义会在同盟家族中占主导地位。在政治运动中采用了泛印度教的身份策略以及经济民族主义，而像世界印度教大会这样的团体几乎完全专注于泛印度教的身份问题。然而，正如我们将在关于印度教特性的章节中试图分析的那样，印度教的身份有如此多的解释，而且这些解释本身如此乱七八糟，以至于它可能无法提供一个有用的能够围绕在它周围的核心思想。
我们在本研究中的一个主要兴趣是发现RSS及其分支机构在过去25年中的快速扩张是如何影响其运作方式并向国家展示自己。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它采取了哪些机制来协调其日益多样化的“家庭”中时常产生的利益冲突。
我们提出了一系列命题，以解释RSS增长及增长对其意识形态和决策的影响：
（1）RSS不断扩大的吸引力可能与伴随现代化的社会同质化以及更具包容性的意识形态思想有关。
（2）虽然RSS成功地建立了庞大的组织网络，可以应对各利益集团之间频繁的冲突，但却对同盟家族的凝聚力造成了巨大压力，RSS为此制定了一种调节策略以维持合作。简而言之，没有一个“孩子”真正脱离“家庭”。
（3）这些组织拥有相对的自主权，强调同盟成员之间的共识。迄今为止，支持各种意识形态和社会舆论的表达，但没有造成同盟家族的分裂。
（4）能够将这一系列复杂的组织集合在一起的一个主要因素，可能是RSS在其“人格塑造”过程中所提供的集约型的社会化活动，包括参加RSS训练营以及参与各种服务活动。组织及其分支机构负责行政的全职RSS工作人员提供了将同盟家族成员团结在一起的黏合剂。
我们的目标是通过案例研究方法，通过分析大量扩张的RSS如何处理当前面临的一些挑战来测试这些命题。其中，前五章是对过去30年RSS的总体概述。第一章分析了同盟家族为什么越来越多地参与公共政策辩论。第二章是对RSS分支机构的研究，分析他们如何推动RSS对影响公共政策表现出兴趣，因为许多分支机构直接受到公共政策的影响。第三章是对海外RSS以及RSS鼓励海外移民的远程民族主义研究，尤其是美国，这里是最大和最富有的移民所在地。第四章分析了同盟家族对教育的关注以及塑造在印度发生的与诸多变化相关的教育理念所面临的挑战。第五章审视了同盟家族内部对印度教不断变化的概念的定义。接下来的章节主要是八个案例研究，每个案例研究都探讨了RSS是如何以及为什么关注重大问题。我们选择了案例研究方法，从不同角度聚焦RSS，就如同您拥有的探测器越多，您就会得到更为全面的组织图景。前两个案例研究（第六章和第七章）分析了RSS对穆斯林作为一个民族以及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宗教的态度，通过这样的延展以聚焦于内部矛盾。第六章研究基于RSS的准分支机构——穆斯林国家论坛（Muslim Rashtriya Manch，MRM），它的创建是为了动员穆斯林支持印度教民族主义。第七章探讨了RSS接受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的联合政府，该联合政府是印度人民党与一个几乎完全被排除在穆斯林占多数的邦的一个党派组成的。这一决定迫使同盟家族扩大了其对印度教的定义，指居住在该邦的所有人，这些人基本上没有传统的宗教背景。接下来的一章则着重讨论经济问题。第八章研究了经济分支机构（SJM），这一RSS附属机构与莫迪政府的印度经济逐步自由化和全球化问题经常产生分歧。接下来的三章分析了RSS在虔诚与亵渎之间的部署，以保持各个分支机构之间的平衡，这些分支机构在皈依（第九章）、奶牛保护（第十章）和罗摩神庙（Ram Temple）方面采取了不同的立场。罗摩神庙（罗摩诞生地神庙）在圣城阿约提亚（Ayodhya），建立在穆斯林和印度教对抗的地方（第十一章）。最后两个案例研究，解决了政治过程中的基本关切问题。第十二章深入探讨了果阿的RSS内部反叛的情况，原因是该邦的同盟家族与果阿的印度人民党政府在语言政策上存在巨大分歧。第十三章考察了RSS参与选举的背景与特点以及政治分支机构印度人民党的人事管理，重点是比哈尔邦。RSS参与比哈尔邦选举活动的根源在于该邦印度人民党组织处于弱势，而其对印度人民党政治事务的干预，例如选择党的办公管理人员和候选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印度人民党的领导阶层存在真空。
