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广义修辞学倡导融入大生态的修辞研究
学术市场潜在逻辑为：“主流期刊有一定的学术公认度→中国学术评价体制在有一定学术公认度的价值区间运作→体制内学者倾向于在有一定学术公认度的主流期刊发表研究成果。”[39]如果逆向考察潜在的逻辑路径，尝试从有较高认同度的学术期刊发表的研究成果，描述研究面貌，探寻学术智慧，或许是客观认知学科形象的有效路径。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锁定知网CSSCI来源期刊为文献来源，分析、描绘2013年（这是网络搜索能够呈现的与本研究立项同时段的完整年度文献）跨学科视野下的修辞研究面貌。启动搜索引擎，在主题栏输入“修辞”，显示成果记录213篇。除去稿约、简讯等，有效研究成果199篇。成果发表于大学学报、综合类杂志、专业杂志等期刊。作为修辞学研究唯一的专业期刊《当代修辞学》，属于CSSCI扩展版，没有进入检索范围之内。为了更全面地反映修辞学研究概貌，对此刊修辞学研究成果拟另文专述。我们期望截取相对完整的研究对象，通过对2013年研究成果横断面的观察，在更广阔的学术背景中探索修辞研究路径，观察、评价修辞研究形象。
正如谭学纯所言：修辞学的交叉学科性质和跨学科研究视野决定了修辞学的学科生态系统相对开放。按中国目前的学科建制，修辞学的学科生态由三个层级的学术共同体共同构筑，分别对应表述为“小同行”“大同行”“超同行”。
小同行：以修辞学研究为主要学科身份的三级学科学术共同体。
大同行：以语言学研究为主要学科身份的二级学科学术共同体。
超同行：以非语言学研究为主要学科身份的一级学科/跨一级学科人文学科学术共同体。[40]
遵循“小同行”“大同行”“超同行”的认知逻辑，观察学术成果涉及的学术领域，2013年的修辞研究，多学科研究者加盟，突破语言学科定位，拓宽研究路径，走向了更广阔的研究地带。
（一）小同行的修辞研究
2013年小同行修辞研究最大的亮点是借助学术关注度较高的期刊平台，深入讨论修辞观、修辞学科理念、修辞学研究方法等理论问题。
1.驳斥“西方之外无修辞学”的观点
2012年7月，牛津大学召开“21世纪修辞学互动论坛”。围绕“21世纪国际修辞学的发展趋势以及修辞的目的与功能”论题，东方修辞学者陈汝东教授对话西方修辞学者布莱恩·维克斯爵士，驳斥了“中国或东方无修辞学”的观点。《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以修辞学研究专题的形式发表了大卫·弗兰克与陈汝东两位教授的论文，凸显国际修辞学学术交流重要性的同时，展示中国修辞学的学术尊严。陈汝东指出：西方以“三说”“五艺”“三素”为模式框定其他文化和文明中的修辞或修辞学形态，得出“西方之外无修辞学”的观点是狭隘的，它反映的是某些西方学者的自大与傲慢。文章论述了中国古典修辞学思想，认为修辞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社会秩序，一种文化和文明范式。提倡修辞学者应具有全球视野和普世情怀，从多元文化和全球关怀角度来阐释其他文化中的修辞学传统，并预测全球修辞与全球修辞学时代即将到来。[41]中国学者运用国际视野，致力推动中国修辞学与西方修辞学和谐共处，相互理解、欣赏和借鉴，拓展国际学术发展的方向，以期在21世纪全球修辞学研究舞台上，展示中国修辞学魅力。
2.倡导融入大生态的修辞学科建设理论与方法
