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民间说书艺人的生存困境及其应对策略

——以胡集书会参会艺人为中心的探讨[53]

王加华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民众文化生活的日益丰富，传统说书艺术受到巨大冲击，广大民间说书艺人面临严重的生存及技艺传承困境。为此，绝大多数艺人被迫将说书从主业转变为副业，在收徒上也日益出现大龄化与向艺人家庭内部集中的趋势。在这一过程中，广大民间艺人并非完全被动顺从，而是采取了诸多积极措施，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开展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良好契机。只是非遗保护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他们的生存与传承困境，只有改进表演形式、创新表演内容，以满足当下民众的欣赏口味与要求，才是根本出路。

关键词：当下 民间说书艺人 生存困境 应对策略 非遗保护

说书曾是一种非常流行的民间艺术表演形式，在我国已有比较久远的历史。一般认为，说书源于唐代的变文，至宋代由于深受市民阶层与封建帝王的喜爱而日益兴盛，并出现了专门说书场地“勾栏”“瓦舍”等。明清之际说书更盛，书场遍及城乡各地，听说书成为普通民众最主要的娱乐形式之一。而随着说书业的日益兴盛，一大批职业、半职业说书艺人亦随之而起，构成为一个特殊职业群体。他们走街串巷，用自己的说唱技艺娱乐各地民众。虽然地位低下，但毕竟也是一种谋生手段，足以养家糊口，少数人更是因声名远播而过上了富裕生活。在此过程中，广大说书艺人通过代代相传的师承关系，支撑并维系着作为一种娱乐方式与谋生手段的说书艺术。但时至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民众文化娱乐生活的日渐丰富，尤其是电影、电视、网络等现代传媒的普及，传统说书艺术受到巨大冲击，听众急剧流失，市场日益萎缩。此种情势下，广大说书艺人开始面临越来越严重的生存与传承困境。而近些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开展，又使许多说书艺人看到了一线曙光。在面临巨大生存压力与些许曙光的大背景下，广大民间说书艺人是如何进行调整与应对的呢？

从2010年初开始，因承担文化部节日志项目《中国节日志·胡集书会》，由笔者带领的调查小组对山东省惠民县胡集镇胡集书会做了细致深入地调查。[54]作为我国现存两大传统书会之一，胡集书会至少已有几百年的历史。[55]每年书会，四面八方的说书艺人从各地纷至沓来，于正月十二至二十二这几天（正节，偏节），散布于以胡集镇为中心的周边五六十华里范围村庄内摆场说书。调查期间，调查组除对胡集书会本身传统及程式做了细致了解外，还对诸多参会艺人的从业经历、当下境况、思想情感等方面内容做了访谈。这些艺人来源地域范围，大体以鲁北及冀东南为主，同时广泛涉及山东与河北其他地区、辽宁、内蒙古自治区、江西、湖南等地，因此具有一定的广泛性与代表性。本文就以胡集书会参会艺人群体为探讨主体，就他们在当下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及应对策略进行分析。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说的民间艺人，是指那些没有固定工作岗位与固定收入的说书艺人，各职业演出团体或政府文化部门演艺职工不包括在内。

长期以来，受民间艺人自身地位及学术传统的影响，相比较于农民等社会群体，民间艺人一直较少受到关注。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21世纪初非遗保护运动开启以后，“传统”开始日益受到重视。与此同时，作为传统艺术载体的民间艺人也开始日益受到学界关注，出现了诸多有分量的研究成果。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岳永逸的研究，以老北京天桥为中心，对天桥艺人的生存谱系思想情感等做了细致探讨，[56]只是他的研究涉及的是“过去”而非“当下”。与岳永逸的实证研究思路不同，黄静华则主要从理论探讨的角度对民间艺人的研究理路等问题做了探讨。[57]具体到民间说书艺人，当前以新闻报道、介绍性文字为主，研究性成果相对较少。如黄中祥采用定点实地调查的方法，结合访谈案例及已有研究成果，对哈萨克族民间艺人的形成环境、传承方式、创作手法及演唱形式、社会职能等方面进行了系统分析和归类，只是其主旨亦并非探讨“当下”。[58]另如关于两大书会（即胡集与马街）艺人的讨论，[59]只是基本都是在书会框架内展开论述，并未真正将艺人作为一个独立群体、跳出书会框架进行分析。至于对当下民间说书艺人现状进行专门探讨的成果虽然也有，却更为少见，如王志清对蒙古贞地区胡尔沁说书艺人现状的调查，[60]但其立论只是针对两位艺人展开，整体论述不够系统全面。有鉴于此，从整体上对当下民间说书艺人的生存现状及其应对策略展开探讨仍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 被迫转型：艺人的“职业”转变与积极应对

