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翅膀与适应性

兰花型儿童面对实验室挑战有相同的神经性反应，但有些成了最体弱多病的，有些则发展为最身强体健的；有些孩子的成长适应性最弱，有些则最强。面对这一现象，我们给出了假设性解释——其实更像是一个可行的解释。我们认为这一类型的孩子“皮肤很薄”，或者说对环境“渗透性”极强，又或是“矿井里的金丝雀”，以上三种比喻以及这类孩子的名称，即“兰花型儿童”，似乎都有助于传达出一个中心特征：他们对包括兄弟姐妹与家人、学校与社会团体、邻居与社区居民在内的社会环境极度敏感。然而，仍有许多问题有待思考与回答，而且问题数量还在稳定增长中：

·这些高反应性兰花型儿童就是那些在健康卫生研究中疾病、伤害、行为问题发生率极高的儿童吗？

·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人们对兰花型儿童的研究，对公共健康有何意义？社会如何有效解决该类型儿童承受的不成比例的疾病负担呢？

·这一复杂的人类表型从何而起，又为何出现呢？它仅仅存在于人类儿童中吗？

·兰花型儿童长大后会如何？其反应性会增强还是减弱？他们会学业不佳、一事无成吗？

·我们最早能在何时，以何种方式检测出该高反应性表型？出生时，还是妊娠期？

·高反应性取决于基因还是环境？

大概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1999年，我作为客座教授访问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范德堡大学。在那里，我结识了布鲁斯·埃利斯，一位年轻、睿智、热情、极具天分的发展心理学家。布鲁斯从前（现在依旧如此）很有可能是一名兰花型儿童，初次见面时他表现得害羞内敛，但是只要认真倾听，你就会发现他聪慧异常，科学严谨，对所信仰的自然起源论满怀热情。布鲁斯刚开始攻读心理学硕士时，发现当代心理学的基础概念多有不连贯之处，因此倍感失望。他不仅想要了解人类行为如何被划分和定义，也想知道人类行为源于何处，为何有些行为模式广泛持久地存在于人类中，如何解释早期发展中出现的行为异常与精神机能障碍。一次研究生研讨课上，他读到了查尔斯·达尔文的作品，并很快发现，他苦苦追寻的人类行为起源，就清晰明确地罗列其中。到那时，他才踏上了成为发展心理学家的道路，他徜徉在自然选择法则中，成了发展心理学界最富想象力、著作等身的理论家之一。

我访问范德堡大学后的那个夏天，布鲁斯·埃利斯计划到我们伯克利分校的实验室待几周，我和他开始构思一个理论框架，希望能够解释人类几千年的进化史上，具有高敏感性、差别易感性的儿童是如何出现且生生不息的。那个夏天的合作激发了我们的兴致，后来布鲁斯前往新西兰的克赖斯特彻奇，开始他的第一段大学教师生涯，我也趁着休假去那里短暂地待了一段时间。我们在那里一起花了四个月写论文。我们在一次又一次的长谈中互相启迪，潜心探究、详尽阐述特殊敏感性发展论，并就此做出预见性的假设，验证分析之前收集到的数据。2005年，我们将那一崭新理论的核心内容写成了两篇论文，发表在《发展与精神病理学》杂志上。

首先，我们称部分儿童是高反应性显性类型，也就是他面对生活环境有较强的神经性敏感性。进化理论主张所有此类自然发生的显性变异都源自DNA的随机变化，即基因突变。基因型是指特定的DNA分子序列，每个人都拥有与众不同的序列，它表现在我们的每一个细胞中，每个人的基本遗传序列一半来自母亲，一半来自父亲。在正常情况下，基因编码只会通过基因突变发生变化。也就是说，当暴露在化学毒剂、辐射中时，DNA序列经常会发生微小但永久性的变化，或者细胞分裂时会随机发生DNA复制错误。我们认为，在人类上千年的进化历程中，基因突变导致的高反应性、高敏感性表型类型被自然选择保留了下来，这是因为它更适合人类繁殖，而且不论是在最适宜的还是最具压力性的环境中，都能提高人类的生存概率。