面对众说纷纭的修辞研究格局，《山东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发表谭学纯的论文，文章从学科发展角度观察影响修辞学科生存的深层原因，思考学科框架、研究格局和学科建设思路的函数对应关系，论述学术共同体与所建构学科身份、学科形象之间的相互作用力。作者认为修辞学研究介入社会更宽广舞台的路径是融入学科大生态，这样有利于在更开阔的学术视野和思想空间产生问题意识，推助问题驱动的学术研究，有利于在更宽广的学术空间聚集智慧，有利于学术传播的规模效应，提升学术成果的公共影响。融入大生态的研究成果面对更为多样的话语平台，趋于开放性的选择，有利于增强研究主体的自主权，引导研究主体跟踪相关学科前沿态势，有利于注入创新动能，与学科内在驱动能量产生合力，推动修辞学研究与相关学科的智性眼光相互注视，也推动大生态中的相关学科共同发展。[42]修辞学研究凭借何种面貌融入大生态？如何提高成果含金量、被认可程度？同期《山东大学学报》发表高万云的论文，作者试图解决汉语修辞学方法论这个“老大难”问题，重新认识修辞学方法的目的性、层次性、契合性三个理论问题，宏观考察汉语修辞学方法，为科学建构修辞学科提供理论支持。[43]《山东大学学报》发表编者按，认为本期发表的两篇文章，在“问题驱动—话题提炼—话语出场”的流畅转换中体现的学术视野、理论资源、思想力量、研究方法的选择，充溢着学科意识和学科关怀，提供了中国当代修辞学研究多元格局中个性鲜明的学术文本。
3.修辞批评新视角
汲取西方修辞研究成果，拓宽中国修辞批评视角。围绕国家和机构形象修辞研究主题，有学者提出“机构形象修辞学”“实验修辞学”等设想，试图寻找国家形象修辞中的核心话语和支持性话语以及机构形象修辞在网络海量信息中的“有效存在”。胡亦名运用“自由联想”实验的方法，从“心理结构”层面建立客观分析模型，构拟外国形象的概念结构，为国家形象修辞建构提供一种参照。[44]国家和机构形象修辞研究面对超越地域、文化等限制的巨量接受者的参与，关注与社会整体密切相关的修辞活动，强调修辞研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与执行力，为实现当代修辞学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做出了努力。
受到西方修辞学批评范式的启发，邓志勇、王懋康、杨涛讨论了幻想主题修辞批评、隐喻修辞批评等论题，从产生背景—理论基础—哲学假定—操作方法等多个层面论述这两种批评范式的学理性与可执行性，丰富了汉语修辞批评路径。还有学者考察了以“容器—内容”意象图式为认知底蕴的语言形式和修辞现象，研究贯通古今汉语修辞现象，借用认知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为当下修辞研究输血。[45]
小同行修辞研究还涉及辞规建构的理论与实践、借用语料库研究方法分析汉语幽默文本的表层参数和深层参数特征及其内在关系等问题。[46]不仅宏观思考中国修辞研究的国际地位、学科定位、学科建设等重大理论问题，还拓展了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凸显修辞介入生活、影响社会发展的功能。学术无极限，中国修辞研究这个学术召唤结构，正吸引更多研究者发现局限、超越局限，在新一轮的认知中，激发新的创造力。
（二）大同行的修辞研究
大同行的修辞研究大多遵循传统研究路径，主要论述语法、语义构成等问题，增加修辞观察点，偏重修辞技巧层面的分析与探寻，强调修辞效果。大同行主打修辞研究的成果不多。
1.词语与句式修辞研究
聚焦到词语修辞研究，有学者以《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隐喻和转喻名名复合词为研究对象，凭借概念隐喻和概念转喻视角，采用定量定性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究认知动因，总结出此类复合词的类型与特征，生成规则性和可析性。有学者总结汉语象声词修辞功能体现在独特语音效果、鲜明形象色彩、丰富感情色彩、神奇通感效果等四个方面。杨玉玲注意到口语中使用频率颇高的词语叠连特征及其主要类型，在分析其修辞效果的同时，认为词语叠连功能具有增度特点。还有学者引进现代俄语学中语义构词族群概念，揭示转喻构词功能，延伸考察转喻映现的结构和类型。扩大观察范畴，有人总结昭平方言熟语的修辞特色体现在三个方面，即讲究韵律的和谐、运用各种辞格、凸显口语色彩。单新荣考察习语隐喻里具有的表意、交际、联结、修辞功能，认为习语在实际运用时带有语境、结构、语义和意识程度的顺应特性。[47]至于句式修辞研究，张言军分析了现代汉语常用的表达方式“有关NP”的构成限制和句法功能的同时，涉及表达简洁、回避不利后果及委婉表达等语篇修辞功能内容。[48]
