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杂音与乐曲
暴风雪中，一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丛林飞行员驾驶着一架单引擎飞机，机舱内一名孕妇正在大声尖叫。这可不是闹着玩，这简直是在挑战我的极限。那是在1978年，当时的我三十二岁，才刚刚成为儿科医生，完全不知道那天该如何度过。
两个小时前，早上五点，我正睡得迷迷糊糊，克朗波因特印第安卫生医院的一通电话把我给吵醒了。医院位于纳瓦霍[1]部落领地的最东端，那里荒凉贫瘠、无人问津。作为方圆50—100英里唯一的儿科医生，我负责所有婴幼儿（不论出生与否）的紧急医疗情况。吉尔和我住在新墨西哥州一幢政府分配的房子里，房子位于矮小的平顶山下，距离医院半个街区。医院有30张床位。我从家走到医院，径直进了接生“套房”。这是一间单人房，里面有一张桌子，一对腿托，还挂着一张吉米·卡特的官方照片。他以总统似的目光审视着产科流程，看起来有些尴尬。房间里有一名二十来岁的印第安女性，此前生过两个孩子，但从没来做过产检。我到的时候，早产儿一只脚已经从产妇阴道口露出了大约5厘米，像朵春日的水仙花。根据怀孕日期推算，她现在处于妊娠32周，但是她的肚子看起来比怀孕32周的孕妇大。于是我们带她去影像室检查，结果发现她怀的是双胞胎。
要想接生高危早产双胞胎，而且其中一个孩子的脚已经摇摇晃晃地伸了出来，克朗波因特医院现在也不是适合生产的好地方，更别提那是在四十年前了。我赶忙抓起话筒，着急慌忙地按照距离从近到远地给周边（尽管也很远）设有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的三级医院挨个儿打电话。从阿尔伯克基、盖洛普、菲尼克斯，到图森，每一家医院的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都已经挤满了需要特殊监护的婴儿。我抱着最后一丝希望联系了科罗拉多大学儿童医院，得知他们真的可以接收这对即将降生的纳瓦霍小双胞胎，这让我感到如释重负。
我叫醒了另外一位年轻的当地医生——基尔，让他到克朗波因特“机场”和我们会合。所谓“机场”，其实就是附近一小块铲除了鼠尾草和风滚草，仅用一台小型挖掘机就能搞定的荒地。印第安卫生医院医生不多，只有五名，都刚结束或长或短、专业各异的实习期。我们初出茅庐，翘首企盼着第一次医学实践，而基尔是其中最精通妇产科技术的。在这个美国的“第三世界”，我们是一群青涩不安、默默无闻的年轻医生，孤单让我们惺惺相惜，彼此依靠。基尔虽昏昏欲睡，但很乐意参加这次的早起任务。他到“机场”后，当地的丛林飞行员，名字大概是“奥勒·鲍勃”，驾驶着一架看起来和他年纪差不多的老古董飞机赶到了。我们将这位年轻的母亲（暂且叫她塞丽娜[2]吧，这名字与她稍后表现出的惊人的镇定十分相称）抬到飞行员背后的轮床上，基尔在病床工作侧，而我拿着唯一的气囊面罩、复苏设备以及一小瓶氧气站在塞丽娜旁边。飞机直冲云霄，沙漠上方巨大的天幕被新墨西哥州的日出染上了一道道耀眼的金色。到目前为止，一切安好。
我们飞到大约三千米高空时，情况似乎还不错。基尔在检查塞丽娜产道口婴儿的位置，我准备好新生儿复苏设备，以防飞机降落前塞丽娜突发分娩，而奥勒·鲍勃驾驶着飞机朝北向白雪皑皑的落基山脉前进，时不时大汗淋漓地转头看看后方情况。正当我们靠近新墨西哥州和科罗拉多州边境时，一场大规模暴风雪忽然袭来。上方天色渐黑，看起来险象环生；前方视野逐渐模糊，一片白蒙蒙的；下方的天空就像一块毛玻璃，只有一大片白茫茫的山与模糊的平原。飞机就像被狗咬住的松鼠，剧烈颠簸，上下晃动幅度近百米，令人眩晕不已。奥勒·鲍勃本就把飞机开得像帕金森病病人的手那般，现在就更加力不从心了。预感到要在遭遇气流的半空中，并将由新手医生给自己接生，塞丽娜显然吓坏了，她开始用力分娩。没想到的是，基尔也严重晕机而恶心呕吐，机舱成了一台高速旋转的洗衣机，只不过里面都是呕吐物、羊水和尿液。奥勒·鲍勃灰心丧气，但依旧在坚持驾驶这台“美泰格牌洗衣机”。
双胞胎哥哥用粉嘟嘟的小脚预示了今天的冒险，随后，他降生在基尔颤颤巍巍等待着的双手中。基尔剪断脐带，用红色橡胶抽吸器清理孩子的气道，然后将这个大声啼哭的纳瓦霍婴儿递给了我。我给小家伙裹上新生儿“太空毯”取暖，将他放在我的两腿之间，脸部朝上，头朝北面对着我，开始用气囊和面罩给他输氧换气。他表现得并不算糟糕，毕竟这位印第安母亲在偏僻的纳瓦霍居留地孕育了他。他从没有接受过任何产前检查，而且还在一个冰雪交加的日子，降生在新墨西哥州平原上空的飘摇机舱里，他强劲的生命力让我惊叹。很显然，他渴望活下来！几分钟后，第二个孩子也和他哥哥一样，吵闹而快速地降生了。随后我们简述情况时，才发现哥哥出生在新墨西哥州，而弟弟却是科罗拉多州的公民——在暴风雪中以90英里每小时的速度飞行的飞机上，一对双胞胎出生在不同的州。两个孩子都用毯子裹着，活像两头小猪崽。现在，他们都躺在我的腿上，轮流接受15秒钟的肺部膨胀和输氧。
当我们靠近丹佛机场时，可能是由于接收到奥勒·鲍勃对机舱情况含糊不清的描述，机场开始飞行管控，延迟或变更大型飞机飞行路线，为两名婴儿让路。我们降落在丹佛机场航站楼附近，儿童医院的救护车和新生儿护送团队早已在机场等候我们。两个不足三磅的小家伙在温暖舒适的培育箱里，和他们虽不知所措但依旧笑盈盈的母亲一起，随着救护车呼啸而去。接下来的几周里，我定期给儿童医院打电话了解情况。这对双胞胎在医院情况良好，逐渐长大，再过六周左右就能出院，回到他们舒适的大家庭中。
后来，我时常回想起这对双胞胎出生时就不得不面对的惊心动魄的困难与挑战，以及他们的顽强与活力，觉得他们能存活下来，靠的远不仅是医生和医疗护理。的确，要是没有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在最后关头给予的娴熟悉心的呵护，他们可能没法活下来；但是同样重要（甚至可能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生在了其乐融融、三代同堂的纳瓦霍大家庭。接下来的几年里，我发现，我的这份直觉，不仅仅体现在我生命中最重要的这次飞行中，也显现在我即将选择的研究道路上，以及这条道路最终通向的惊人发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