例如在原始人类（近人类）部落身处的远古环境等高危、高压环境下，高敏感性表型类型可以保护个人及部落，因为它能提高人类对危险及威胁的警惕性。自然选择在进化中保留下高敏感人群，因为他们能在危险状况中存活下来。然而，假定是在相对和平安全的漫长史前社会，对环境的特殊敏感性也会保留下来，因为敏感儿童更开放，更能接受此类环境给予他们的个人优势与健康优势。由于高反应性儿童的核心特征就是，他们不论是对高压环境还是低压环境都异常敏感，因此在稳定、宁静的史前时代，他们也比其他人更能从这种积极的、保护性的社会环境中受益。

结果就是，不论如何，自然选择都会保留高敏感性特征，因为在高压环境下它能提高对威胁的警惕性，而在低压环境下它能增强对安全、宁静的生活环境的开放接纳性。因此，我们提出，心理社会性压力与逆境的早期接触程度与该人口总体生理反应性水平之间的关系应该呈U形曲线。由于保护性低压环境下的开放性，以及危险性高压环境下的警惕性，高反应性人群在这两种极端环境下都会被自然选择保留下来。高反应性会让一些人群更易患上心理和生理疾病。我们一直很奇怪为什么它能在人类社会中长期存在，原来这可以归功于它在人类童年期遭遇极端逆境时具有的保护性优势。

我们可以合理地提出问题，这一切是如何在成长发育过程中发生的？发育中的胎儿或婴儿能够感知并预测自己的出生环境是否危险，这意味着他们能根据早期生活环境来调整应激反应系统。让我们暂且停下来欣赏一下这种机制的奇妙之处——婴儿还未出生，就能感知到今后生活的世界，并在生理上做好准备！进化生物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为条件适应。这是一种进化机制，可以监控童年期环境的特定特征，并以此为基础调整生理发育进程以适应这些环境特征。我们知道条件适应存在于动物中。以毛毛虫为例，它们各自不同的形态取决于出生三天内吃的东西。与正常对照相比，小猫早期断奶反应表现为进行客体游戏，而不是社交游戏，这是适应食物匮乏环境的行为标准。再比如，七叶树蝴蝶翅膀的花纹与颜色，是由破蛹而出时接受的日照长度决定的。

人类中最著名的条件适应例证可能是母亲精神问题与女儿青春期初期紧密相关，而女儿在发育成熟时的调整期可以归因于动荡的家庭关系与父亲的缺失。根据进化理论，若是儿童（特别是女孩）早期家庭经历让他们感觉别人不值得信任，认为恋爱关系是投机取巧或者利己主义的，或者说生存资源稀缺且不稳定，那么他们会发展出一套生殖策略及行为模式，使青春期提前到来，首次性行为年纪减小，且倾向于发展短期而非长期恋爱关系。因此，若是儿童在人生头几个月或头几年里感觉到家庭不和，他们可能会在无意识中加快生殖发育，通过这种生理策略尽早传播自己的基因。

类似地，特别是在兰花型与蒲公英型儿童的成长中，应激反应系统具有可锻造性，其标准受环境影响，这暗示着应激反应系统也可能有条件适应，在高压和低压童年环境中都催生出高反应性。在这两种情况下，调整应激反应——也就是特殊环境敏感性——至较高水平都会提高生存与生殖适应性。杰·贝尔斯基相应地提出，面对变幻莫测的未来，父母会繁殖不同类型的后代作为“对冲赌注”。相对固执、适应性弱的孩子能在适合他们遗传素质的生态环境中成功地繁衍后代，而相对圆滑、适应性强的孩子能成功地融入更大的生态范围中，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童年的成长环境。

因此，在布鲁斯·埃利斯带来的进化论框架之下，我们可以解释这一看似自相矛盾的现象，即高反应性表型类型充满风险，却能出现并长期存在于人类中，同时如果条件适应性的确存在且我们的解释也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可以提出假设，说明早期压力与反应性的联系，也可以找出证据确认此种联系的存在及其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