2.篇章修辞研究
篇章修辞学是近期的学术热点问题，但真正将修辞因素与篇章建构联系起来分析，探寻叙事动力的成果不多。篇章修辞研究，疑似仍旧停滞在分析修辞手法、修辞效果层面。
董皓从品牌推广与口号使用角度，按照语音、词汇、语义、语法和修辞的分类，分析了85个省域和城市旅游推广口号的语言学特征，调查得出的5个结果，涉及修辞的是“大部分口号运用了修辞手法”。王大方将修辞结构理论引入代词可及性的讨论，合理界定英文书面语篇中第三人称代词先行语的搜寻范围，尝试解决远距离回指的难点问题。[49]
无论是词语、句式还是篇章的修辞研究，大同行把语法、语义、修辞放置在并列的平面上，修辞只是其中的一个板块，研究的延伸部分，呈现出学者关注语言应用的研究态度与趋势。如果拥有厚重语言学功底大同行的修辞学研究，能凸显修辞特色，专攻修辞问题，多学科的学术背景，跨学科的学术视野，应该会催生内涵丰富的研究成果，为拓宽、深化修辞学研究增添鲜活生命力。“本是同根生”的大同行修辞研究，承载着修辞学的深切期待。
（三）超同行的修辞研究
超同行修辞研究大多借助修辞理论研究本专业问题、修辞学视角促使研究成果具有新意，成为本学科独特风景。对修辞学科来说，开放的研究视野，扩大的研究领域，丰富了修辞研究的同时，更多表现为学术召唤意蕴，激发小同行自我突破，借鉴大同行理论成果为我所用，尝试跨学科的操作路径，关注修辞问题，提升修辞研究格局。
1.传播与修辞研究
传统纸质媒体的传播依旧受关注。李丹基于速读时代、读题风尚盛行的认识，分析了修辞格在新闻标题设计中的运用，把修辞格的运用上升到新闻标题优化策略的高度，更宏观地认识修辞格的功能。马少华通过对《环球时报》同题社评的中、英文版本的对比分析，发现二者在面对不同读者群时，表达、说服策略存在修辞差异。此种差异，预示传播理念的变化，传播不仅仅是表达，更需要关注接受。在重视修辞接受者主体因素、客观背景的前提下，选择合适的传播态度，才会实现预期的传播效果。
随着媒介手段的更新与丰富，学者们越来越重视电视、电影、网络传播的研究。有学者关注到电视修辞幻象，认为修辞主体借助修辞手段完成了电视现实的建构。具体到法律题材电视剧，文本对法律制度虚构再现，采用不依循法律制度的叙事逻辑，而是按照媒介特点和文本类型规约，借用符号化人物的“二元对立”、模式化方式的神话叙事和修辞话语的局部再现，建构出高度简单化的法律运作于生活的文化景象，具有“超真实”特性。还有学者借鉴多模态论辩视角分析美国广播公司“胡锦涛访美：经济和熊猫”电视新闻文本，认为多模态话语电视新闻的不同模态间存在互动关系，解读时需将其看作连贯、关联的整体，并行分析。作者明确指出，修辞学的参与可以为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开拓新领域。
张勇关注电影创作中美国青年导演保罗·托马斯·安德森采取反讽方式解构情色与宗教母题，借助旋转式跟拍长镜头、红色与冷色调的反差、声音指向与画面内容的反差等视听修辞，表现出文本的内在张力。聚焦中国影视艺术，与正面认可相伴的是反面批评。在世界舞台建构中华文化形象、确立本土文化身份自觉意识不断提升的中国影视艺术，具体到操作层面，表现出影像修辞的修辞过度、为民族化而民族化两大征候，减弱了中国影视对内增进民族文化认同、对外传播民族文化精髓的功能。
针对网络公共事件修辞，有学者将其定位为日常生活修辞。国家和媒体调控具有合法性和意识形态的宏观修辞意图，当事人选择利益取向为修辞意图，根据各自的不同意图选择修辞策略，完成符号建构。网民试图通过狂欢实现对话意图，与表达者一起推动着修辞行为的展开。中国省市的网络形象，也引起学者重视，成为研究课题。白丽娜调查了中国30个省市在西方网络世界的传播现状，探索中国省市形象的修辞与传播，挖掘出各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尝试为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提供有效参考。