贯穿所有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寻求妥协，以便达成共识。这证实了我们早期研究的结论，即RSS是一个非常谨慎的群体，它在慢慢发展，这可以归结为印度本身。RSS从来就不是革命性的，不太可能很快就能如此。它的目标是社会和谐和文化融合。但是，它确实发生了变化，正是这种变化促使我们再次关注RSS及其家族。
我们想特别提一下已故的老埃德·I.鲁道夫（Lloyd I. Rudolph）和苏珊娜·H.鲁道夫（Susanne H. Rudolph），他们写了许多关于印度的书籍，书中的建议为我们以前的著作以及这本书提供了理论背景。根据他们的建议，本书采用了案例研究方法。我们还要感谢高塔姆·梅塔（Gautam Mehta），他是信息、分析和建设性批评的可靠来源。此外，梅塔在三个案例研究中为我们做了田野调查工作，包括：“2015年比哈尔选举”（第十三章），“关于经济自给自足的辩论”（第八章）和“阿约提亚的罗摩神庙”（第十一章）。我们非常感谢助理研究员沙拉德·沙尔马（Sharad Sharma）所做的统计工作。我们也要感谢菲利普·奥尔登伯格（Philip Oldenburg）教授阅读了全部的手稿，并提出了如何改进的建议。我们还要感谢其他几位读过部分书稿的学者：帕尔塔·高什（Partha Ghosh）、艾里森·伯兰（Allison Burland）和德格斯·卡斯贝卡（Durgesh Kasbekar）。
最后，我们要感谢埃里克·安德森（Erik Andersen）阅读和编辑文本，以确保对印度的非专业人士有重要意义。
[1] 关于会议的报道参见：“Top BJP Ministers Attend RSS Meet，Opposition Questions Govt’s Accountability”，The Indian Express，3 September 2015，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india/india-others/rss-bjp-meet-opposition-parties-slam-saffron-outfits-interference-in-governance/（accessed 23 January 2017）。
[2] 2018年1月10日在新德里接受采访时，印度劳工工会总书记乌帕德亚雅（Virjesh Upadhyay）指出，同盟家族从瓦杰帕伊政府的经验中吸取了教训，并努力保持分支机构与政府之间的沟通。分支机构与现任政府部长和官僚的接触也很顺畅。印度农民协会的巴德里·乔杜里（Badri Narayan Chaudhury）2018年1月16日在新德里接受采访时，确认了这一不断深化的联系。
[3] 有关RSS组织和意识形态的全面讨论，请参阅我们的研究：Walter Andersen and Shridhar Damle，The Brotherhood in Saffron：The 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 and Hindu Revivalism（Boulder：Westview Press，1987）。
[4] 在RSS的生态系统中被称为“grihastha”。
[5] 通过构成格雷厄姆·艾利森对古巴导弹危机研究基础的几个分析视角，可以看到组织的决策过程。参见：Essence of Decision：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New York：Little Brown，1971，1st edition）。
[6] 数据来源于RSS总书记2017年的年度报告，参见：http：//rss.org//Encyc/2017/3/23/rss-Annual-Report-2017-English.html （accessed 12 July 2018）。
[7] 该数据是2016年3月28日在德里举行的一次会议上，由《组织者》编辑凯特卡尔（Prafulla Ketkar）提供的。《组织者》是与同盟家族相关的一个英文周刊。统计数据是估计数，因为RSS没有保留这些统计数据。
