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花与蒲公英的故事
有两则故事可以恰当地表现出兰花型儿童所面临的困难。第一则故事的主人公是十岁的男孩乔，他来自一个遥远的县城，家庭医生怀疑他得了胃溃疡，建议他住院治疗。身为他的主治医生，我首先了解了他的情况，并对他进行了腹部检查。他腹部左上部分的位置有剧烈绞痛，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症状，粪便中没有带血或其他异常，没有呕吐，饭前饭后痛感也无变化。X光、尿液、粪便中的血液检查、炎症及贫血血液检测等诊断结果均正常。
我因此猜测，这是家庭变故导致的心身疾病，于是针对乔的家庭和学校进行了详尽调查，并相信家庭（或学校）问题是引发乔剧烈疼痛的根源。学校生活一切正常，虽然乔经常因为腹痛请假在家，但调查显示，他在学校并不存在社交问题，也没有学业压力过重等迹象。乔有许多好朋友，而且成绩优异、天资聪颖，与老师相处融洽。之后，我和乔聊了好几次，详细询问他的家庭状况，父母关系如何，父、母或是双方是否虐待过他，家庭是否存在任何问题，等等。然而，采访报告也未显示有任何可疑之处。
于是，我转而向乔的父母了解情况。整个住院期间，他们俩一直在医院全心照顾孩子。乔对父母有任何担忧吗？双方婚姻关系如何？有过任何暴力行为或冲突吗？他们对孩子为什么腹痛有任何猜测吗？依旧毫无所获。我和乔的父母进行了大约三四次谈话，其间他们没有表现出任何心理问题，我也没有发现任何可能引发乔的病症的可疑事件。因此，尽管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乔患有胃溃疡或十二指肠溃疡，我们依旧采用了抑酸药物对他进行治疗，随后乔的疼痛立刻得到缓解。在医院住了几天后，乔的病情基本稳定，我们便让他出院回家，由基础护理医生照顾。
此后，我没有再听说任何乔和他家人的事情，直到三个月后，乔所在县城的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打来电话，问我是否有理由怀疑乔的父亲存在暴力或虐待行为。因为“前一天晚饭后”，他妈妈从卧室拿出一把藏好的手枪，朝她丈夫开了枪，子弹正中眉心。几个月后，陪审团宣布她无罪，判定她的行为是针对“丈夫长期对她和孩子施加严重身心虐待”而进行的正当防卫。乔的母亲面对多年来一直折磨着她和孩子的丈夫，杀人似乎是她当时唯一能得到解脱的方式。由于我当时只同时询问了这对父母，而没有与他们进行单独交流，因此没能了解到这一关键的家庭问题。身体检查显示乔身上没有明显的受虐痕迹，而且父亲一直在场，乔和妈妈害怕一旦说出真相，必然会招致报复，也就没能告诉我任何重要细节。如今回头想想，很显然，乔是典型的兰花型儿童，由于自己和母亲饱受虐待而被淹没在恐惧之中，心理上毫无招架之力，不自觉地将这种痛苦转化为生理性疼痛，因为这是唯一安全可行的宣泄途径。乔的故事提醒我们，我们多多少少都处在不幸的边缘，一边靠善于伪装的天性来获得片刻的安宁，一边又不得不面对危险的现实世界和残忍的真相。
第二则关于兰花型儿童的故事源于艺术作品中描绘的两位小男孩，他们分别来自一张令人难忘的照片和一本永不过时的经典图书。两者也透露出兰花型儿童深藏不露的能量与非同寻常的感知力。1988年某个下午，摄影师保罗·达马托拍下了一位小男孩，并将照片刊登在了Double Take[5]杂志封面上。一名十岁左右的男孩穿着皱巴巴的蓝衬衫，双臂交叉，神情坚毅，目光直视前方，他身后是一群吵闹、似乎有些好斗的小男孩。我认为这张照片几乎完美地演绎出了兰花型儿童以及这类人群时常面临的社会环境。图中的孩子冷静地站在一群愤怒散乱的同龄人旁边，心思细腻而坦诚，脆弱又坚强。照片似乎呈现出一个矛盾共同体，面对身边那群孩子，小男孩无动于衷、置身事外，但又似乎饱含着孤独、脆弱、拘谨、坚韧等各种情绪。
该照片由摄影师保罗·达马托拍摄于美国缅因州波特兰市。照片中一群男孩在一片空地上，位于最前方的显然是一名年幼的兰花型儿童。
威廉·戈尔丁[6]在探讨失去天真的经典成长小说《蝇王》中描绘的荒诞的角色也是如此，只不过戈尔丁使用的是文字而非图像。《蝇王》讲述的是发生在战争期间的故事。小主角西蒙和一群英国男孩乘坐的飞机被击落在未知的敌方领域，孩子们被困在岛上，邪恶的本性不断膨胀。渐渐地，这群男孩模模糊糊地意识到，有一头神秘莫测的“野兽”就隐藏在附近，在他们所能感知的边界处静静蛰伏，这种未知感慢慢堆砌成集体的恐惧。西蒙显然是一名被困在陌生世界中的兰花型儿童，书中对他的描述多种多样：
那个小男孩虽身材矮小，模样却挺精神。炯炯的目光从披散下来的、又黑又粗又乱的头发下露出……
西蒙感到有一种必要的危险使他要说话，但在众目睽睽之下发言对他而言实在太过艰难……