除了单一媒介传播的考察，跨媒介传播现象也进入研究视野。有学者考察Ekphrasis的原初意涵扩展为跨媒介、跨渠道的符号修辞抽象理念——符象化，强调唤起文化规约下的共通“心象”而非基于视觉感知的“图像”再现。这一新意涵的扩容，是当前修辞广义化运动推进至多媒介符号文本的必然结果。还有学者认为全球关注的气候传播是一种典型的新社会运动形态，其本质可以看成作用于意识深处的修辞运动。[50]
在这个注重传播的时代，面对有效关注社会生活的学术需求与学术担当，传播与修辞并肩携手，为营造和谐、健康的传播语境，尽心尽力；为各自的学术研究输血、造血。
2.法律与修辞研究
法律方法论研究在2012年更贴近司法实践转向，法律修辞获得了更多的重视。有学者指出：面对权利、法律、修辞的博弈，当权利成为一种修辞的时候，公民权利意识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权利要求扩大化、权利行使绝对化和权利维护功利化等问题。法律话语能否平衡权力修辞，关系到中国法治建设的成败，权力修辞向法律话语的转变是展开法治建设的思想条件。陈金钊呼吁“我要给你讲法治”，表达了法治论者对法治以及法律思维方式构建的渴望。法律修辞不能定位于解决个案纠纷层面，更应当致力于全社会规则意识的培养、法律正义的实现。在此基础上，针对疑难案件，运用法律修辞，即法治意识形态所构建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依照法律体系规范性和案件具体语境，促使各方当事人寻求认同状态。[51]
人们常识中的法律修辞，常常表现为修辞风格的归纳，“传统社会中的法律修辞侧重于文学性的积极修辞，现代社会中的法律修辞则以理性化的消极修辞为主，与推理论证结合得更加紧密”。[52]当下，把法律作为修辞，思想上争取法治与政治的平行关系，思维上扭转过度张扬的政治话语和道德言辞对人们的影响，学理上强调法律思维方式构建，实践中可以帮助解决、处理疑难案件。法律与修辞联手，为推进建设和谐、民主的法制社会，寻找出一种可能与可行的办法。
3.哲学与修辞研究
学者们从哲学视角观察修辞问题，对修辞研究进行形而上的提升。钟志翔重新认识修辞核心问题，考察修辞立诚论的本义，在还原此命题生成的历史和逻辑进路的基础上，指出其含义为：修饰言辞须顺从天然、出自天性而合乎物则。还有学者关注到反讽不仅拥有修辞传统，在自身理论衍化中与哲学形上之思渊源深厚。克尔凯郭尔以存在主义视域，将反讽理解为人生存境遇中的“立场”，将其提升至哲学层面。维塞尔将无产阶级视为反讽在现实世界中的肉身化。反讽在不同背景与视域中，完成了修辞→理论→实践内在意蕴的提升。修辞还介入科学论争场，鉴于沟通行动自身话语的“有效性诉求”和争论实践权宜性的特征，争论双方依循“成功主义”实践逻辑，科学修辞成为科学论争实践的内生资源。着眼哲学与修辞的关系，郭贵春教授提出语境论哲学体系，认为该体系由三大部分组成：语言学语境、解释学语境、修辞学语境。人类一旦思维和言说，就必然进入修辞语境。特定的修辞语境选择相异的劝说语言形式和思维方式。据此，修辞语境可以划分为不同类型，产生不同类型的修辞学。[53]
学者们在后现代文化背景下，糅合修辞、哲学理论，重视语言形式对应的思维方式、语言运用的场域等问题，研究延伸到修辞、哲学各自领域以及二者的接合部，丰富了修辞学、哲学研究成果。
（四）小同行、大同行、超同行的文学修辞研究
聚焦同一问题，不同学术背景的研究者将会采取何种研究路径？研究面貌将会呈现何种差异？具体到文学修辞研究，小同行在修辞技巧、修辞诗学、修辞哲学的“修辞功能三层面”和“修辞活动两个主体”的理论框架中展开。朱玲等指出广义修辞学研究对象是“展开句级以下和超句级，直至进入文本、文体层面的全方位话语研究”。研究方法是“运用语言学科知识的同时，重视从多学科吸取学术资源”。运用跨学科研究视野，在表达与接受互动格局中，参与到更多社会话语领域。[54]肖翠云将“广义修辞学”模式置于语言学界和文艺学界的文学修辞研究背景中考察，发现三点独特性。第一，以语言学的眼光和精细的语言学分析弥补文艺学界审美分析有余而语言分析不足的缺憾。第二，以文艺学的眼光和灵动的审美文化分析激活语言学界纯语言学分析的呆板。第三，以语言学—文艺学的双重视野搭建起语言学与文艺学沟通的桥梁，汲取双方的优势，进行整合、优化，拓展了文学修辞研究的学术空间。[55]
