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部分人的思维中，传统文化给人的印象是过去的、过时的。对此，显然需要做更加深入的辨析。如果讨论者将自己置身于社会文化认同之外，置身于全球文化战略之外的话，那么，对传统文化现代动力的理解，对传统文化多样性作用的判断一定是存在局限、盲点，甚至是误区的。在现代化的今天，重新认识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体现中华民族“根文化”内涵（儒释道）、承载中华民族多元文化融合功能（佛教的中国化）、反映中华民族自信元素（作为传统文化一部分的佛教文化）的优秀传统文化，更是这个时代我们需要做，也必须做的事情。
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文明保护和传承高度重视。他在不同场合一再强调，要把凝结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财富保护好、研究好和利用好。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是增强民族自信的重要方式。通过对中华文化的弘扬，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国家观、民族观、文化观，不断巩固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他深刻地指出，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带来了深刻影响。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佛教是中国文化复兴的重要载体，是建立文化自觉、投身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要成为和平、可亲、文明的国家，最根本的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而在中国文化复兴的征程上，中国佛教文化的发展任重道远。
在这里探讨的是我国传统宗教文化在新时代社会转型期发生、发展的多元的“游移现象”。所谓传统宗教，指的是中国传统儒释道三大教，在本研究中更加关注的是在唐代已完成“中国化”进程、具有独立自主品格的佛教。所谓“游移现象”，指的是传统宗教文化与现今社会多领域、多层面、多方面的互动关系、过程及其结果。传统宗教的“游移现象”，反映出我国传统宗教文化发展的现代化、时代化趋势，包容性、开放性特征，以及适应社会、服务社会、维护国家利益、承担社会责任的时代特色。
让中国丰厚的历史说话，让中国生动的传统文化说话。透过对当前宗教文化传播与发展的观察我们发现，以佛教文化为代表的传统宗教在新的历史背景下获得了一些新的发展、扮演着一些新的角色，尤其是在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其社会功能也更加多元。为了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更好地认识这一现象，笔者提出了以“游移”为核心概念的研究范畴。传统宗教“游移现象”是认识当前宗教文化发展与传播的一个新的视角。为此，需要在“游移”描述性的理论思维框架下，对“现象”展开深入的探讨。当然，这一研究是基于社会责任感，对这样一个社会现象需要体现出社会立场、政策取向和社会关怀；同时，又要具有知识生产、学科取向和理论关怀。这项研究注重“活化”，经验来自生活和社会现场；“深化”，用理论的思考丰富对现象的解释，建构基于本土经验的理论知识；“转化”，将研究成果服务于社会治理，服务于理论对话，服务于社会。
让中国的经验发声，让中国的经验厚植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传统宗教“游移现象”的发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影响或制约了社会和谐、国家安全，以及改革发展的大局。社会转型期变迁速度的加快、结构的复杂性，使得传统宗教“游移现象”的频次和强度更加凸显。宗教的公共属性和治理方式的社会化取向，决定了在今后完善宗教政策和实现社会治理体系及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更需要高度重视和发挥宗教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为此，研究结果将有助于提高我国宗教政策的适应性和宗教领域社会治理创新的品质。宗教文化的良性发展是特定的宗教文化在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以及人们的社会生活、社会思想几大系统的互动中，不同层次之间的相互促进、相互适应与相互发展。宗教文化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发展，一方面来源于内在的自我调适，另一方面也需要外在的社会引导。为此，就要以积极的“适应-引导”促进宗教文化的正向发展，激发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宗教文化中积极元素的活力，完善宗教领域的社会治理，促进社会稳定，促进宗教文化健康发展。
