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世界价值体系中的“中国价值”

（一）西方的“世界价值体系”与“不输出”的中国

与世界政治体系、世界经济体系、世界外交体系等概念一样，由价值观和价值评判构成的价值体系也是世界秩序中重要的一环。长期以来，我们处于一个“西方的时代”，而当代世界更是被称为美国的世纪。美国一直在向世界输出各种无形的、精神层面的价值，如自由、民主、人权、治理等，它们都是基于美国及西方本土的历史和经验所形成的价值规范，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灵丹妙药，但长久以来这些西方价值却变成了“普遍价值”，即所谓的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被一些人视为世界价值体系的全部，向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非西方国家进行输出。中国与之正好相反，尽管中国与美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无论在“有形”的物质领域、经贸领域，还是在“无形”的国际交流方面，却一直不是一个向世界主动“输出”价值的国家。

我们需要清楚的是，世界价值体系的“价值”主要是指“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尽管如墨家思想、孔孟之道、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等中国思想也在世界上广为流传，但是这并不是中国强加给世界的中国影响，不是以中国国家为主体的一种有意识、有计划的价值输出行动，并非是一种经常性的、大量的、持续的外交政策行为，而是潜移默化的、从客体选择的角度看待的中国影响力。

因此，我们可以说，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即辛亥革命以来），中国一直是一个向外部世界学习、借鉴、引进和吸收的国家，而并非一个有意识地向外输出价值观的国家。这种“不输出”虽然一方面具有“韬光养晦”精神的内涵，另一方面却是中国与外国在软实力和问题解决方案方面的失衡。今天，西方正在面临经济、政治和社会方方面面的挑战与危机，可以说，西方的危机也是西方价值的危机，这种西方价值等同于普世价值的观点完全可以被视为是西方的价值霸权，这些价值不但在西方社会带来了危机，如2008年金融危机的深层问题就蕴藏在资本与政治权力的不平衡里，也给非西方国家带来了混乱和失衡，比如在推行“选举民主”的乌克兰爆发的“橙色革命”所带来的混乱。在“党争民主”不断而导致中产和基层民众社会分裂的泰国等第三世界国家，奉西方价值观为圭臬所实行的制度往往并没有给这些国家带来预想中的幸福，反而加重了失序、混乱和危机。

而与此同时，中国却正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上最大的货物出口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中国主要是进口外国的解决问题的价值和方案，但却没有把中国自身的国内治理经验转化为解决全球问题的方案，没有提出和认识到中国既可以也需要把自身的经验转化为全球治理的经验，为解决世界性的治理问题提供贡献。

事实上，中国的“输出”不仅是当今和未来中国“有能力”做的事，更是一种必要和必需。首先，中国作为关键的国际结构性权力不具备有力的国际话语权，在物质层面快速崛起却伴随着价值层面的缺失导致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失衡。改变自身缺乏国际话语权的局面，这是中国发展与世界前景中所必须解决的问题。第二，西方价值应该仅仅被视为世界价值体系的一部分，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全球价值的全部，而其他非西方文明下的社会、民族、文化与历史都在世界价值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尽管他们一直被主流的西方价值严重忽视，甚至一直以西方价值作为“普世标尺”来衡量和规制自身的文明。中国作为东亚文明圈的源头性大国，理应在对自身的经验和模式的整合之后，为世界价值体系做出贡献，而不应该继续缺席对世界问题的方案供给与价值输出。

（二）中国价值“有哪些”及中国价值的再认识

那么，什么是中国价值呢？当今世界对中国的理解仍然存在问题，中国自身也对自身认识不清。中国是一个拥有漫长历史和复杂现代的国家，现代与古代历史延续却又分隔，其复杂性、多样性和包容性是理解中国的关键和难点所在。在认识中国问题上，许多西方人对中国存在着简化认识的偏差，看到的是一个想象中的国家，或者把“中国问题”脱离了“中国是什么”去考虑。