虽然说书在过去属“下九流”，被很多人瞧不起，但单纯就作为一个行业而言，相比于农业生产，收入还是不错的。以20世纪60—80年代初为例，平时说一场书三四元钱，而在说书的黄金季节——正月，[61]平均每场书则可高达10元左右。[62]由于市场火爆，演出机会多，每月平均总会有一二十场，则一月下来收入还是相当不错的。相比之下，当时一个大学毕业生，每月工资才40元左右。[63]相对较高的收入，催生了大量以说书为主业的职业民间说书艺人。他们没有具体挂靠单位，身份仍为农民，但却不以务农为主业，只在农忙时临时回家帮忙生产。主要是因为此时各处都忙，没有多少演出机会。因此说书收入是他们主要收入来源。他们走街串巷或赶集卖场，每人都有自己的特定说书区域与游走路线（俗称“踩地”），并常年在这些地方卖艺说书。如山东滨州东路大鼓艺人周金山，20世纪90年代之前常年奔走于滨县（今滨州市）一带农村，只在麦收与秋收时回家帮忙种地，平均每月总会有100元左右的收入。[64]据回溯性调查，大体估计这类艺人占当年民间艺人总数的70%以上。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民众经济生活水平日渐提高与文化娱乐方式日益丰富，说书业风光不再。首先是演出市场日益萎缩，每位艺人每年能有一二十场演出已属不错。即使在有浓厚听书氛围，因而催生出胡集书会的鲁北一带，如今除在胡集镇因书会每年有固定的四天九场演出外（也几乎完全依赖于胡集镇政府的投资与扶持，即群众听书，政府买单，并安排艺人下村），只有老人祝寿、喜得贵子或高考得中等情形下仍有极个别请艺人说书的情况存在。其次是听书人群大量流失且日益老龄化。曾经几百人围观的盛况成为历史，现在每场能有三四十人已属难得，且基本以老年人为主，难以见到年轻人的身影。此情此景下，艺人收入自然大为减少。如在山东阳信、惠民一带颇负盛名的阳信西河大鼓艺人王秀兰，2010年全年说书收入不足8000元，其中还包括参加胡集书会的1800元，其与姐姐（弹弦）每人不足4000元。而相比之下，王秀兰还算不错的，不仅参加了胡集书会，还通过胡集镇文化站站长胡同利的推荐获得了不少演出机会。至于其他艺人就更可想而知了。因此说书已无法作为一种谋生手段，专职民间艺人数量大大减少。2009年一份针对胡集书会艺人的调查显示，专职艺人的数量只占艺人总数的12.5%。[65]但必须注意的是，参加胡集书会的艺人并非全为民间艺人，还有许多来自各地曲艺团体及文化部门的专职演职人员。若去掉他们，则12.5%专职艺人中真正是民间艺人的其实寥寥无几。据多方访谈调查，在2010年和2011年参加胡集书会的各100多位民间艺人中，目前仍以说书为主业的不超过5个人。[66]

面临巨大生存压力的民间说书艺人，为养家糊口的需要而被迫“转型”，将说书由主业转变为副业。以主要精力忙于其他生计方式，只在有演出机会时才临时外出表演几场，而不再像以前那样主动走街串巷寻求演出机会。就具体情形而言，又可分为多种情况。有的彻底结束了自己说书生涯，主要是那些年龄大的艺人，如山东阳信毛竹板艺人张义兴（1924年生）、木板大鼓艺人李荣德（1934年生）等。他们回到农村家中，不再外出说书，也不从事农业生产，而主要由子女供养，过起了安享晚年的生活。有的回到农村重新干起了本该属于自己主业的农业生产，如李荣德的儿子李希海就安心回家种起了棉花。不过很多说书艺人，尤其是那些出生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年龄稍大的艺人，由于从十几岁起就拜师学艺并常年在外说书，因此对农活儿并不在行。加之农业生产本身的低收益性，因此很多艺人转型做起了其他行业。有的自主创业，如河北盐山竹板书艺人张玉良替人安装暖气，山东阳信毛竹板艺人劳玉山干起了五金生意，劳玉山的师兄李鸿儒则卖起了老豆腐。有的给人打工，如李鸿儒的弟弟李鸿彬托人到北京法制出版社做了仓库管理员。同为阳信的渤海大鼓老艺人万风亭先是干了一段看管公路的活儿，后又看了一段时间的石油管道。