用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用中国话语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在这里关注的主要是学理上的议题。通过对社会转型期中国传统宗教“游移现象”的考察，揭示其结构、类型及本质特征。传统宗教“游移现象”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等不同领域。本研究以传统宗教“游移现象”的典型事件为依据，将其分为宗教与市场、宗教与社会、宗教与信息、宗教与现代、宗教与世界和宗教与法治等六种类型，在结构功能分析的基础上，回应当代宗教社会学研究所关心的——制度性宗教同非制度性宗教、政治权力与市场经济、神圣与世俗、神圣性与社会性、公共性与个体性等关系的讨论，提出宗教文化的本质特征——神圣性和社会性正是通过宗教文化的传播实践“游移现象”得以呈现，而这些实践活动又在不断地扩展或缩小宗教文化的社会影响。透过对这一现象的阐释，反思经典/传统宗教社会学理论范式的局限。
纵观以往研究脉络，可以发现，其一，在研究视野上，淡化了社会发展与宗教发展的互动关系，忽视了现代宗教发展中的“游移性”特征，缺少对社会转型期中国传统宗教发展“游移现象”的深度描述、归纳与阐释。其二，在理论运用上，大多以西方经验、理论为依据。其实，当前传统宗教“游移现象”正表现出宗教神圣性与社会性的博弈，理性与情感的矛盾，个人化与社会化的竞争，工业化、市场化、商品化与价值性、精神性、超越性的较量等。这恰恰是丰富和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社会学理论的机会。其三，在研究取向上，弱化了宗教社会学研究的使命是为宗教领域社会治理创新服务。本研究期待透过对传统宗教“游移现象”的阐释，应对现实对宗教领域社会治理提出的新的挑战。以中国经验为知识生产的基础，探索具有一定描述力和解释力的中国宗教社会学话语体系。宗教社会学理论范式要提高描述和解释宗教发展的能力，就要对经典/传统宗教社会学理论范式展开反思性讨论。
在建构本土宗教社会学理论的过程中，更要将多元的地方经验作为知识生产的基础。探讨宗教社会学知识离不开对作为其存在背景的本土宗教发展脉络的理解与阐释，也只有在分析和比较大量实务经验、典型案例的基础上才能提出宗教社会学新理论范式。宗教社会学是认识宗教现象的一种理论，传统宗教“游移现象”正是在反思“西方化”和“本土化”的过程中，试图阐释本土宗教现象的一次理论尝试。中国的宗教学研究需要学科的融合，呼唤解释中国本土宗教行为经验的宗教社会学理论。
透过实证研究，在对转型期传统宗教“游移现象”进行类型分析之后，围绕宗教-市场、宗教-社会、宗教-现代、宗教-信息、宗教-世界、宗教-法治等六种类型对纷繁复杂的宗教文化现象从经验事实、理论阐释开展深度研判。这些现象尽管可能属于不同的类型，但都是宗教文化对当代社会的适应反映，是“适应-引导”理念的实践结果。研究得出了对传统宗教“游移现象”发生、发展的基本判断。宗教文化资源包括精神性无形资源和物质性有形资源，它们共同构成了宗教文化的神圣性与社会性的内核。宗教的本质是“二性”，神圣性即其内在的品质，社会性即其外在的表现。[1]正是通过变动的、多样的社会形式，宗教文化在世俗世界中进行着社会适应性实践。传统宗教在社会转型期发生的“游移现象”呈现出来的是宗教文化传播中神圣性与社会性的结构化过程。宗教文化的神圣性和社会性是传统宗教“游移现象”发生、发展的重要因素，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结构要素是影响传统宗教“游移现象”发生、发展的关键。
在归纳、梳理相关传统宗教“游移现象”典型事件和文本的基础上，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分析方法，针对收集到的不同类型传统宗教“游移现象”中重要的实践主体及其话语文本，系统提炼“游移”实践的目的、目标、策略、手法等，之后，对参与这一实践的网络跟帖、言论、评论等进行再比较，发现它们之间的异同。在此过程中不断进行编码、比较、理论性采样以达到理论性饱和等。最终，不仅对传统宗教“游移现象”实践的直接原因进行抽象概念化，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观察、发现导致传统宗教“游移现象”的深层结构化因素，为实现相关实践话语的进一步理论概化提供指引和依据，从而完成对传统宗教“游移现象”的分析阐释。