[8] 数据来源于总书记提交给RSS的最高审议机构政治协商会议（ABPS）的年度报告。关于全国各地纱卡数量和服务项目快速增长的总结，参见：Indian Express News Service，“Highest Growth Ever：RSS Adds 5000 New Shakhas in Last 12 Months”，The Indian Express，16 March 2016，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india/india-news-india/rss-uniform-over-5000-new-shakhas-claims-rss/（accessed 12 July 2018）。
[9] 2017年11月6日，美国东部印度教同盟家族一名专职干部文卡塔斯·拉加万（Venkatesh Raghavan）在华盛顿特区接受采访时告诉我们，6000名全职干部中大约有四分之一实际上被称为全职志愿者（vistaraks），第一年作为全职工人被指派为RSS服务。据他估计，大约75%的全职志愿者在第一年后继续服务，而且大多数服务至少三年。RSS也有一种提供短期服务（例如，2～3个月）的全职志愿者。另一种全职志愿者是住在当地RSS办公室（karyalaya），提供兼职服务的大学毕业生。在所有这些全职志愿者中，RSS会对其表现进行评估并鼓励那些表现良好及有主动性的人继续服务，无论是在RSS内部还是在另一个同盟家族机构。
[10] 有关RSS更为详细的讨论，参见：Andersen and Damle，The Brotherhood in Saffron，ch.2。
[11] 戈德森于1938年离开RSS，因为他认为不能参加印度教大斋会（Hindu Mahasabha）——支持非暴力不合作主义反对海德拉巴土邦穆斯林统治者的反印度教政策。他仿效RSS组织形成大一统的印度教国家，尽管他的政治主义倾向更为明确。这些信息来自戈德森的法庭证词，由他的兄弟戈帕尔·戈德森（Gopal Godse）记录在May It Please Your Honor（Pune：Vitasta，1977）一书中。其中，纳图拉姆·戈德森分析了他的政治生涯以及他如何因为被认为不够关注政治而从RSS中脱离出来。
[12] 在独立之前，RSS中政治上活跃的马拉地语成员倾向于参加印度教大斋会，而非马拉地语的成员则倾向于加入国大党。
[13] RSS期望这三个组织培养自己的干部，这是后来形成的大多数分支机构所采用的政策。然而，RSS培训的专职干部仍然在几乎所有的附属组织中担任高级行政职务。有关这方面的信息是1983年7月14日，在对孟买的叶什瓦特·科尔卡（Yeshwant Kelkar）教授的访谈中得知的。他曾是一名专职干部，也是RSS的附属机构全印学生会（ABVP）的前主席。最近一次关于这个问题的采访是2016年1月21日，在新德里拜访了拉姆达斯·潘德（Ramdas Pande），他是印度劳工工会的创始成员。他说，印度劳工工会主要需要更多具有专业经验/知识的工人，但仍然需要对其进行扩展，因为他们在组织建设方面具有独特技能，并且能够集中全部精力去做。
[14] 关于努力组织大学生的讨论，参见：ch.2，“Affiliates：The Public Face of the Parivar”。
[15] 当时除了经济分支机构之外，这些附属机构中表现最突出的可能是印度劳工工会和学生分支机构，以及与印度教教会机构合作的世界印度教大会。
[16] C.P.Bhishikar，Sri Guruji（Pune：Bharatiya Vichar Sadhana，1973，in Marathi）.
[17] 当前的统计参见：Sewa Kunj 2015：An Insight into Sewa Activities（New Delhi：Aravali Printers and Publishers，2015），p.5。
[18] 当前的统计参见：Sewa Kunj 2015：An Insight into Sewa Activities（New Delhi：Aravali Printers and Publishers，2015），p.5。
[19] Shreerang Godbole，“Service and Social Harmony：An Enlightened Reformist”，Organiser，2017，http：//www.hvk.org/2017/0417/13.html （accessed 28 January 2018）.
