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张岱的黍离情结

与前辈小品文作家不同，年届知命的张岱经历了天老地荒的巨变：满清入主，社稷倾覆，民生涂炭，家道破败。他坦言自己“学节义不成”（《自为墓志铭》），“忠臣邪，怕痛”（《自题小像》），只能“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断炊”（《自为墓志铭》）。不得不在垂暮之年，以羸弱之身，亲自舂米担粪：“身任杵臼劳，百杵两歇息。……自恨少年时，杵臼全不识。因念犬马齿，今年六十七。在世为废人，赁舂非吾职。”（《舂米》）“近日理园蔬，大为粪所困。……婢仆无一人，担粪固其分。……扛扶力不加，进咫还退寸。”（《担粪》）今昔生活对比，不啻霄壤，真如隔世。于是他“沉醉方醒，恶梦始觉”（《蝶庵题像》），再忆梦、寻梦，撰成《二梦》，“持向佛前，一一忏悔”（《梦忆序》）。他也曾“作自挽诗，每欲引决，因《石匮书》未成，尚视息人世”（同上）。在极其艰难的物质条件和十分痛苦矛盾的精神状态下，前后历时二十七年（其中明亡后十年），五易其稿，九正其讹，撰成《石匮书》这部二百二十卷纪传体明史的皇皇巨著。后又续撰成《石匮书后集》，以纪传体补记明崇祯及南明朝史事。诚如清毛奇龄在《寄张岱乞藏史书》中所称：“将先生慷慨亮节，必不欲入仕，而宁穷年矻矻，以究竟此一编者，发皇畅茂，致有今日。此固有明之祖宗臣庶，灵爽在天，所几经保而护之、式而凭之者也。”

关于《陶庵梦忆》的写作，作者在《梦忆序》中自云：

因想余生平，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今当黍熟黄粱，车旅蚁穴，当作如何消受？遥思往事，忆即书之，持向佛前，一一忏悔。不次岁月，异年谱也；不分门类，别志林也。偶拈一则，如游旧径，如见故人，城郭人民，翻用自喜，真所谓痴人面前不得说梦矣。……余今大梦将寤，犹事雕虫，又是一番梦呓。因叹慧业文人，名心难化。正如邯郸梦断，漏尽钟鸣，卢生遗表，犹思摹拓二王，以流传后世，则其名根一点，坚固如佛家舍利，劫火猛烈，犹烧之不失也。

作者梦醒，而忆梦记梦，真邪，梦邪？真而成梦，梦又似真，这是作者的心态；悔邪，喜邪？悔而翻喜，喜而实悲，这是作者的心情。这种极其复杂矛盾的心情、百感交集的心态，在他的《自为墓志铭》中表现得最为集中和深刻。其中有自夸自诩者，如列数平生著述，追忆六岁时巧对陈继儒所试屏联之事；有自夸兼自悔者，如所列种种少时所好；有迷茫不解者，如所列“七不可解”；有梦醒彻悟者，“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作者的《梦忆》，以朱明发迹之钟山为卷首，悲叹“孝陵玉石二百八十二年，今岁清明，乃遂不得一盂麦饭，思之猿咽”；而以营造自己的生圹，于梦醒之后，寻得的琅嬛福地煞尾（《陶庵梦忆·琅嬛福地》）。作者如此构思、经营全书的结构，是有其不胜铜驼荆棘之悲的。所以伍崇曜比之于南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吴自牧的《梦粱录》，“均于地老天荒沧桑而后，不胜身世之感，兹编实与之同”（《陶庵梦忆跋》）。伍氏此评洵为作者的知音，所不同者，张岱所用小品文“间涉游戏三昧”而已。《梦忆》的内容十分丰富，所记风土民俗，地域遍及会稽、杭州、苏州、镇江、南京、扬州、兖州、泰安等地；时节则有元宵、清明、端午、中元、中秋等；风俗则涉及张灯烟火，庙会香市，观荷扫墓，演戏赏月，观潮赛舟，校猎演武等；旁及美食方物，花卉茶道，古玩器皿，林林总总，琳琅满目。“奇情奇文，引人入胜，如山阴道上，应接不暇”（金忠淳《陶庵梦忆跋》）。《梦忆》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十分复杂，其中有追忆怀恋，如《张氏声伎》、《方物》和《不二斋》；有调侃嘲讽，如《噱社》、《张东谷好酒》、《西湖七月半》；有赞誉赏叹，如《濮仲谦雕刻》、《姚简叔画》、《柳敬亭说书》；也有揭露批判，如《包涵所》，描写副使包涵所“穷奢极欲，老于西湖二十年”，晚明官吏之奢华纵欲，可见一斑。奢靡如此，明朝安得不亡。如《冰山记》，描写该剧演出时，“观者数万人”。当演到魏党“杖范元白，逼死裕妃”时，观众“怒气忿涌，噤断嚄唶。至颜佩韦击杀缇骑，晼呼跳蹴，汹汹崩屋”。反映出民心民意对阉竖当政的厌恶和气愤。《二十四桥风月》写二更灯烬，那些“尚待迟客”的妓女，“或发娇声，唱《擘破玉》等小词，或自相谑浪嘻笑，故作热闹，以乱时候；然笑语哑哑声中，渐带凄楚，夜分不得不去，悄然暗摸如鬼。见老鸨，受饿、受笞，俱不可知矣”。揭示了繁华掩盖下的凄惨，强颜欢笑掩盖下的辛酸。总之，“兹编载方言巷咏，嬉笑琐屑之事。然略经点染，便成至文。读者如历山川，如睹风俗，如瞻宫阙宗庙之丽。殆与《采薇》、《麦秀》同其感慨，而出之以诙谐者欤？”（佚名《陶庵梦忆·序》）国破家亡之剧痛，而以诙谐、戏谑出之，岂非长歌当哭？