开展传统宗教“游移现象”研究的目的在于，将传统宗教置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适应国家发展战略的背景下进行思考。在对“六类现象”的分析中，进一步呈现宗教与市场——互利式增长、宗教与社会——共享式超越、宗教与信息——融合式传播、宗教与现代——参与式弘法、宗教与世界——互鉴式交往、宗教与法治——引导式运行等重要描述性和解释性概念。这些对于拓宽宗教社会学研究的领域与思考空间有一定的价值意义。总体来看，传统宗教“游移现象”是“宗教-社会”“适应-引导”关系的反映。传统宗教团体基于中国本土特色、社会经济发展、国家法律法规、社会治理创新等要求从自身的组织体系、管理模式、实践取向、发展策略等方面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同人民群众的需求相适应，同构建国家大国形象相适应等是研究的基本思考。
在研究中揭示社会转型期传统宗教“游移现象”中存在的问题也是笔者关注的议题。在“游移”过程中，尽管整体态势正面积极，但与之相伴，也出现了一些不适应的问题。敏感地意识到并揭示其中的风险和挑战，也是本研究力图做出的。在此基础上，还从社会政策视角进一步思考，提出了基于实证研究的完善宗教领域社会治理的策略。在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法治引导宗教运行，积极促进宗教与社会主义发展相适应，是正确处理宗教文化与社会关系的根本途径。
本研究期待能体现如下一些特色。
①时代性。紧扣当前社会发展与时代特征，关注宗教文化的发展现状，尤其是以佛教的现代化为对象，研究传统宗教文化主动面对各种挑战，适应现代社会的努力，观察“游移现象”同时代的互动关系。
②循证性。以实证的态度和实践获取研究证据、得出研究结果。为发现传统宗教“游移现象”的本质寻找证据，从现实场景到虚拟网络，考察研究对象的价值取向、行动意愿、客观条件及环境因素，对相关的事实力争完整描述，对相关的理论概念努力探索丰富的词汇意义，以寻求最好的证据，促进证据的合成及“游移现象”知识的生产。
③理论性。关注“游移现象”的通意本质及其在中外理论对话中的意义，关注“游移现象”的描述性和解释性价值，发现“游移”的运作机制、内在动力、规律本质等。思考和理解宗教与市场、宗教与社会、宗教与信息、宗教与现代、宗教与世界、宗教与法治的互动，以及神圣与世俗、宗教现代性等论题，建构宗教“游移现象”与宗教社会学理论本土化之间的理论联系。
④融合性。传统宗教“游移现象”的研究需要单一性与多元性、层次性与系统性的整合，主要体现为，运用多学科知识对研究主题进行立体的讨论和阐释，并将包容、杂糅的本土宗教活动庙会纳入研究议题；在研究方法选取上，将质性研究方法即文本话语分析、影像文本等同扎根理论方法相结合，将社会事实研究成果和网络文本结合，对不同类型的代表性事件/活动开展深度描述和分析；运用多元研究方法深入社会事实的深层结构，系统描绘“游移现象”。
⑤政策性。体现宗教领域的社会治理取向。传统宗教“游移现象”的研究目的在于推进宗教文化适应新时代的社会发展，为社会服务，为完善宗教领域的社会治理献计献策，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分享中国经验，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中国贡献。
⑥差异性。“游移”是宗教文化发展中的正常现象，体现宗教文化与宗教文化之间、宗教文化同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注重从多学科、多角度、多层面出发比较不同类型的“游移现象”实践，体现差异性及关联性。
当然，在研究中也存在许多不足或欠缺，尚需深入研究的问题等。如所选用的案例以佛教为主，而且，这些资料大多出自网络文本。另外，一些有影响力的传统宗教“游移现象”可能也未能全部受到关注，部分素材的疏漏可能会导致话语概念化时理论饱和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扎根分析的效果。这项复杂的研究注定是一个很难令人满意的研究，其中出现的问题或错误，欢迎批评指正，也期待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完善。
[1] 王亚荣：《在服务社会中增强神圣性与社会性》，2007年中国佛教公众形象主题论坛：和谐社会与道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