事实上，在认识中国价值这个问题上，必须基于对中国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历史经验的理解。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体，拥有其独特的文化特质以及衍生出来的多元的价值。中国的传统价值与现代价值在当代中国的血液里并存，即使是由西方引进的自由、民主等价值，也经过中国价值体系的内化，成为独特的价值元素，与中国自身的价值共存。因此，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多元性和多样性的价值体系，它内部存在着几种不同的价值：

一是中国传统及历史贯穿的价值。从古代传承至今，它包含儒家学派及诸子百家的思想，但又不仅限于此。中国价值并非是单一的，而是多种官方及民间价值传统的综合体。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会议上指出：“历史虽然是过去发生的事情，但总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出现在当今人们的生活之中。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根源在社会生活本身，是人们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情感样式的集中表达。”也就是说，中国悠久的历史和“非正式制度”的文化至今仍然是中国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带入的一系列价值，主要以西方价值为主，如自由市场等，它们与中国的具体经验结合，成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诞生的“新价值”。正是这一过程，使西方价值进一步在东方人口众多的大国传播，从而更进一步靠近“普世价值”的影响力。

三是独一无二的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历史经验所产生的价值，尤其是在现代中国基于自身历史特性选择自己道路、解决自身问题、治理自身困境过程中所产生的价值。这些价值可能难以具体认定，但却真实存在，如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方式、教训，以及解决和面对现代性带来的问题、困境和反思，应对各种危机的方式方法，处理相关如央地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等多种关系中的经验，以及从中形成的“中国方法”和“中国模式”。打造一个有生命力、竞争力的中国模式，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的，也是中国未来发展所必经的探索，说到底，就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在2013年曲阜孔子研究院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政治上‘资本主义终极理论’动摇了，社会主义发展出现奇迹，西方资本主义遭遇挫败，金融危机、债务危机、信任危机，自信心动摇了。西方国家开始反省，公开或暗自比较中国的政治、经济和道路。”这种“资本主义终极理论”的动摇，就是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发生改变的结果，经济危机背后是政治危机，政治危机根本在于政治制度所赖以建构的价值的危机。因此，中国模式本身就是中国价值，而中国制度如民主集中制本身，就是中国价值在实践中的呈现。

（三）二元对立的西方文明观与兼容并包的中国价值观

西方价值在世界价值中占据优势和主流，西方人也一直认为自己的价值相比其他文明体有着过人之处。英吉利海峡两岸始创了“文明”（civilization）一词，埃利亚斯等学者概括了“文明”最初的用法：“它包括了西方社会在最近两三百年内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它们的技术水准、礼仪规范、科学知识和世界观的发展。”他们认为文明是和现代性联系在一起的，而现代性及与之相关的资本主义、民族国家、民主制和工业化则意味着一种必然的进步。这其实本身隐含着一种观念，即将其他文明视为“文明之外的荒地”，其他的文明和价值都是落后的，因此需要代表“文明”的西方价值传播过去带他们“走出野蛮”，使其获得“文明的现代性”。当然，如果通过贸易、殖民、生活方式、外界和战争多管齐下，把某一地区自身的经验和理念投射和输出到全球，那么这种价值本身就占据了“居高临下”的位置。但是实际上，正如前所述，西方价值和其他价值一样，都是世界价值体系的一部分，也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加之当今世界因西方价值的输出而导致的西方及非西方国家的危机，西方价值的缺陷之处恰恰需要我们把目光投向西方之外。

2006年，胡锦涛主席在耶鲁大学的演讲中提到中华文明的四大特征：注重以民为本，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注重自强不息，不断革故鼎新；注重社会和谐，强调团结互助；注重亲仁善邻，讲求和睦共处。这四点特征道出了崛起中的中国关于一个理想的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历史性构想，也凸显了中国视角下的全球治理不可或缺的价值。这种求同存异、互相尊重的“大同世界”价值，正是源自独一无二的中国价值，与现行主流的西方价值具有本质上的不同，即从起点上就将个人的价值和权利置于社会秩序的政体规范当中，而非如西方一样，把“理性人”的个体利益作为建设全球秩序的出发点。