对张岱的大部分小品，都可作如是观。如在《姚长子墓志铭》中，他为姚长子这位以自己的牺牲为代价，计歼倭寇百三十人，解救全乡百姓于劫难的佣仆树碑立传，赞颂其风节功绩：“醢一人，活几千万人，功那得不思？仓卒之际，救死不暇，乃欲全桑梓之乡。”焉知作者树碑立传的目的，不是借旌表抗倭义烈，赞颂抗清英雄呢？其中所蕴涵的爱国之情，是显而易见的。在《赠沈歌叙序》中，他盛赞友人沈素先“坚操劲节，侃侃不挠，固刀斧所不能磨，三军所不能夺矣。国变之后，寂寞一楼，足不履地，其忠愤不减文山，第不遭柴市之惨耳”。他觉得“忠臣义士，多见于国破家亡之际，如敲石出火，一闪即灭。……不急起收之，则火种绝矣”（《越绝诗小序》），所以他选辑《越绝诗》和《于越三不朽图》为之作赞作序。为使“忠义一线不死于人心”，他编撰《古今义列传》，“自史乘旁及稗官，手自钞集”（《古今义列传序》），“十年搜得烈士数百余人，乎自删削，自成一家之言”（祁彪佳《义列传序》）。旌表忠烈，维系国脉，可谓用心良苦。

《西湖梦寻》是张岱的山水园林小品。王雨谦《西湖梦寻序》称：

张陶庵盘礴西湖四十余年，水尾山头，无处不到。湖中典故，真有世居西湖之人所不能识者，而陶庵识之独详；湖中景物，真有日在西湖而不能道者，而陶庵道之独悉。今乃山川改革，陵谷变迁，无怪其惊惶骇怖，乃思梦中寻往也。

在他之前，田汝成已撰有《西湖游览志》和《西湖游览志余》（以下合而简称田《志》），张岱的《梦寻》于田《志》多有采取。“是编乃于杭州兵燹之后，追记旧游。以北路、西路、南路、中路、外景五门，分记其胜。每景首为小序，而杂采古今诗文列其下。岱所自作尤夥，亦附著焉。其体例全仿刘侗《帝京景物略》，其诗文亦全沿公安、竟陵之派。”——《四库全书总目》这段话，没有指出张岱的《梦寻》，于田《志》从体例到内容，多有采取和仿照，甚至有大段照录者。只要认真对照两书内容，其实不难看出。然而，《梦寻》和田《志》也有诸多不同。张岱自述其祖父有别墅寄园在西湖，他本人也曾在李氏岣嵝山房读书，因而对西湖的山色水光情有独钟。在阔别西湖二十八年期间，西湖无日不入其梦中。后于甲午（1654）、丁酉（1657）两至西湖。兵燹战火之后的西湖，“一带湖庄，仅存瓦砾。……凡昔日之弱柳夭桃、歌楼舞榭，如洪水淹没，百不存一矣”，作者以为“余为西湖而来，今所见若此，反不若保我梦中之西湖，尚得安全无恙也”，于是“作《梦寻》七十二则，留之后世，以作西湖之影”（《西湖梦寻自序》）。《梦寻》是作者在西湖“无日不入梦”、“未尝一日别”这种魂牵梦绕的忆旧恋旧情结中，抒发家国之痛，这则是田《志》所不曾，也不可能有的情结：

李文叔作《洛阳名园记》，谓以名园之兴废，卜洛阳之盛衰；以洛阳之盛衰，卜天下之盛衰。诚哉，言也。余于甲午年，偶涉于此。故宫离黍，荆棘铜驼，感慨悲伤，几效桑苎翁之游笤溪，夜必恸哭而返。（《柳洲亭》）

在作者所有的小品文中，这是他抒发亡国之痛、黍离之悲最强烈、最鲜明的一则；是他《两梦》的基调，也是他的《梦寻》与田《志》最大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