“或许，”他踌躇道，“大概是有一只野兽的……”孩子们尖声乱叫。拉尔夫惊讶地站了起来，“西蒙？你也信这个？”“我不知道。”西蒙说道，心脏止不住地剧烈地跳动……西蒙使劲儿想表达人类基本的病症，却说不明白。
达马托镜头下的蓝衬衫小男孩和戈尔丁笔下的西蒙，既形象地表现出了兰花型儿童的脆弱，也刻画了这一类儿童不为人知的非凡力量。我们的社会需要这样温柔勇敢的孩子。正如家庭治疗师萨尔瓦多·米纽庆所说的那样，这些孩子可能被迫扮演“替罪羔羊”的角色，沦为问题家庭和家庭虐待的牺牲品。他们生性敏感，不利环境会对他们的身心造成超出正常范畴的影响。正如乔一家那样，在有缺陷的家庭环境中，“替罪羔羊”十有八九是孩子，他们为了生存，为了家庭可悲而无奈的缺陷能维持不变，承受着煎熬与痛苦。但是，兰花型儿童也可以成为远见、创造与美德的源泉。我和同事们经过二十五年的研究发现，那与生俱来的超常感知力让兰花型儿童极易受不利环境的伤害，但也正是这一品质赋予了他们卓越的天资与无限的前途。其中蕴藏着一个深刻而有趣的秘密：兰花并不是受伤的蒲公英，而是另外一种更为柔弱的花朵。兰花的挣扎与脆弱之下，蕴含的是惊人的力量与救赎之美。
兰花型人（包括儿童与成人）在家庭、学校和生活中常常遭受着难以觉察的威胁。同样，和兰花一样，他们身上既有威胁生存与健康的脆弱性，也有享受美好、诚实、功成名就的人生的潜能。不过，这种对世界的内在感知力，无法替代或推翻我们从长期经验中了解到的外在威胁与危险，比如身处贫穷与压力、战争与暴力、种族歧视与殖民统治、病毒与细菌等有害环境。不管是兰花型还是蒲公英型儿童，诸如此类的威胁都会损害他们的力量与健康，童年贫困也依然是导致人类健康问题的决定性因素。只是兰花型儿童面对此类威胁的差别易感性[7]，也就是特别的感知力，比蒲公英型儿童强。
兰花型儿童与蒲公英型儿童在生理疾病、心理障碍与人生变故等方面的严重失衡，并不仅仅是由外界环境或基因差异任意一方面造成的，而是两者共同作用引发了这种失衡。这是一项新的科学证明，在稍后的章节中会详细讨论。环境和基因在兰花型儿童和蒲公英型儿童的成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两者的交互作用在分子和细胞层面，都对儿童的生理特性——对成长的环境有多敏感，会做出何等反应——起基础性、决定性的作用。
尽管从科学角度看，是数据激发了我对不同儿童健康与发展的独特轨迹的兴趣，但从个人角度看，我对这门科学的投入，源于我和妹妹玛丽之间天差地别的人生道路。我们俩的人生起点如此一致，童年发展也几乎相同，结局却有天壤之别。我是蒲公英型儿童，而她是兰花型儿童。
这就是双童记。一名未来儿科医生和他妹妹玛丽之间交织缠绕的过去，它为读者打开了通向新科学的大门，它告诉读者同样家庭出生的孩子也会拥有截然不同的人生，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缘由。虽然玛丽的敏感性中蕴藏的无限潜能，足以让她取得远超于我的荣誉与成就，但是生活中的悲剧与哀伤将她压垮，才华横溢却得不到充分绽放。面对家庭矛盾、失望、失败与死亡，我妹妹在荆棘路上蹒跚前行，而她的蒲公英型哥哥几乎毫发无损。蒲公英型儿童面对这种现实时表现出了韧性，但他们并不能将这种复原力归功于自己；同样，玛丽可悲的人生最终陷入混乱，这也不是她个人的责任。若是生活在不同的时代或是不同的家庭，她可能会成为天资卓越的牧师，负有盛名的神学家，或是领导某个救赎性宗教运动，影响上千人的人生。她可能会拥有绚丽多姿的人生，满怀喜悦与庆祝，广施善举，传播重要思想，没人能想到，苦难会在另一边虎视眈眈。
【注释】
[1] 源于圣经故事，是文艺复兴时期绘画中最常表现的主题之一。——译者注
[2] 本书所有图片均沿用原版书的格式。——编者注
[3] “疾病”“基因与环境交互作用”“表观遗传学”等生物医学专有名词解释，可参见后文脚注。
[4] 尤达，电影《星球大战》（Star Wars）中的人物。
[5] 杂志名称，现已停刊。——译者注
[6] 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英国小说家、诗人，198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其小说富含寓意，广泛地融入了古典文学、神话、基督教文化以及象征主义。——编者注
[7] 差别易感性（differential susceptibility），指对亲身经历的社会或世界本质（无论是有害还是有利），都具有特殊的、相对强烈的敏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