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在当今文学研究特别重视“跨界”与“本体”的学术背景下，除了“跨文化”“跨学科”“跨文体”等路数，“互文性”以及“跨文本”通变路数亦有利于开辟中国小说研究新局面。所谓“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指的是文本之交互，简称“互文”，或别称为“互文本性”“文本间性”“文本互动”“文本互渗”“文本互涉”等。据考察，这一理论孕育于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Bakhtin），而大致诞生于从现代转换到后现代这一学术背景之下，由法国文艺理论家、女性主义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正式提出。在中国，“互文”之说，古已有之，也作“互言”“互辞”“参互”“互说”“文互相备”“互文相足”“互文见义”等，本是一种为“省文”而主要发生在诗文文本中的“参互成文，合而见义”修辞格。此之所谓“文”主要是指言辞。在西方“文本”（text，也译为“本文”）观念传入后，人们便以“互文性”指先后、周边不同文本之间及同一文本内部上下文之间的相似性关联。在中国文化传统中，“通变”观念由来已久。《周易·系辞下》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宇宙之理，事物到了尽头就思变更，唯变才更能通达。这是经学所谓的“变”与“通”之道。司马迁在《报任安书》有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此乃史家所力求奉行的神圣使命。刘勰的《文心雕龙·通变》云：“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趋时必果，乘机无怯。望今制奇，参古定法。”此既强调师承，又强调变异，更强调参古法而制新奇，从而实现“日新”追求，这是文论家的理想。基于此，唐宋文人推演出“转益多师”“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等传统诗法、文法，中国式的文本互渗理论初具规模、渐成气候。接下来，经过明清“脱化”“仿拟”“犯避”等小说创作实践以及评点者的相关阐发，小说文本互通现象逐渐引起人们注意。当下，立足中国“通变”观念、“通义”方法，借鉴西方“互文性”理论，对中国小说文本之关联和互通进行系统研究，不仅可以“极古今之变”，而且能够“臻博雅融通之境”^[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