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83年美国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集会

1983年集会是在特定的美国文化和地理背景以及关于大屠杀记忆的特定历史时刻举行的，在这一时刻，公众和学术界对种族灭绝问题的兴趣迅速增长，与此同时，否定大屠杀的呼声也在高涨。^[25]随着种族灭绝越来越多地成为美国乃至全球电影、小说和其他文化产品的主题，观察家们担心，欧洲犹太人的大规模屠杀既缺乏公众的了解，也会越来越琐碎化。正如《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一位评论员在集会开始前所指出的那样，在一个远离欧洲的国家，这一活动可以发挥特殊的作用：“这是另一个大陆，另一代人——一个新世界。纳粹党党徽万字符（swastika）被当作朋克纽扣（punk button）回收再利用；奥斯威辛（Auschwitz）是个隐喻。大屠杀是一部电视连续剧。”^[26]

人口结构也正在发生变化，它改变了北美和其他地区大屠杀纪念活动的性质。集中营的成年幸存者也正在变老。如上所述，一些自称“第二代人”的幸存者的孩子开始在记忆和纪念活动中发挥独特和重要的作用，并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评价他们父母的归去在他们自己身份认同中的角色。这次集会的组织者敏锐地意识到，他们正处在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时刻。正如本次活动的首席组织者本杰明·米德（Benjamin Meed）在活动开始前几个月所说的那样，“我们中的许多人在变老，有种时间已经晚了的感觉，我们必须以一种集体的方式把我们的故事传播给世界”^[27]。其他组织者则指出，这次集会的目的是“为即将到来的这些事件不再有活着的目击者这一时刻做准备”^[28]。

集会组织者自己在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历过战争。本杰明·米德在20岁出头时被迫在华沙犹太人区做苦力，后来加入波兰犹太人的地下组织。在战争开始时，中央组织委员会（central organisation committee）的其他成员也同样只有十几岁和二十岁出头；有几个人在抵抗运动中战斗过，大多数人在华沙犹太人区或集中营里幸存下来。^[29]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他们大都60多岁，因此他们是意识到了同龄幸存者正在步入老年后，才积极参与这一活动的。组织者希望这次集会不仅是一个集体见证的机会，而且正如《华盛顿邮报》的一名社论作者所评论的那样，也是一个展示“大屠杀是真实存在的，而不是像一些修正主义历史学家所假设的那样，是一种夸大的或某人想象的产物”的机会。^[30]

这次集会也是在美国大屠杀纪念馆发展的具体背景下举行的。1983年3月，联邦政府就已确定国家广场（National Mall）附近的两幢建筑物被指定为博物馆，在集会期间发生的一个重要事件就是象征性地移交这些建筑物的钥匙。^[31]这意味着围绕创建大屠杀博物馆运动的某些政治压力也对这次集会产生了影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博物馆的规划过程中，对大屠杀和大屠杀幸存者的定义一直存在争议，有时甚至是充满愤怒的争论。1980年，美国国会成立了美国大屠杀纪念委员会（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Council），并为该博物馆筹集资金。当时，该委员会面临着政治压力，要求它对大屠杀采取一种超越犹太受害者范围的观点，其对象要包括所有在集中营里被有系统地杀害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人。虽然这次集会并不是由纪念委员会直接组织的，但这些辩论还是对纪念活动产生了影响；虽然这次集会是专门为犹太人幸存者举办的，但组织者确保“幸存者”的定义被广泛保留，并鼓励非幸存者的家庭成员，尤其是儿童也参加此次集会。

因此，集会的重点是幸存者的孩子们。由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儿童国际网络（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Children of Jewish Holocaust Survivors）负责人梅纳赫姆·罗森萨夫特（Menachem Rosensaft）牵头，为幸存者的孩子们组织了一个特别的活动项目，而他本人也是战后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Ber-gen-Belsen Displaced Persons Camp）出生的幸存者的孩子。^[32]在16000名与会者中，估计有4000人是幸存者的孩子，他们也正在逐渐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一个自我定义的“世代”群体。尽管幸存者的孩子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形成集体，但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大规模社会运动之后，由于很大程度上受到身份认同政治发展的启发与激励，海伦·爱泼斯坦（Helen Epstein）于1979年出版的《大屠杀的孩子：与幸存者子女的对话》加速了这一进程。集会开始时，北美已有数百个“第二代人”的团体，其中包括华盛顿特区的一个拥有近300名成员的团体。^[33]第二代集会参与者珍妮特·宾斯托克（Jeanette Binstock）对《华盛顿邮报》的记者说，两年前她就已经开始重新考虑自己作为一个幸存者的孩子的身份了，这促使她第一次深入倾听其幸存者父亲的故事。她说，“以前，我不知道该怎么告诉我的孩子们关于战争的事，也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他们。既然我真的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那就有必要告诉他们了”^[34]。

成年幸存者正在步入老年，而他们的子女正在承担起“第二代人”的重任。那么，这对儿童幸存者意味着什么呢？他们常常感到自己被排除在成人幸存者世界之外，但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属于“第二代人”（实际上，“第二代人”是通过有父母幸存下来这一标准来定义的，而许多儿童幸存者失去了他们父母的一方或双方）。与幸存者的孩子不同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幸存下来的孩子们刚刚开始重新思考他们的记忆对自己当时身份认同的意义。那些参加集会的人发现，在这个事件中，有可能会同时带来机遇和不适。幸存者参加集会时，被鼓励填写一张记录他们战时经历（包括他们是如何幸存下来的等信息）的表单，其提供的选项（营地、贫民窟、藏身之处、森林）与大多数成年幸存者的经历相匹配，但并不包括那些儿童幸存者的经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因在战时隐藏起来而得以幸存。^[35]即使在该事件对“幸存”概念采取开放态度的情况下，对儿童幸存者来说，某种程度上的排斥仍加强了他们的无归属感（non-belonging）。

在谈到参加这次集会的儿童幸存者的口述历史之前，有必要把最后一个概念，即“幸存者”放在历史的背景下，因为在1983年，它并不意味着现在的意义。那些成年后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人，特别是那些在集中营中幸存下来的人，通常被认为是“幸存者”。与会者在集会上提交的数千页书面证词证明了这一点：尤其是集中营的幸存者，他们经常在提交的证词上签上“大屠杀幸存者”的名字。然而，“大屠杀幸存者”显然是一种充满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身份，在20世纪80年代初，这种身份在公众心目中的意义是模糊的。正如该活动的一位组织者在集会前一周所观察的那样，幸存者的公众形象——“剃着胡子、穿着条纹西装挨饿的人”——与战后幸存者富有成效的生活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36]这类评论所暗示的事实是，许多大屠杀幸存者（包括成人和儿童）都感到他们正在与“大屠杀幸存者”概念带来的污名做斗争。在集会上，后来成为与儿童幸存者和幸存者子女有关的心理学问题的知名专家的心理学博士研究生伊娃·福格尔曼（Eva Fogelman）就曾指出，一些幸存者在移民美国后之所以一直难以融入当地的犹太人社区，原因在于这种耻辱。她说，“这意味着他们做了一些错事来度过这段时间”^[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