有的艺人则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做起了仍旧与表演有关的行业。如山东阳信毛竹板艺人张珠峰就利用自己在多年走街串巷表演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网，在县城开了家庆典公司，专门给新婚志喜、公司开业等做庆典表演。具体节目以歌舞为主，因为他认识到传统说书已无法适应当下民众的文化娱乐需求。不过公司并没有自己的专职演出队伍，而主要是根据客户需求临时雇请相关演艺人员进行表演。因此，张珠峰实质上就是一个演出经纪人。虽然自己的说书技艺已派不上用场，但正是多年说书经历为公司业务顺利开展打下了基础。山东泰安山东快书艺人王文强走得则是另一条路，即利用自己的快书技艺做起了庆典司仪。他根据庆典性质、雇主身份等具体情形，事先拟定好主持语，然后再以山东快书的形式表达出来，语言活泼幽默，深受当地民众欢迎。相比之下，山东平原木板大鼓艺人马士海则更为“原生态”一些，即仍旧坚持自己的传统木板大鼓表演，只是演出场合与性质发生了重大改变。他的具体方式是与一粮油店合作，到以前自己的“踩地”区域内促销粮油。每到一地，马士海就摆好书摊、架起书鼓开场说书，吸引民众前来听书，然后再向他们促销粮油。听书完全免费，粮油购买与否亦全凭民众个人意愿，不买仍可来听。有时在一个村里一说就是两个月，时间一长买东西的自然也就多了，然后他再从销售收入中拿取一定提成。按马士海自己话说：“收入还可以，足以养家糊口。”因此对这一方式他也非常满意与自豪，认为是“全国第一份”。[67]但他也一再强调一个原则，即所卖粮油必须要货真价实。正是依靠此法，马士海现在每年仍能有200场以上的演出，只是说书已变成一种促销手段，不再以获取说书报酬为主要目的。

出于生存需要，艺人被迫转行。但对这些说了半辈子书的艺人来说，其实在他们内心深处仍然割舍不下对说书的热爱。正像劳玉山说的那样，有时在家里实在耐不住了，就找几个爱说爱听的朋友，拿出书鼓敲打几下，“说上几嗓子”[68]。另外就是心有不甘，总是怀念以前的美好时光，虽然他们也都清楚知道，再回归从前已完全不可能了。但这并不表示他们就完全被动接受了当前局面，很多艺人都想方设法去争取更多演出机会。为此，为增加自我宣传力度，越来越多的民间艺人印制了名片、配备了手机。据2009年的统计，胡集书会参会艺人中有名片的占20%左右，通常是生活条件较好的艺人，尤其是那些专职演员。[69]而据2011年的调查，有名片艺人的比例大大提高，至少已达50%，尤其是大量民间艺人也有了自己的名片。这些名片通常都制作考究，不仅印有自己的照片，很多还都是彩打的；有的不仅写明自己的联系方式，还将自己师承门户、擅长书目、所获奖项、业务范围等个人简介印在上面，使人看后一目了然。还有的艺人拥有了自己的“经纪人”。这些经纪人手下往往都有多名联系艺人，平时由他们负责联系表演业务，然后再通知相关艺人前去演出。[70]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为更好地传承传统说书艺术，同时也为了扩大影响力、增加演出机会，一些民间说书艺人自发成立了自己的团体组织。在这方面以山东阳信艺人最具代表性。2009年农历十一月，在县文化局的支持下，以李鸿儒、万风亭等十四位艺人为主体成立了阳信县鼓书院。由县文化馆周馆长任鼓书院院长，具体工作则由相对年轻（47岁）且人际交往广泛的张珠峰负责。其实1951年阳信就成立过鼓书院，为一实体演出组织，所有成员均为正式职工，根据演出情况领取收入。不过该鼓书院于“文化大革命”中解散，虽1971年曾恢复，但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又因业务不景气而被解散。[71]与以前不同的是，新成立的鼓书院并非实体组织，虽然有官方背景，并打算在文化馆设立办公室，但实际就是一个虚体民间组织。各位成员平时仍主要忙于自己事务，也互不往来，只在有演出时才临时聚集，以鼓书院的名义参加演出。如2010年和2011年胡集书会，阳信鼓书院就都作为一个整体而参加，每位成员胸前都挂有一个印有自己照片的“阳信县鼓书院”的牌子，既声势浩大，又显得极有组织。而鼓书院一成立，就获得了一个“大业务”，即到各乡镇敬老院说书“送温暖”，由文化局支付说书报酬。只是到2011年初报酬还未发放，一天具体多少钱也未说清。

