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风雨

1859年11月24日，查尔斯·达尔文的《论物种通过自然选择的起源或在生存斗争中有利种类的保存》在伦敦面市的第一天，便售出了1250本。以后，第二次印刷的3000本也很快销售一空。在《物种起源》出版的几年之内，售出2.5万本（科恩，1983年）。1859年，公众对进化论的一般思想怀有极大的兴趣。达尔文因为早先发表过“比格尔号”之旅的作品在英国已广为人知，而《物种起源》则立即引起轰动。

按照《创世记》的说法，地球之被创造用了6天，人类是在第7天被创造出来的。与之相对，进化论提出，人类是逐步地从其他生命形式进化而来的。因此，达尔文引起了宗教思想家的强烈反对，这些人相信《圣经》的文字意义。达尔文曾被培养成为一个经常去教堂做礼拜的基督徒，他也曾在剑桥学习怎样成为一名牧师，但是在他的进化论发表之后，宗教批评家把他列为反基督教徒。达尔文根据来自偶然变异的自然选择来解释进化。在此之前，虽然其他进化理论已出现，但达尔文是第一个提出偶然变异之机制的人。他的理论否认某个诸如来自像上帝那样的神的目的推进进化过程的观点。简而言之，达尔文对《圣经》提出反驳意见。《物种起源》给“科学与宗教之间为控制人类心灵而正在进行的战争”提供了“又一场战役”（鲍勒，1990）。查尔斯·达尔文的妻子埃玛虔诚地信奉宗教，达尔文不愿伤害她的感情，这是他延缓出版《物种起源》的一个原因。在他们结婚前不久，她出于对达尔文救赎问题的担心写信给他。达尔文读了这封信后，在末尾劈头盖脸地写道：“当我死时，我知道我为此有过许多次亲吻和哭泣。”

达尔文身体不好，他需要一个强悍的助手来公开地保护他的进化论。T·H·赫胥黎成了达尔文理论的副指挥。他比达尔文年轻，身体强壮。和达尔文一样，赫胥黎也热衷于进化论。1860年，英国科学促进会在牛津大学召开会议，在会上的一次著名的对抗中，赫胥黎与牛津的主教塞缪尔（“圆滑的塞缪尔”）·威尔伯福斯博士辩论。威尔伯福斯主教在讲台上转向赫胥黎，带着讥讽的口吻质问道，你是不是说你的祖父或祖母是从猴子遗传而来？赫胥黎回答说，我情愿有个猿作祖父，也不情愿我的祖父是这样一个人：“他天赋极高，拥有聪明才智和影响，不过他把这些本事仅仅用来将讽刺挖苦引入严肃的科学讨论。”（考迪尔，1989）达尔文的大部分对手都接受进化的基本思想，虽然他们在自然选择是否就是进化发生的机制的问题上，并不一致。他们缺乏前后一致的东西来替代自然选择。达尔文争辩说，上帝的计划中包括自然选择。他的对手说他声称人是从猿遗传而来（他实际上是说，人和猿有共同的祖先，或许在非洲是这样）。1859年，带有猿的粗粗眉脊的尼安德特人头骨广为人知。1891年，爪哇猿人在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的地方被发现。诸如此类的文物的发现导致人们相信达尔文的人—猿从一个共同的祖先进化而来的主张。1871年，达尔文发表了《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直接涉及人类进化的问题。查尔斯·达尔文并不喜欢“进化”这个词，因为他觉得它含有生物进步的意思，而由于不存在固定的变化方向，所以上述意思是难以确定的。赫伯特·斯宾塞将社会进化等同于进步，因此他没有与之相类似的烦恼。

哈佛大学地质学和动物学教授L·阿加西斯（Louis Agassiz）是美国反对达尔文进化思想的领袖（洛温伯格，1933），但是进化论还有许多其他的贬毁者和支持者。最著名的辩论是关于1925年在田纳西州代顿由约翰·汤姆斯·斯科普斯——一个年轻的中学教师——主持的“猴子审判”。斯科普斯被控向他的学生讲授进化的思想，这在田纳西州是一种违法的行为。审判以引人入胜的演说者和原教旨主义者威廉·詹宁斯·布莱恩与不可知论者和自由主义律师查尔斯·达罗两人相争为特色。斯科普斯被宣布犯有讲授进化思想罪，罚金100美元（考迪尔，1989）。高度公开化的审判的主要结果，如同斯科普斯和进化论者所希望的那样，是增加公众对进化理论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