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这一部分，根据我收集到的关于纳粹时期的口述资料，我将论证口述历史的第一个趋势：个体记忆符合主流文化模式，并以当时公众可接受的方式被建构。
我对前捷克斯洛伐克（Czechoslovak）贵族（1918年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成立后不久，贵族制度被废除）成员进行了一系列访谈，重点关注他们的生活经历。访谈的主要焦点是他们童年和青年时期的回忆，或者是他们有关流亡的回忆，而不是对二战和纳粹主义的回忆。然而，所有的受访者都认为谈论他们在战争时期的经历是很重要的。这18位贵族大多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其中有几位在接受访谈时居住在奥地利。有必要指出的是，捷克斯洛伐克贵族的国籍问题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而且至今仍未解决。20世纪30年代，许多捷克斯洛伐克贵族投靠纳粹德国，1938年他们还支持德国吞并苏台德地区（Sudetenland）。[21]而战后，作为驱逐苏台德地区德国人的一部分，大多数波希米亚贵族也被驱逐出境。[22]
1948年共产党夺取政权后，贵族的财产被彻底清算，许多人被流放。直到1989年这个重要的年份以及随后的20世纪90年代的赔偿法颁布之后，许多流亡贵族才回到捷克斯洛伐克，在那里他们能够收回自己的财产（尽管大部分财产已经被摧毁）。一位名叫查尔斯（Charles）的受访者回忆道：
然后……我们不得不去布尔诺（Brno），那里有一所德语学校，一些可怕的事情和德国人，我们必须在那里参加考试……我记得，我妹妹回来了……所有的女孩都在一起。校长打开了门。所有的女孩都站在那里，当主任进来时，她们站起来喊道：“希特勒万岁！”“我妹妹出去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你知道吗？”（笑声）当她回来的时候，脸色苍白地说：“你知道他们做了什么吗？”[23]
查尔斯是贵族中的一员，他的财产在20世纪90年代得以归还。他是捷克人，在谈话中，他特别强调了在纳粹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期间他的民族取向（national orientation）。他说他当时不乐意上德语学校（他更倾向于去一个捷克学校），他无法表达自己对选择学校的偏爱，而他家庭的态度是明确反纳粹的——他的妹妹甚至不知道“希特勒万岁”意味着什么，因为这对她是未知的。
这些回忆与我们通过其他渠道知道的有关查尔斯和他的家庭的事实相一致。1939年9月，他的家庭在捷克被纳粹德国占领时宣布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国籍，而此时许多捷克斯洛伐克贵族被迫成为德国人。一位受访者的父亲在1940年选择了德国国籍，但二战结束后，他获得了国家的可靠性证明，在20世纪90年代初，他的家庭收回了他们的财产。
另一位受访者海因里希（Heinrich）也有类似的回忆：“1938年、1939年……我们必须参加考试……在那里，每个人都高喊‘希特勒万岁！’我们只是站着，不知道那是什么。”[24]显然，海因里希想向这位捷克斯洛伐克籍的访谈者解释他和他的兄弟们在德语学校就读的原因。然而，他们出现在一所“错误的”学校，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德国占领者有任何依恋。他和他的家庭都不能与德国人联系在一起；他解释说，在纳粹占领期间，他们在家里说捷克语：“从3月15日（德国占领日）开始，我们在家里就自动只说捷克语。”回忆这所德国高中实际上是一个错误；他们从未上过大学，只是在家为考试做准备。第二年，他们开始进入“正确的”高中——捷克斯洛伐克的一所高中。受访者的父亲从未选择德国国籍，他们家在20世纪90年代就收回了他们的财产。
其他有关叙述者学校的回忆与这些内容惊人的相似，二战期间在德语学校度过的那段时间被认为是叙述者一生中最糟糕的时期。然而，为了不与该政权相关联，一些受访者强调他们是反对占领者的，并将他们糟糕的成绩描述为一种消极的抵抗。例如，维克多（Victor）就曾说：
我不得不去……布拉格的某“高中”，它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时期……我们是去了这些学校，但我们的成绩是……我的成绩在1943年和1944年，我不能告诉你，我没有学习，没有学习，这是一种消极抵抗。[25]
托马斯（Thomas）也说了同样的话：“我的德语比老师好，但我总是会设法获得一个更差的成绩。”[26]
令人惊讶的是，如果不考虑受访者在二战期间的国籍，也不考虑他们是否被当作德国人而驱逐出境，以及他们是否声称并收回了他们的财产的话，那么所有的访谈中都可以找到反纳粹立场的类似证据。即使那些“捷克人身份”（Czechness）没有受到质疑的人，也指出了他们的反德（意为反纳粹）态度，许多书中对“捷克人身份”进行了描述，[27]并通过他们收回以前被没收的财产体现出来。
一名女性受访者的父亲曾是苏台德德语区的一名贵族领袖，也是Voelkerbundliga组织成员和苏台德德意志党（Sudetendeutsche partei）党员，并且从1939年起，还是纳粹德国工人党（Nazi Naz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党员，她在访谈中多次描述了其家庭的反纳粹行为：“我母亲非常反对……她是百分之百的反纳粹分子。”[28]她的父亲被称为“厄斯特赖歇尔”（Oesterreicher），她还继续举出其他例子，以确认她的家庭在二战期间的正确立场。
我的目标不是要再次怀疑口述资料的有效性，或者说受访者根据他们的需求故意修改证词，尽管有几个受访者仍涉及法律诉讼，声称他们的家庭在二战期间是反纳粹的，因此，他们可以收回大部分被国家贝尼斯法令（Bene decrees）没收充公的财产。这些访谈摘录的目的是要把注意力转向回忆本身这个过程。
口述历史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时刻是对“镇静理论”（theory of composure）的认同，创造这个词的格雷厄姆·道森（Graham Dawson）认为：
任何特定公众中所提供的社会认同（social recognition）都将与它所蕴含的共同文化价值观密切相关，并对叙事的叙述方式产生决定性影响，因而也会对它可能带来的那种镇静产生决定性影响。[29]