二 大龄化与由外而内：技艺传承的断裂与调整

作为一个行业，说书的存在归根到底是市场需求的结果，而说书人与说书技艺的代代传承则为此提供了群体与技艺保证。在说书行内部，有一套严格的拜师、学艺与出师规矩与仪式。按传统规矩，一位说书艺人要想在江湖上立足并摆场卖书，就必须有明确的师承关系，不然就会被其他艺人“卸家伙”，赶出说书场地。而对成名艺人来说，能通过收徒将自己的技艺传承下去也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虽然说书地位低下，但好歹也是一种谋生技艺，因此总会有人源源不断地投身到这一行中来，或是出于个人爱好，或是因贫穷而没有出路。[72]不过这有一个基本前提，即说书确实能成为一门维生手艺才行。20世纪90年代之前，这并不是什么问题。但之后，随着全国说书市场的日渐式微，以说书为谋生手段越来越不可能，这不可避免地导致说书的技艺传承发生断裂，年轻艺人越来越少，说书业成为老年人的天下。这一点，对比20世纪80年代与2006年以后胡集书会历年参会艺人的年龄段分布即可明显看出来（图1）。

通过图1可以发现，1987年艺人的年龄段分布总体比较均匀，以31—50岁的艺人为主体，而20岁以下艺人也占有较高比例。而2006—2009年，则完全以51—70岁的艺人占绝对多数。2010年以后情况有所好转，虽然仍以50岁以上艺人占主导地位，但30岁以上艺人比例大大提高。这一趋势之所以出现，是因为胡集书会组委会采取了广邀全国各地艺人参会的政策，使大量相声等年轻演员参与进来。另外就是越来越多的老艺人带自己的子女为搭档来参加胡集书会。不过还是可以发现，30岁以下的艺人比例极低。

目前的艺人年龄段分布说明，传统说书技艺传承已发生明显断裂。不是老艺人们不想收徒，而是现实逼迫他们无法收徒。学艺说书是一个比较辛苦而又耗费时间的过程，没有三五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努力学习就不可能熟练掌握。更致命的是，因没有市场，努力学习却未必有回报。这自然导致年轻人不会投入这一行中。一方面现在的年轻人已越来越受不了这种苦；另一方面，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挣钱的途径大大拓展，比如打工，不需要多少专门技艺训练就能挣到比说书多得多的钱，自然也就没有年轻人再愿意干那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了。而从老艺人的角度来说，他们自然也深深认识到这一点。正像李鸿儒说得那样：“学的话就是十七八的小孩，专职的学才会好。可现在十七八的小孩一天能挣七八十，百十块钱，谁学？学这个上哪里吃饭哩？”[73]

当然，技艺传承发生断裂并不代表就完全没有“收徒”现象存在。只是这种“收徒”与以前相比，不管在形式还是性质上都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越来越出现大龄化趋势。传统说书行拜师学艺一般从十几岁就开始，因为年龄小便于调教，可塑性亦强。但现在情形发生了巨大改变，30多岁的年轻人日益成为学艺的主体。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因为他们早已有“饭碗”而不用愁生存问题。如李鸿儒的徒弟宋宝军，1971年生，是一名医生；另一名徒弟赵志国，1977年生，做小生意。李洪彬曾收过的两个徒弟，一个在阳信县司法局上班，一个在中医院上班，也都已30多岁。河北沧州木板大鼓艺人石景芬的徒弟苗世芹，1974年生，为沧州日报社记者，并开有一个小的文化传媒公司。惠民木板大鼓艺人白曰华的徒弟曲庆涛，1979年生，邹平县文化馆职工。在被问到自己为何年纪轻轻却要拜师学艺时，他说：“因我在文化馆工作，有国家发着的固定工资，要不然我学这个干吗？我不能跟老艺人一样去靠说书挣钱[74]。”所以，与以前学徒不同的是，大龄学徒们“拜师学艺”并非为谋得一技之长，而纯粹是出于个人爱好或工作需要。另外，由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业，因此也不可能将主要精力放在学习说书上，而只能隔三岔五到老师家中学习一次。而且，由于是出于个人爱好，没有什么压力，也就无法持之以恒，很多人往往学上一年半载即不再继续学习了。