[20] 在2015年9月秘密会议召开的几个月前，印度人民党总书记拉姆·马达夫（Ram Madhav）从RSS调到了党内，他甚至在印度的主要日报写了一篇关于此次会议的分析，涉及印度总理和几位部长。他写道，这只是RSS领导人和BJP领导人之间的另一次会议，并建议使其成为政府的常规会议，因为它能提供信息和建议。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会议也为RSS提供了类似的机会，可以获取信息并有机会影响政策。参见：Ram Madhav，“A Family Gets Together：RSS-BJP Relationship Is Unique.It Cannot Be Understood by Existing Models”，The Indian Express，15 September 2015，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opinion/editorials/a-family-gets-together/（last accessed 12 July 2018）。
[21] 在回答有关RSS如何变化的问题时，几乎所有2015年中期在那格浦尔的RSS总部接受采访的高级领导人都表示，提高透明度的原因是公众更多地接受了RSS，相应地减少了对另一个党派禁令的恐惧。访谈是2015年7月7日至8日进行的。克里斯托弗·贾弗雷罗（Christophe Jaffrelot）为印度人民党的渐进式政治主流化提供了时间表，这在某种程度上也适用于更多的公众。他认为，这一发展很大程度上归功于RSS的接受以及学生分支机构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举行的全国反腐败运动。此外，当总理英迪拉·甘地在1975～1977年紧急状态期间宣布双方的积极分子被监禁时，为RSS和同盟家族领导人提供了与各种反对派政治人物发展私人关系的机会。参见：Jaffrelot，“Who Mainstreamed BJP？”，The Indian Express，21 July 2015，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opinion/columns/who-mainstreamed-bjp/（accessed 12 July 2018）。
[22] Andersen and Damle，The Brotherhood in Saffron，p.7.该书介绍了三个地区的RSS干部管理的一系列问题的结果，以测试形成其意识形态取向的主要因素。
[23] 例如，来自拉贾斯坦邦的一名RSS 专职干部告诉我们，平等的农地继承与印度价值观是对立的，因为它造成了兄弟姐妹之间的裂痕。
[24] 这里我们指的是1997～1998年至2014～2015年期间。
[25] 世界银行的数据，参见：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P.URB.TOTL. IN.ZS （accessed 29 July 2016）；1990年的城市化率，参见：http：//wdi.worldbank.org/table/3.12 （accessed 29 July 2016）。
[26] 麦肯锡研究所关于中产阶级的数据，参见：Diana Farrell and Eric Beinhocker，“Next Big Spenders：India’s Middle Class”，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https：//www.mckinsey.com/mgi/overview/in-the-news/next-big-spenders-indian-middle-class （accessed 28 January 2016）。
[27] http：//www.trai.gov.in/sites/default/files/PRNo35TSDReportJan23032018.pdf （accessed 1 February 2016）.
[28] Internet and Mobile Association of India，“Internet Users in India Is Likely to Reach 478 Million by June”，http：//www.iamai.in/media/details/5008（accessed 11 April 2018）.
[29] Ronald Inglehart，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Cultural，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
[30] Andersen and Damle，The Brotherhood in Saffron，p.1.在这一点上，RSS领导人莫汉·巴格瓦特在2016年的“十胜节”演讲中重点评论了家庭对社会稳定的重要性以及他所谓的“正当行为”。参见：Bhagwat，“Full Text of RSS Vijaya Dashmi 2016 Speech by RSS Sarasanghachalak”，Samvada，11 October 2016，http：//samvada.org/2016/news/mohan-bhagwat-speech-rss-vijayadashami-nagpur/（accessed 13 April 2018）。关于无所寄托社会影响的理论讨论，参见：Robert A.Nisbet，The Quest for Communit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Ted Robert Gurr，Why Men Rebel（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0），pp.46-50；Hannah Arendt，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Cleveland：Meridian Books，1952），pp.227-243。
[31] 埃里克森在这方面的工作或许最能体现在他关于马丁·路德的著作中，参见：Young Man Luther（New York：Norton，1958）。
[32] David D. Laitin，Identity in Formation：The Russian-Speaking Populations in the Near Abroad（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8），pp.17-28.