除一种可能存在的政治维度外，这种镇静的另一个维度是它的心理暗示（psychological implications）。出于过去和目前生活中存在的一些未解决的、危险且痛苦的片段，有必要建立一种安全的个体连贯性（safe personal coherence）。我们需要建构一个我们可以与之共存且被公众接受的过去，这给了我们一种连贯的认同感（sense of coherent identity）。只有当我们无法将个体记忆与公众可接受的过去版本（versions of the past）结合起来时，不安（discomposure）才会出现。
我访谈的贵族们当然是以一种让他们感到舒服的方式来建构他们的故事。然而，由于需要建构一个公众可以接受的故事，他们不得不把访谈的重点放在捷克和德国的关系上。正是由于访谈者的捷克国籍，才可能引导他们去建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他们可能会被视为与敌对的德国人不同，甚至是反抗纳粹德国的。
受访者建构公众可接受的记忆故事的其他一些方式也可以被引用。镇静策略可能有所不同，但在谈论有关纳粹时期时，捷克人对二战事件的主流历史论述是最重要的特征，而对于所有贵族受访者而言，这个特征主导了回忆过程。
[1]该文译自Radmila 
Slabáková，“Where Is Oral History Today？ Individual Memory and the Stories about the Nazi Period，” in Marcel Arbeit and Ian Christie （eds.），Where Is History Today？ New Ways of Representing the Past ，Olomouc：Palack University Olomouc，2015，pp.121-129。 经作者和出版社同意后在本刊发表，谨致谢忱！本文研究得到捷克科学基金会（Czech Science Foundation）的资助，项目名称是“家庭记忆与身份认同的代际传递”（Family Memory and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Identities）。
[2]拉德米拉·斯拉巴科娃（Radmila Slabáková），捷克奥洛穆茨帕拉茨基大学（Palack University Olomouc）历史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口述历史、历史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
[3]Alistair Thomson，“Dancing through the Memory of Our Movement：Four Paradigmatic Revolutions in Oral Histor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4th International Oral History Conference，Sydney，2006.延伸阅读参见 Alistair Thomson，“Four Paradigm Transformations in Oral History，” Oral History Review ，Vol.34，No.1，2007，pp.49-70。
[4]“Alexander von Plato，” in Miroslav Vaněk，Around the Globe：Rethinking Oral History with Its Protagonists ，Prague：Karolinum Press，2013，p.115.还可以参阅该书中与保罗·汤普森和罗纳德·格里的访谈。
[5]汤姆森提出了口述历史运动的四次“范式革命”。具体参阅Alistair Thomson，“Dancing through the Memory of Our Movement：Four Paradigmatic Revolutions in Oral Histor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4th International Oral History Conference，Sydney，2006。
[6]“Ronald Grele，” in Miroslav Vaněk，Around the Globe：Rethinking Oral History with Its Protagonists ，Prague：Karolinum Press，2013，p.74.
[7]Ronald Grele，“Commentary，” Oral History Review ，Vol.34，No.2，2007，p.122.
[8]在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的指导下，法国学者的经典著作重新引入了“集体记忆”一词，从而推动了这一主题研究的发展。详细内容参见Pierre Nora （ed.），Les lieux de mémoire（3 vol.），Paris：Gallimard，1984-1992。
[9]详细内容参见Maurice Halbwachs，Les Cadres Sociaux de la Mémoire ，Paris：Librairie Félix Alcan，1925；英译本参见Maurice Halbwachs，On Collective Memory ，translated by Lewis A.Coser，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
[10]Aleida Assmann，“Response to Peter Novick，” GHI Bulletin ，Vol.40，2007，p.34.
[11]Alistair Thomson，“Dancing through the Memory of Our Movement：Four Paradigmatic Revolutions in Oral Histor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4th International Oral History Conference，Sydney，2006.
