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西汉初期诗赋缘情概况

西汉初^[9]情感尚未被儒学约束，比较自由。汉高祖时期“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10]连大臣在皇帝面前都可以呼喝击柱，发泄自身的情绪，其他场合，其他人群的情况可想而知。这种现象虽然在经叔孙通定朝仪后大有改观，然而士人情感受到儒学的普遍约束，要等到汉武帝时期。

一 西汉初诗赋缘情内容

1.西汉初诗歌的感情表达

西汉初诗歌创作极为萧条，士人很少以诗来抒发个人情感，具体情感主题列表如表1。^[11]

表1 西汉初诗歌情感主题

据表1统计，诗歌作者中真正属于士阶层的仅有四皓、韦孟和枚乘。其中四皓所著《采芝操》主要是作为隐居之士的代表，写遭世暗昧退而歌隐居的无奈，对高洁之志的坚守，对唐虞之世的向往。内容虽合乎身份，然而一般认为是后人伪托之作。“先秦两汉琴曲歌辞，以中国古代琴文化为存在的条件，是运用古体，托名古人（或者当世名人），配合古琴演奏而产生的一种诗乐相结合的艺术形式。”^[12]由此可见，《采芝操》多半为托名古人之作。真正以诗歌表达自身思想情感的是汉初士人韦孟。韦孟《讽谏诗》《在邹诗》创作的背景是“为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孙王戊，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诗风谏。后遂去位，徙家于邹”^[13]。韦孟借诗歌表达因讽谏去位的感慨，其中有对朝廷的感恩，对家乡的思念以及对邹鲁尊孔崇礼之习的赞美，抒发思恋楚王之情。韦孟作诗出发点为对朝廷的忠诚与对楚王的劝谏，诗中少有自己非政治情感的深层流露。因此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论曰：“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沈德潜《古诗源》认为：“肃肃穆穆，汉诗中有此拙重之作，去变雅未远。”韦孟为楚王三代之傅，《讽谏诗》对楚王荒淫的讽谏，抒发的是政治情感。韦孟《在邹诗》因讽谏去位的感慨在抒情方面比较有代表性，诗作以四言形式写成，其情感与家国教化相关，因此诗不是个人情绪勃发后的创作。另外，“继轨周人”的韦孟也为三代楚王傅，与王室有莫大的干系。楚歌《雉朝飞之歌》的作者是梁孝王宾客枚乘。《雉朝飞之歌》为赋中人物所唱，有代言的性质，其内容为“麦秀蔪兮雉朝飞，向虚壑兮背槁槐，依绝区兮临回溪”，是《七发》中拟代伯牙而作，意在展示音乐之悲，传递了一种哀伤的情绪，并非表达自身的情感。

西汉初年，在诗歌创作上缘情而发的作家主体是皇帝与贵戚。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是在平定英布叛乱，过沛县，与故人一同饮酒，酒酣耳热时击筑而歌。在“大风起兮云飞扬”的阔大之境下，“威加海内兮归故乡”是一统天下后又击破叛军衣锦还乡时的志得意满，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是在韩信、彭越、英布相继谋反后对守江山充满的忧惧。高祖还乡后高歌大风的环境是“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其宣泄的是贵为天子的刘邦在家乡父老面前自然流露的得意与忧伤，其情真挚，以至于“慷慨伤怀，泣数行下”，情感基调呈现乐往哀来之境。汉高祖的《鸿鹄歌》抒一己之情，刘邦当时知道已经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更立太子，面对善舞的宠姬戚夫人时无可奈何而歌，其主要目的除了向戚夫人说明形势所迫，已经无法让赵王如意替代太子，更重要的是传递一种无奈的情绪，一种帝王也无法左右既定形势的悲愁，因此在“当可奈何”的感叹之外，又以“虽有矰缴，尚安所施”加以强调！

赵王刘友的《幽歌》则出自被幽禁后的愤懑与自怜。据《史记·吕太后本纪》记载，赵王被囚禁后，“赵王饿，乃歌曰：‘诸吕用事兮刘氏危，迫胁王侯兮强授我妃。我妃既妒兮诬我以恶，谗女乱国兮上曾不寤。我无忠臣兮何故弃国？自决中野兮苍天举直！于嗟不可悔兮宁蚤自财。为王而饿死兮谁者怜之！吕氏绝理兮托天报仇。’”歌中充满了委屈：“迫胁王侯兮彊授我妃”“我妃既妒兮诬我以恶”，哀伤“为王而饿死兮谁者怜之”。刘友的《幽歌》完全是临死的哀歌，是愤懑情绪的喷薄而出。

