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起初，有阿利斯泰尔·汤姆森（Alistair Thomson）所称的“作为‘人民历史’资料来源的记忆的战后复兴”（postwar renaissance of memory as a source for “people's history”），它为那些被传统历史资料所忽视的人以及被认为“隐藏在历史之外”（hidden from history）的人（如工人、妇女、土著和残疾人）发声。^[3]与其说是便携式录音机和麦克风的发明，不如说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激进的政治和社会氛围催生了这场运动。诸如《过去的声音》（The Voice of the Past ，1978）的作者保罗·汤普森（Paul Thompson）、美国资深口述历史学家罗纳德·格里（Ronald Grele）与德国历史学家亚历山大·冯·柏拉图（Alexander von Plato）等许多口述历史先驱都谈到马克思主义是他们的灵感来源，共产主义思想对他们的吸引力，以及他们当时是社会主义者等内容。左派的政治倾向体现在他们的目标当中，即试图把普通民众带入历史，“让人民在历史上有发言权”（give the people a voice in history）。^[4]最初的口述历史作品描述了工人的生活，例如，在英国，口述历史的诞生与激进的社会主义女权运动（radical socialist feminist movement）联系在一起。

阿利斯泰尔·汤姆森认为，在20世纪70年代末，口述历史运动中发生了第一次“范式革命”（paradigmatic revolution）。^[5]对罗纳德·格里而言，反对当时美国社会学主流的“一种幼稚的实证经验主义”的可能性是他对口述历史产生兴趣的原因之一。^[6]早在1978年，在埃塞克斯（Essex）举行的首届国际会议上，口述历史的第二个（即后现代主义）阶段的种子就已经出现：“记忆、神话、意识和意识形态以及主观性（subjectivity）和自反性（reflexivity）现在都已提上议程。”^[7]用美国口述历史学家迈克尔·弗里斯科（Michael Frisch）的话来说，这场运动的第二个（即后实证主义）阶段将“口述历史的缺点转化为其优点”。由于经常被指责不可靠，访谈不再仅仅是一种资料来源。记忆本身成了探究对象，口述历史学家想要超越人们记忆的内容和访谈的内容，去探究人们为什么会回忆。口述历史被证明是发现更多关于记忆过程的一种有力工具。这个时期也可以由美国口述历史协会（Oral History Association）的成立（1966年）和对跨学科性（interdisciplinarity）的日益关注来定义。

跨学科性仍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第三次范式革命的一个标志性特征。口述历史学家与定性社会学（qualitative sociology）、人类学、传记和文学研究、语言学及心理学等其他学科的紧密关系使他们能够探索记忆、叙事与个人认同之间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对记忆研究兴趣的重新兴起。^[8]“集体记忆”一词由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于1925年在其著作《记忆的社会框架》（Les Cadres Sociaux de la Mémoire）中首次提出，^[9]20世纪80年代出现在许多有关集体记忆和集体认同（collective identities）的研究中。大多数发达社会越来越关心公共历史，并表现出对纪念活动的持续兴趣。面对共产主义政权的垮台，过去的观念发生了变化，关于记忆的新论述得到了人文学科中建构主义转向（constructivist turn）的支持。当时的一个前提是，过去总是根据现在的需要来重建，正如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所说，“现在绝不是稳定的”，“重构过去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开放式事业（a varying and open-ended project）”。^[10]由此导致的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记忆热潮”（memory boom）一直持续到现在。

如果口述历史领域有第四个阶段，它不应该仅仅由技术进步（technological advances）来定义。正如阿利斯泰尔·汤姆森所指出的那样，口述历史学家肯定已经进入了数字化时代，他们“通过互联网可以方便地获取全部音像数字记录”，并正在期待着难以想象的“精致的数字索引与编目工具”。^[11]然而，口述历史的下一次转型仍在未来；正如罗纳德·格里所指出的那样，口述历史的下一次范式转换应该关注全球化与后殖民世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