[12]在布拉格口述历史中心（Oral History Centre in Prague）成员的各种著作中，对让捷克历史学家接受口述历史的种种困难进行了详尽讨论，其中一些毫无意义。比如，可参阅Miroslav Vaněk and Pavel Mücke，Trˇetí strana trojúhelníku：Teorie a praxe orální historie ，Praha：Fakulta humanitních studií Univerzity Karlovy；stav pro soudobé dějiny Akademie věd CˇR，2011（The Third Side of a Triangle：Theory and Practice of Oral History ，The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the Czech Academy of Sciences，2011）。
[13]Miroslav Vaněk，Around the Globe：Rethinking Oral History with Its Protagonists ，Prague：Karolinum Press，2013，p.10.
[14]详细内容参见Mary Fulbrook，“History-Writing and ‘Collective Memory’，” in Stefan Berger and Bill Niven （eds.），Writing the History of Memory ，London：Bloomsbury Academic，2014，p.75。尽管富尔布鲁克（Fulbrook）意识到目击者叙述的重要性，但她也指出，任何个体记忆总是会被“不断变化的社会话语框架”所影响。
[15]详细内容参见Miroslav Vaněk，Byl to jen Rock′n′roll：Hudební alternativa v komunistickém Cˇeskoslovensku 1956-1989 （It Was Only Rock'n'Roll：The Musical Alternative in Communist Czechoslovakia，1956-1989），Praha：Academia，2010。
[16]Pavel Mücke，“Deset krátkch zastavení nad monostmi a mezerami （cˇeské） orální historie （Ten Brief Stops over the Possibilities and Gaps of the （Czech） Oral History），” Dějiny-teorie-kritika ，Vol.10，No.2，2013，pp.296-301.
[17]Maurice Halbwachs，On Collective Memory ，translated by Lewis A.Coser，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p.53.
[18]Wulf Kansteiner，“Finding Meaning in Memory：A Methodological Critique of Collective Memory Studies，” History and Theory ，Vol.41，No.2，2002，p.185；Anna Green，“Individual Remembering and ‘Collective Memory’：Theoretical Presuppositions and Contemporary Debates，” Oral History ，Vol.32，No.2，2004，p.37.
[19]Michael Schudson，“Dynamics of Distortion in Collective Memory，” in Daniel Schachter （ed.），Memory Distortion：How Minds，Brains，and Societies Reconstruct the Past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p.346.
[20]Anna Green，“Individual Remembering and ‘Collective Memory’：Theoretical Presuppositions and Contemporary Debates，” Oral History ，Vol.32，No.2，2004，p.42.
[21]研究前捷克斯洛伐克精英阶层在新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艰难处境的第一人是美国历史学家伊格尔·格莱斯海姆（Eagle Glassheim）。详细内容参见Eagle Glassheim，Noble Nationalists：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Bohemian Aristocracy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
[22]驱逐和没收财产等内容是在贝尼斯法令（Bene decrees）的基础上实施的，其包含的一系列法律驱逐了捷克及斯洛伐克民族的敌人——德国人和匈牙利人，他们都侵犯过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除非他们积极参与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民族解放事业或者受到过纳粹或法西斯恐怖主义的迫害，否则就要被驱逐并没收财产。该法令第1款第1、2条规定，在占领期间申请德国或匈牙利国籍的人丧失国籍，并没收其财产，还在1929年的人口普查中详细说明了德国人或匈牙利人的种族划分标准。
[23]Charles，interviewed by the author on Nov 17，2011 in the Czech Republic.出于隐私，我没有透露采访记录的地点。所有访谈均以捷克语进行，并由笔者翻译成英语。
[24]Heinrich，interviewed by the author on Sept 9，2005 in the Czech Republic.
[25]Victor，interviewed by the author on Aug 27，2003 in the Czech Republic.
[26]Thomas，interviewed by the author on Nov 15，2008 in the Czech Republic.
[27]例如，弗拉迪米尔·福泰普卡（Vladimír Votpka）用新闻文体写的一些关于捷克斯洛伐克贵族的通俗作品，他的一本书甚至被翻译成了德文。具体可参见 Vladimír Votpka，Bhmischer Adel：Familiengeschichten ，Wien：Bhlau，2008。 其他可参见Radmila Slabáková，Mtus lechty u nás a v nás：Pamět' a lechta dvacátého století （The Nobility Myth in Our Country and in Us：Memory and the Twentieth-Century Nobility），Praha：Lidové noviny，2013。 这本书描述了有关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Bohemia and Moravia）贵族的神话。
[28]Cecilia，interviewed by the author on May 22，2011 in Austria.
[29]Graham Dawson，Soldier Heroes：British Adventure，Empire and the Imagining of Masculinities ，London：Psychology Press，1994，p.23.还引自 Lynn Abrams，“Memory as Both Source and Subject of Study：The Transformations of Oral History，” in Stefan Berger and Bill Niven （eds.），Writing the History of Memory ，London：Bloomsbury Academic，2014，p.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