以上楚歌承继楚辞余绪，作者主要有汉高祖刘邦、赵王刘友、戚夫人。刘邦并非好学之人，他“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14]。汉高祖不喜儒生，曾经尿溺儒冠，刘友、戚夫人亦非以文学见长，与帝王贵戚接触较多的诗歌仅是宫廷宴乐中的歌舞。由此可见，汉初所存诗歌作者并不需要太多的知识积累，主要是表达一种激烈的情绪。“激情是一种强烈的、爆发性的、短暂的情绪状态。如欣喜若狂、惊恐万状、悲痛欲绝等都是激情的不同表现。激情通常是由对个人重大意义的事件引起的。如莫大的羞辱、巨大的成功等。”^[15]汉初楚歌更像是在激情状态下的自然宣泄，其出发点与归宿均为情。

现代心理学认为，“情绪是指与人的需要（包括生理性需要和社会性需要）相联系的，具有特定主观体验、生理唤醒和外部表现的心理活动的整体过程。……情绪具有较大的情景性、冲动性和暂时性，往往随着情景的改变和需要的满足而减弱或消失，情绪代表了感情的种系发展的原始方面”^[16]。汉初的创作基本为情绪郁积催迫，喷薄而出，表明此时抒发个人情感的诗歌处于偶发状态。

亲情方面，最初被记录下来的是西汉初皇亲贵戚的诗歌。汉代的亲情文学除去可以归入爱情类的夫妻之情文学，在诗赋中最先表达亲情的便是戚夫人的《舂歌》：“子为王。母为虏。终日舂薄暮。常与死为伍。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汝。”写出了一个母亲被囚后的悲苦命运和无奈，此时她最想得到儿子的帮助，最惦念和担忧的也是儿子，可是却与子分离，难通音讯。对命运不公的感叹，对亲人的思念、忧伤极富感染力。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歌》亦与血缘之爱有关，由于是祭祖之歌，极尽对孝歌颂之能事，“乃立祖庙，敬明尊亲。大矣孝熙，四极爰轃”。“皇帝孝德，福音天下。”《安世房中歌》为楚歌体，却非直抒其情，具有雅诗的风味，被钟惺评价为：“女人诗足带妖媚，唐山典奥古严，专降服文章中一等韵士，效庙大文出自闺阁，使人惭服。”^[17]《安世房中歌》属于应制，有用于祭祖的明确用途，现实的功利作用多于情感。

城阳王刘章的《耕田歌》则是行酒令时所歌，理智大于情感，言志大于缘情，在诸吕掌权之际，借行酒令之机唱出“深耕穊种，立苗欲疏。非其种者，锄而去之”。全用隐喻表达铲除诸吕的决心，内容主要是借耕田时对秧苗的去与留，表达自己对刘氏不得志的愤恨，借歌谏吕太后注意皇室血统，表明维护刘氏血统之志，兼具告诫与明志之用。此类诗歌中的情感极为收敛，并不以抒发个人情感为务。

2.西汉初赋的情感表达

西汉初文人用力更多的是赋作。与此同时，皇亲贵戚却很少涉足这一领域。

根据《汉书·艺文志》记载，王侯中在汉初仅有淮南王刘安有赋作传世，其余均为士人。从题材上看，存世最多的是咏物赋。顾实将赋分为“屈原赋之属，盖主抒情者”、“陆贾赋之属，盖主说辞者”与“荀卿赋之属，盖主效物者”三类。按照顾实的说法，汉初赋起始便是“抒情”，其次才是“效物”与“说辞”，三者相较，“效物”之赋创作者最多。

咏物：孔子在《论语》中曾论诗之用：“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其中，“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表明中国文学本有记物的传统，加之孔子的提倡，以文学记物的认识对后代的影响被延续下来。同时，《荀子·赋篇》对汉代咏物赋起到了垂范之用。汉初咏物赋基本模式是写物的材料、制作，成品的作用，表达对物的赞美喜爱之情。

在咏物赋中亦有明显寄寓自身情感的，其情感大多表现的是赞美与喜悦。比如《酒赋》赞美酒与君赐酒的美好；公孙乘《月赋》颂月与月下梁王同文士之欢会；路乔如《鹤赋》借赞美鹤含蓄赞梁王；孔臧《杨柳赋》赞美巨大的杨柳为友朋欢会提供荫蔽；公孙诡《文鹿赋》以文鹿自喻，喜得遇明君；刘安《屏风赋》以屏风为喻写自己得遇仁人。以上赋作咏物中融入了自我的喜悦，然而自我情感在其中所占比例极小。