同时，中国价值的很多部分，其价值本源就是具有全人类关怀的。尽管随着民族主义的传入以及随着西方理念席卷全球的民族国家的构建，中国也具有民族国家的价值理念，但其实中国始终没有失去其超越了民族国家这一狭隘概念的更高境界、更大格局的价值。中国人秉持的是天下观，不局限于一城一国，而是以全人类为关怀对象。然而，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宗教性的“人类关怀”仍有不同，中国价值是世俗的、多元的、宽容的，不因为某个神灵或者人物（比如耶稣或真主）作为信仰的标的，也不排他，反而强调多种价值的和谐共处。“和谐世界”正是基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系统观、整体观而提出的处理全球政治伦理、国际关系问题的理论。在中国价值里，“大同世界”不意味着“同一”，而是“和而不同”，即尊重差异、尊重特性，多种价值、立场互相尊重、互相包容、互相理解地共存。它不仅仅解释和解决了中国自己发展道路的问题，也是建立全球治理新秩序的有效原则，致力于实现建立公正的世界的目标。这恰恰与欧美以往通过改造和征服另外的文明来建立秩序的方式不同。正如中国在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所进行的对外援助和合作并不是宏观外交政策上的新殖民主义，而近期一些商业取向的行为体模仿欧美去非洲开拓的行为，反而破坏了中国价值中的良性与积极。此时我们更应该认识到中国价值的意义，它更符合未来人类多元共存、共同发展的现实需要。

（四）中国价值的建构与输出

未来，中国在价值建构和输出上应该兼顾两个方面：宏观基础性价值和中观方案性价值。宏观基础性价值是层次最高的一种价值，是对世界价值体系最基础性、根本性问题的贡献，解决世界价值体系最基础性的缺陷和问题。而中观方案性价值，即在世界价值体系的基础性框架下，就如何解决具体的困境和危机做出回答的指导。

其中，宏观基础性价值可以被视为中国价值的“大道”层面，包含大同世界、天人合一、公正等价值。大同世界观念自诞生起就未局限于国别和种族等，而是一种超越性价值，非常适合国际社会多种主体并存、没有单一“权力极”的现实治理需要，这一点与欧美一些思想家的“世界政府”思想异曲同工，都有助于在更广阔的主体间建构新型的国际关系和治理体系。

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可以视为“天人合一”的当代表述。“天”即自然，而人与自然是密不可分的统一体，相互影响，互相依存。尤其在现代工业和物质文明飞速发展的今天，提倡对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就是合理地维护、使用自然资源，是建立在社会、经济、人口、资源、环境相互协调和共同发展基础上的发展，其宗旨是既能相对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能对后代人的发展构成危害。而这正是中国自古以来“天人合一”观的用武之地，对人类如何理解发展、如何选择发展路径、如何与环境共存提供了巨大的智力和道义支持。

公正，则可以视为不同文明之下的人类社会共同的追求。习近平主席在很多场合都提到公正，并要求将公正作为原则贯穿在制度机制、法律规定和政策之中，主题是“制度公正”。中国的“公正”并不仅仅等同于“equality”或者“justice”，它是兼顾二者的一种价值，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终极善”的价值，无论是怎样的制度安排、经济分配和治理手段，最终都需要为大众提供相对公正的社会环境，这也是深植于人类共性中的追求。在制度公正中，司法制度的公正最为重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和《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说的：“要深入推进公正司法，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严肃惩治司法腐败”，最终要达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这一论述和追求不仅仅是当代中国政治的目标，更深远地说，是来源于中国古代对“为公”“为政，正也”的历史基底，是中国历史至今不曾断裂的，对如何秉持公正、如何抵达公正的一种追求。而民主、平等等价值，在公正的社会中都会有所体现。对于全球治理而言，公正的国际环境和国际社会，也是新型、健康的全球治理体系所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