[33] 对“技巧”和“级联”概念的分析来自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在《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中的拓展（New York：Norton，1978）。请参阅：莱廷在前东方集团国家（所谓的“近邻国家”）中对俄罗斯少数民族的讨论中关于谢林分析方法的应用（Laitin，Identity in Formation，pp.21-24.）。
[34] Ranju Dodam，“Manmohan Vaidya：Beef Consumers Can Become RSS Members”，Northeast Today，9 December 2015，https：//www. northeasttoday.in/manmohan-vaidya-beef-consumers-can-become-rss-members/（accessed 13 April 2018）.
[35] Asian News International，“No Beef Ban in North-east，As Majority of People Consume It：Sunil Deodhar”，Business Standard，14 March 2018，http：//www.business-standard.com/article/news-ani/no-beef-ban-in-north-east-as-majority-of-people-consume-it-sunil-deodhar-118031400057_1.html（accessed 13 April 2018）.
[36] Rupam Jain Nair et al.，“Special Report：Battling for India’s Soul，State by State”，Reuters，13 October 2015，https：//www.reuters. com/article/us-india-rss-specialreport/special-report-battling-for-indias-soul-state-by-state-idUSKCN0S700 A20151013（accessed 28 January 2018）.
[37] 三个主要著作包括：M.S.Golwalkar，Bunch of Thoughts（Bangalore：Vikram Prakashan，1966）；Deendayal Upadhyaya，Integral Humanism（Delhi：Navchetan Press，1968）；D.B.Thengadi，Ekatma Manav Darshan（Delhi：Suruchi，1985）。
[38] 我们经常听到RSS官员的观点，他们认为必须从独特的印度视角来看待各种社会科学，这种方法类似于中国人的断言，即各种社会科学需要以反映中国特色的方式使用。
[39] Ruhini Kumar Pegu，“Hinduisation and Identity Conflict：The Mising Case”，IJCAES Special Issue on Basic，Applied & Social Sciences，Vol.2，October 2012，https：//pdfs.semanticscholar. org/0500/2e98456e1938780a6cf1eddab67514dae585.pdf（accessed 13 April 2018）.
[40] Smita Gupta，“How the RSS Grew Roots in the North-East”，The Hindu BusinessLine，9 March 2018，https：//www.thehindubusinessline. com/blink/know/how-the-rss-grew-roots-in-the-north-east/article22991950.ece（accessed 13 April 2018）.
[41] 关于身份形成的理论讨论，特别是关于身份的对比分析，参见：Richard Jenkins，Social Identity（London：Routledge，1966），p.4。
[42] 关于同盟家族“社会工程”的讨论，参见：Christophe Jaffrelot，“The Sangh Parivar between Sanskritization and Social Engineering”，in Thomas Blom Hansen and Christophe Jaffrelot （eds），The BJP and the Compulsions of Politics in India（New 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p.22-71。
[43] 2013年11月15日在新德里采访纳伦德拉·莫迪。
[44] “Aadhaar”（意为“基础”）是根据生物识别和人口数据为每一个公民设置的12位唯一身份编号。因为每个居民都有一个独特的Aadhaar号码，所以它已被用来排除许多政府福利计划中的已故受益者。
[45] Surya Rao，“This Theory Explains Why BJP Won in Muslim Dominated Areas”，RightLog，12 March 2017，https：//rightlog. in/2017/03/muslim-bjp-area-win/（accessed 29 January 2018）.
[46] 关于认同策略运用与经济民族主义之间紧张关系的一个有趣分析，参见：Jonathan Rauch，New York Review，9 November 2017，Vol.LXIV，No.17，pp.1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