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体弱多病者与最身强体健者

早在刚开始研究对实验室压力反应较强的孩子们的行为特征时，我们就发现他们和其他儿童之间存在明显的不连续性。新的应激反应实验就像棱镜能分光那样，可以区分出不同神经反应强度的孩子，显示孩子们面对适度的挑战所产生的异常、夸张的反应。

设计出新实验方案后，我们以此为工具，让原本不可见的反应显现出来，也将实验室中的应激反应衡量标准应用到更为广泛的儿童日常流行病学研究中。相比于基于实验室的研究方案，这种实验研究范围更大，它评估的是自然状态下的社会环境，儿童的健康、疾病与发展方面的显著差异与现实压力源相关，而非与实验室条件下的替代压力源相关。由于我们的研究目的是阐明此类应激反应差异是如何在无差别的现实环境中起作用的，于是，我们一开始就选择研究社区或学校的儿童群体，而不是诊所、医院里的儿科患者。当然，了解后者也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当我们探索特定疾病与机能紊乱的致病原时。但是，我们想要研究的是现实压力源及应激反应强度差异作用于基本健康的正常儿童群体时可能产生的作用。我们想要研究，普通环境下广泛存在的逆境，以及它们是如何导致正常儿童群体罹患基本疾病，或是遭受身心伤害和机体障碍的。因此，我们开始在典型的普通社区环境里寻找具有代表性的儿童群体。

由此，我们将大部分实验集中于学前班、幼儿园以及小学初级阶段，每年秋天，千军万马般的孩子军团集结于此，随之涌入的是千层浪般的活力、布朗运动^[2]、传染性病原体，以及勃发的求知欲。当代社会有许多当之无愧的无名英雄（稍后章节中会详细提到），教师群体就是其中一员，不知怎的，教师们能化无序为有序，从一片混战中激发求知心与探索欲，哪怕在如黑暗时代般嘈杂喧嚣的儿童初期社会关系中，他们也能缔造出小型文明。没有哪个实验室会像幼儿园或学前班这样。

我们前两个实验调查了传染性疾病与儿童承受的压力、反应性与健康的关系，一个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玛丽莲·瑞德·露西亚幼儿研究中心学前班进行，另一个在旧金山各幼儿园进行。第一个实验中，我们在研究中心后面一个无窗小房间里对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教职工家里3—5岁的孩子进行测试，并与他们的父母进行访谈，通过问卷调查家庭中的压力源与困难之处。还有一名儿科执业护士每周检查孩子们呼吸系统疾病发病率与严重性，并交由我们评估。在压力访谈与问卷调查中，父母们不仅会被问及父母与孩子们生活中的压力性事件（如深爱之人过世、受同学虐待、屡次搬家、父母离婚、在校时尿裤子等），也会有更为长期的逆境，如家庭经济问题、暴力问题、夫妻不和、父母患有抑郁症等。

第二个实验针对幼儿园儿童，我们在开学前一两周和开学后一两周将孩子带到我们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实验室。对于五岁儿童来说，入学是考验适应力与发展情况的一大挑战，因为他们要和几十名素未谋面的同伴建立起社交关系，这既令人新奇激动，有时也会让人费力紧张。初入校园，意味着老师对他们的行为期望会越来越高，意味着真正的学习任务正式登场，也意味着新的呼吸系统疾病及其他病原体不断来袭。不论是对幼小的身躯，还是对五岁的心智而言，这都不是一件小事，而是一场夹杂着社交的不确定性，颇具挑战的期望，以及病原体的侵袭的风暴。