咏事：汉初咏事的赋作内容非常驳杂。枚乘《临霸池远诀赋》虽然仅存目，可其题目中有“远诀”二字，其内容应为送别。贾谊《鵩鸟赋》借鵩鸟引入对生命的思考，以道家思想宽解。枚乘《梁王菟园赋》赞菟园之美的同时抒发了游玩的欢乐（整体观照淡化自我）。贾谊《旱云赋》写干旱的肆虐，在批评政治失中的同时，表达了对百姓深切的同情。《鸮赋》借鸮集屋隅，作者主张修德以应，并听天任命。此类赋作虚构较少，体现了汉初赋文体不尚夸饰的特点，是由现实事件引出自我或喜或忧的情感。

抒情：汉初真正在赋作中对自己失意于时的情感进行抒发的是贾谊。贾谊少年成名，在度过了一段春风得意的时光后，遭到打击和排挤，忧伤促成了他的创作，“不左迁失志，则文彩不发”^[18]。贾谊自言：“意不自得”，“及度湘水，为赋以吊屈原”。^[19]他“借古伤己”，继承楚辞遗绪。所吊屈原，能看到贾生的影子。《吊屈原赋》序中明言“谊追伤之，因自喻”。赋作以“俟罪长沙”开篇，将自己拉入了与屈原相同的情境，“遭世罔极兮”，“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遂感叹“国其莫我知兮，独壹郁其谁语”，《吊屈原赋》成为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之文。

二 西汉初诗赋缘情的特征

首先，汉初作者在诗赋作品中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情感世界。根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赵幽王赋一篇，庄夫子赋二十四篇，贾谊赋七篇，枚乘赋九篇，淮南王赋八十二篇，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太常蓼侯孔臧赋二十篇。淮南王刘安与门客作品最多，彬彬之盛应能与梁园相媲美。因刘安反叛，其赋禁止在社会中流传，所失甚多。所流传下来的数篇作品，仅涉及延揽人才、咏物等题材，按照文学汰粗存精的规律，淮南王似乎不应有过多抒发个人情感的艺术佳作。据统计，汉初作家流传下来的诗赋作品数量分别为：贾谊赋五篇、枚乘赋五篇、邹阳赋二篇、刘安赋二篇、孔臧赋四篇。其情感包括失志的悲伤，如贾谊《吊屈原赋》；包括对物美的赞扬，在咏物中包含着比德与自喻。同时在赋作中出现了对宴饮欢乐的抒发、对离别情绪的宣泄、对生命的感悟。从情感类别看，汉初仅有亲情诗而无亲情赋，作者仅有戚夫人、唐山夫人、刘章三位皇亲贵戚。与人生自我实现相关的情感之作在汉初相对较多，具有代表性的有刘邦的得意之歌——《大风歌》、贾谊的失志之赋——《吊屈原赋》。汉初文人诗赋中尚没有爱情、亲情主题，友情主题融入宴饮赋作中偶有表现。汉代以孝治天下，汉初即提倡孝道，却没有一篇士人文学作品歌咏亲情，可见利用诗赋进行情感表达在汉初并未被士人普遍提倡与认可。

其次，情感作为诗赋创作的动力所起的作用并不相同。情感在楚歌体创作中是绝对的主导，情感表达、情绪宣泄成为创作最重要的原因，有的诗歌甚至是唯一原因。而在赋体中，情感和认识各擅胜场。贾谊赋中虽感伤自我命运，却不得不以吊屈原为名义，《鵩鸟赋》同样需借鵩鸟入宅表达自我的情志，从中可以看出，贾谊表达的是对生死的认识与思考，对其他情感的表达极为节制，同时，由于早期赋作者多为文学侍从，咏物赋更多源于应制，以表达对事物的认识为主。情感尤其是作者自我的情感体验偶尔从咏物中渗出，却淹没在集体的情感叙述之中，难觅其踪。

再次，情感直露与内敛含蓄并存。汉初诗赋在情感表达上均存在直露与含蓄并存的情况。从作者角度来看，帝王贵戚的情感表达是直露的。而从文体上看，以楚歌体创作的诗歌均为直露的，四言体诗歌创作中，此时十分拘谨。从中可以看出，“诗三百”在被列为经书之前，由于一贯的用诗传统和孔子的推崇，有了教化的意味。而汉初赋的创作特征是由直露到蕴藉的转换。贾谊借凭吊屈原抒发自我的失意之情并没有得到众多响应，表明这种个人情感的抒发是不合时宜的，是偶发现象。

最后，西汉初诗歌的情感基调是哀伤。汉初除了《安世房中歌》这样的祭祖的诗歌，尚未有一首诗歌表达了纯粹的欢乐。就连刘邦志得意满衣锦还乡后的《大风歌》，也透露着对守江山难、忠心猛士难得的悲慨。可见，汉初诗歌以哀伤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