大同行把修辞视野延伸到方言文学《何典》的研究中，关注吴方言修辞功能，论述“返源”具有的双关特性及其修辞效果。[56]
超同行文学修辞研究，在文本分析基础上，更加关注修辞策略、修辞叙事、修辞批评文体建构等宏观修辞问题。
学者们突破技巧的局限，将文学修辞分析上升为宏观修辞策略高度。向铁生、康震认为李商隐诗歌之所以开拓了心灵世界的深度和广度，是他自觉进行修辞策略设计的结果。姜彩燕把《古炉》患病、疗病、说病的叙述，看成民族精神病态的隐喻，包含作者对中国历史、文化、道德、伦理问题的思考。张卫中以20世纪中国文学为背景，考察有些作家致力于凸显汉字作为视觉符号的表现功能，把汉字修辞当成“字本位”的修辞策略。有学者关注到鲁迅在纪念文章中“记念”“纪念”语词分用，表现为“回忆记”与“纪念文”两类不同的文体风格，体现出具体修辞情境参与决定的修辞选择。曹乃谦偏爱的重复修辞策略，传递出隐含作者对中国农村的前现代定位，预示停滞、循环的中国农村时间。陷入贫穷、愚昧轮回之中底层农民命运，在重复的形式中，无法轻易更改。重复既是话语模式也是有意为之的修辞选择。[57]
修辞叙事更关注文本“意义生成”过程，重视作家写作姿态和叙事策略，发掘小说“细部的力量”，引导大家在作家提供的生活经验、生命体验和艺术含量中体味其美学理想和写作抱负，探寻其哲学、内在精神向度和生活信仰。具体到知识分子写作叙事，其超越技术层面，具有“寓体式叙述”特定修辞形态，呈现诗人体验、思考和处理历史或个人经验的思想方法。针对符号修辞学中“叙述不可靠”这个理论问题，赵毅衡界定叙述不可靠是叙述者与隐含作者在意义与道德上的距离，不是叙述与“客观事实”的距离，研究为不可靠叙述与隐含作者之辩提供了新的论证与思考。[58]
文学界敏锐地注意到修辞批评文体建构这个理论问题。虽说在中国古代小说批评中就有“跨界取譬”的修辞批评传统，面对当下学术语境，当代文学批评应该保持僭越学科界限的冲动，保持“写作”与“研究”的话语张力，“感受”与“认知”的非确定性平衡，积极主动地进行“批评文体”的修辞探索。[59]
学者们借鉴西方文艺理论学术资源，丰富修辞学研究，探索本学科研究新路径。郭西安糅合利科诠释学、雅各布森符号学、海登·怀特的历史修辞学理论，分析西汉“《春秋》学”的诠释话语模式，讨论不同话语模式的修辞意蕴及其产生的历史效用，尝试建立诠释学与符号学相结合的分析方法。江守义指出费伦从修辞学视角界定叙事，从修辞手段、沟通性和目的性三个角度展开具体的叙事分析。叙事学和修辞学的有机结合，使费伦的叙事研究带上修辞色彩。李建中借鉴英美新批评代表人物韦勒克文体学思想，以“文学是文体的艺术”为中心，依次在文体学的价值、文体学的方法以及文体学与修辞学关系等不同层面展开论述，认为汉语文体学并非只是关于分类和风格的理论，而是一整套关于文学史、文学批评和文学修辞的理论和方法。此研究为汉语文体学的现代重构，提供了理论支撑。[60]
小同行的文学修辞研究，立足广义修辞学理论框架，促进修辞学研究从语言学向文艺美学和文化哲学层面延伸，体现学者丰富修辞学科理论的学术努力与学术关怀。大同行的文学修辞研究依旧偏重修辞技巧层面规律的总结。超同行的文学修辞研究，着眼多学科语料、跨学科研究路径、深化本学科研究的同时，也深化了修辞学的研究。修辞学的前沿，是其学科的前沿；修辞学的深度，也是其学科的深度。
修辞研究如果只关注字、句、篇章之法，则很容易深陷技术层面，缺少“气韵”“格调”“意境”等形而上的提升。而介入传播、法律、哲学、文学批评等领域的修辞研究，如果忽视修辞立足的语言层面的分析，论述容易空泛。修辞学研究需要小同行、大同行、超同行携手并进的探索。
修辞，多学科共享资源，修辞研究介入多学科研究视野，抵达该领域前沿，深化该领域研究，丰富该领域成果。跨学科研究为修辞研究注入新能量，是小同行、大同行、超同行优化的研究路径，未来修辞研究的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