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什么是一代人？
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世代”是一个难以捉摸的术语。阿利斯泰尔·汤姆森（Alistair Thomson）认为，在它的流行用法中，这个术语通常是“粗糙的和非历史的”（crude and ahistorical）。他进一步指出，这个概念“除出生巧合之外，几乎没有提供关于一代人是如何形成的历史分析；也没有提供任何理论，进而有助于我们理解世代意识如何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并通过个体记忆以及对共同经历与特征的集体表征与回忆（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 and remembering）而持续”[15]。学术上对这一概念的解释同样令人担忧。正如艾伦·斯皮策（Alan Spitzer）在1973年发表的一篇具有开创性的文章中所写的那样，这个词的模糊性意味着历史学家应该谨慎地使用它，去探究“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与年龄相关的差异是否重要，以及在哪些方面才重要”[16]。
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大多数对世代问题感兴趣的学者借鉴了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的理论著作，曼海姆在20世纪早期对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包括了对“世代问题”的思考。曼海姆认为，世代问题需要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强调共享世代心态以及他们对集体性的社会理解所发挥作用的能力，但它还需要从历史和经验上加以探讨，并强调一个世代的成员应共享“社会进程的历史维度中的共同定位”。[17]因此，他的作品表明，世代问题正好位于传记微观世界与历史事件宏观世界之间一个有趣的十字路口，这是一个融合的领域，对于口述历史学家的工作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然而，曼海姆的世代观目前只涉及主观意识问题。正如凯伦·福斯特（Karen Foster）所言，曼海姆并不认为共享意识的积极发展对于“世代”的形成是必要的；相反，她写道，曼海姆假设世代“被表达为一种偶然的和谐，不同的音符同时发出……总结了年龄相近的人在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精神’”[18]。
最近学术界从多方面对曼海姆的经典作品进行了批评：曼海姆被批评将政治事件作为成长经历凌驾于社会或文化事件之上，只关注男性精英，忽视了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在创建共享的世代身份认同中的作用。然而，最近对曼海姆作品最重要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世代意识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积极发展这一问题上。社会学家朱恩·埃德蒙兹（June Edmunds）和布莱恩·特纳（Bryan S.Turner）等人的著作将世代解释为积极形成并有意识地维持着，一个“自觉的年龄阶层（age stratum）……（具有）一种集体意识和一套整合仪式”[19]。借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观点，安娜·冯·德·戈尔兹（Anna von der Goltz）认为，这项新的学术成果将世代“视为‘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在这个共同体中，人们可以找到一个象征性的家。因此，谈论‘世代’的认知和社会约束力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20]。换句话说，学者们越来越多地从一种主观共享意识的形成过程来理解世代身份认同的建构，相对于曼海姆的最初设想，这让世代形成成为一种更为积极的过程。本文遵循最近学术界的这一趋势，探讨了世代身份认同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发展方式和原因，并将这一身份认同视为一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积极、主观地形成和有意识地维持的东西。
在大屠杀研究领域，通过对“第二代”（大屠杀幸存者的孩子）的大量研究，人们对世代的概念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但对儿童幸存者的研究却很少。在200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文学家苏珊·鲁宾·苏莱曼（Susan Rubin Suleiman）对学者们提出挑战，通过将儿童幸存者定义为“第1.5代人”，来反思世代在我们对大屠杀及其记忆的理解中的位置，“他们太年轻，无法像成人一样理解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但年龄足够大的人在纳粹迫害犹太人期间就已经在那里了”[21]。苏莱曼引用曼海姆的理论，认为儿童幸存者分享了一段特殊经历，而这种经历反过来又创造了世代身份认同的某些方面：“在我们步入成年形成稳定的身份认同之前，以及在形成任何自我意识之前的某些情况下”，他们经历了大屠杀的创伤。[22]她认为他们作为儿童幸存者的身份和经历的共同特征（common currency）可能是他们曾经问过他们自己有关童年经历的一些共同问题，他们曾告诉自己以解释一些早期事件的故事，以及他们为处理他们的记忆可能在战前和战后不得不做的一些集体调整（collective adjustments）。
苏莱曼还恰当地要求读者在这种背景下考虑谁才是“儿童”。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对于“童年”（childhood）并没有一个清晰而一致的定义，正如对于“世代”没有现成的定义一样。童年的定义在历史和文化上都是有条件的，特别是对童年结束的时间点（12岁、14岁、16岁或18岁）的理解更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巨大变化。年幼的孩子对事件的记忆与年长的孩子不同。五岁以下的儿童的经历和记忆与进入青春期的儿童的经历和记忆有多大可比性呢？苏莱曼认为，在研究“第1.5代人”的时候，学者们应该考虑三个不同的年龄类别：年龄太小无法记忆的孩童（从出生到3岁）；“年龄足够大，可以记忆，但无法理解”的儿童（4～10岁）；“年龄大到可以理解，但因为太小而又不能负责任”的儿童（11～14岁）。[23]虽然我同意苏莱曼关于不同年龄段的观点，但我在本文中采取了一种稍微不同的方法：为了保持对世代身份认同的主观理解，我把那些在访谈中把自己定义为战争时期孩子的人视为“儿童幸存者”。其中绝大多数人出生于1930年至1944年，所以最年长的人在1945年解放时还不到15岁。
正如苏莱曼所说的“第1.5代人”，这里有很强的定位元素。通过呼唤“第1.5代”儿童幸存者，苏莱曼提醒我们，儿童幸存者自己经常感到夹在他们的父母一代和战后出生的幸存者的孩子一代之间，后者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形成自己的互助群体，并称自己为“第二代”或“后一代”（generation after）。[24]从很多方面来说，这正是1983年集会之所以会如此吸引人的地方：通过将这三代人大批地聚集在一起，它至少向儿童幸存者自己证明了，他们既不属于“第一代人”，也不属于正在形成中的“第二代人”。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一事件（以及随后形成的儿童幸存者支持团体网络）视为催生世代意识感（sense of generational consciousness）的催化剂。
当然，参加这次集会的儿童幸存者总是有一种共同的经历，他们从战争中幸存下来，通常是躲藏起来，与父母、兄弟姐妹和其他家庭成员分开。然而，如果在集会之前，参与者可能会从个人和家庭的角度来看待这些经历，但在聚会之后，它就变成了关于重新思考谁才是“幸存者”这一集体经历的一部分了。在这次集会上，与会的儿童幸存者质疑他们是否可以称自己为“幸存者”。在此之后，他们采用了这个术语，并开始使用幸存者的叙事来建构他们自己的生活故事。此外，在为儿童幸存者建立第一批支持团体时，他们帮助传播了这一新的认识，远远超出了参加此次集会的儿童幸存者人数相对较少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