开学前后一两周，我们收集少量血样，通过测量皮质醇系统和战斗或逃跑系统应激反应活性，来判断免疫系统功能有无变化。每两周我们会要求父母填写其子女呼吸系统疾病症状清单，由此获取发病率。我们假设并预计若孩子们在实验室表现出较强的战斗或逃跑反应、皮质醇系统反应，或免疫功能变化，且家庭中存在较高程度的压力、逆境与混乱，那么这些孩子发病频率会提高、严重性会增强。由此，我们预期具有强应激反应且家庭环境压力源频发的儿童们的呼吸系统疾病最为严重。（该两项研究合并后的结果如下页图所示。）正如我们预测的那样，生病最严重的就是那些应激反应强且身处高压、有害的家庭环境中的孩子。他们患呼吸系统疾病的概率与严重性都显著高于常人，这是内在的生理敏感性与外在的家庭压力源共同作用的结果。

令我们始料未及、目瞪口呆、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发现是，同样的高反应性儿童，若是生活在低压力家庭中（因此其家庭环境也更易预测、更和谐，会给予孩子更多支持），他们的呼吸系统疾病患病率在所有实验儿童中最低——甚至比生活在低压力家庭中的低反应性儿童还低！这些儿童的发病率不仅低于生活在高压力家庭中的高反应性儿童，而且低于其他所有接受实验的儿童。高反应性儿童可以是最体弱多病的，也可以是最身强体健的，具体视家庭的社会性情绪基调而定！

如图所示，儿童呼吸系统疾病发病率与社会环境逆境、应激反应情况。兰花型儿童免疫系统及战斗或逃跑系统反应性强，他们的呼吸系统疾病发病率可能是最高的，也可能是最低的，具体视各自遭遇的压力情况而定。蒲公英型儿童免疫系统及战斗或逃跑系统反应性居中或偏低，他们不论是处于高压力还是低压力环境，发病率都呈中等水平。

面对两个不同的实验汇聚而成的数据，我们起初迷惑不解，企图寻找可能的解释，四处询问最高发病率与最低发病率怎么会同时出现在同一种类儿童身上。我永远不会忘记1993年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一个凉爽的秋日下午，我、艾比和实验助理简·吉纳夫拉三个人同这一难题搏斗，黑板上满是图表和数据，我们潦草地列出逻辑分析步骤，激烈地争论着可能的解释。当时我们就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争论不休。

一方面，结果显然表明，若儿童在实验室环境下对人为压力源有较强的生理反应，当他们身处的现实环境中也存在逆境与压力时，患病率会提高。后者是前者的合理结果——虽然当时我们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另一方面，临床直觉告诉我们，高反应性儿童若身处积极的成长环境，可能会比其他同龄人健康得多，因为他们会对环境中好的品质做出反应——或者说反馈。某一瞬间，我们灵光乍现，发现了一个完美的解释，就像是以双眼的不同角度分别看同一幅画面能得出深度知觉（或立体知觉）。不是“或”，而是“都”，因为我们所讨论的高反应性儿童，同时对“有害的”和“有利的”社会环境都极为敏感。他们在有害的环境中不堪一击，在有利的环境中茁壮成长，都是出于同一个原因：对于生活环境的强大影响，不论好坏，他们都更为开放、脆弱，更易受其左右。每一个研究者都向往着这种顿悟的时刻——瞬间茅塞顿开，不可能成了可能，就像困扰你多时的刺耳的和弦突然转化成了美妙的旋律。

所以对于为什么同一种类型的儿童既可以是最身强体健者，也可以是最体弱多病者，我们暂时这样回答：高反应性儿童会展现出强烈的、有差别的敏感性，或者说对压力性环境和支持性环境都极度敏感。1995年我们在《心身医学》期刊上发表了一篇报告，上面这样写道：

我们进一步大胆提出，过强的神经反应可能反映出自我调控能力相对缺失，所以对社会环境敏感性增强。因此，高反应性个体可能展现出异于常人的脆弱性，也可能展现出超强的复原力，具体视周围环境的压力与逆境水平而定。

我们暂且提出，高反应性儿童的核心特征可能不是脆弱性，而是对外界环境特征的极度敏感性。对于这些兰花般的高敏儿童，压力与逆境对他们的健康发展而言是莫大的负担，但是支持性的、利于成长的环境会让他们茁壮成长、出类拔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