第二个趋势是越来越由外而内，即出自艺人家庭内部的“学徒”越来越多。虽然以前确实有很多艺人子女因从小耳濡目染而走上了从艺之路，先跟随自己的父母学习说唱技艺，然后再拜一位成名艺人为师（传统说书行有不能以父母为师的规矩）。但总体而言，仍以来自艺人家庭之外的学徒为多。但20世纪90年代之后，受总体形势影响，青年人拜师学艺的越来越少，很多老艺人不得不“对内挖潜”，即培养自己的子女或孙辈作为自己的演出搭档。如山东滨州东路大鼓艺人周金山，因东路大鼓面临失传而又无人拜师学艺，不得已他只好培养儿女周艳杰、周艳霞为演出搭档。而由于从小受家庭氛围的影响，这些艺人后辈也多少掌握一点说书知识，培养起来也相对容易一些。这就是最近几年胡集书会出现越来越多父子、父女或祖孙档的最主要原因。以2010年为例，这种组合共7档，占下村艺人总档数的1/7。而2008年以后，几位出现在胡集书会并被安排下村表演的20岁以下艺人，即均为艺人后辈。如2008年的李洁（王秀兰之女）、2010年和2011年的赵洪志（惠民评书艺人赵风圣之孙）、2011年的刘伟（河北沧州木板大鼓艺人刘凤鸣之孙）。[75]当然，这些艺人后辈学习说书也并非出于谋生目的，更主要是为有演出时能与长辈相搭档，帮忙弹弦或说个小段，以让长辈能有时间稍事休息，并负责做好后勤工作，照顾长辈起居。

不管大龄学徒还是“对内挖潜”，由于并非以掌握一门谋生技艺为主要目的，因此在收徒、授徒等传统习俗上也发生了重大转变。首先，传统拜师仪式消失，事先托人介绍或打个招呼，然后大家一起吃顿饭，就算明确了师徒关系。[76]其次，在授业方式上，也不再遵循以前那种“严师出高徒”的教育方式，师徒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变得更为随意，而不再像以前那样等级森严。在如此状态下培养出来的艺人水平是高是低，自然也就可想而知了。很多老艺人也都深刻知道这一点，知道仅靠这些“徒弟”无法将自己的技艺传承下去，更不可能使说书业重新复兴并发扬光大。但别无他法，只能退而求其次，至少有人学总比无人强。

三 非遗保护：艺人眼中的救命稻草与发展契机

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4年8月28日，中国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批准决定。从此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工作掀起了一个新高潮[77]。2005年我国正式开展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申报和评审工作，并于2006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确定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518项。其中传统曲艺为重要组成部分，共46项，另外还有两个与曲艺紧密相关的项目，即胡集书会与马街书会[78]。其后各省、市、自治区及各地市等亦陆续开展了各自的非遗申报与评选工作，曲艺也都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如山东省第一、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就有传统曲艺12项。[79]

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与评选工作的开展，使本已式微的传统曲艺及其表演活动重新受到各级政府及民众的注意，这给处于寒冬中的传统曲艺及民间艺人带来了丝丝春意。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胡集书会重又走向“繁荣与兴旺”。自从2006年胡集书会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从2007年书会开始，胡集镇政府采取了“群众听书，政府买单”举措，书价完全由政府支付，并对凡前来参会之艺人只要水平过得去就一律安排下村，同时亦采取了广邀全国各地艺人参会的措施。这使胡集书会重现繁荣之势，近两年（2010、2011）参会艺人均达到200人左右。而在此之前，最少的时候，如2004年只有几档，十几位艺人。更为重要的是，胡集书会的繁荣与兴旺，重新唤起了鲁北、冀东南等周边地区民间艺人的说书热情。由于前来即能被安排下村并获得一笔“不菲”收入，许多民间说书艺人重敲起书鼓说起书来，[80]为此，很多艺人都表达了对胡集镇政府的赞许之情。据2009年的一份调查，对胡集镇政府“政府买单，送书下乡”政策持满意态度的艺人高达92.5%。[81]

非遗保护运动的开展，使各级地方政府对传统文化日益重视。不管是真正出于保护传统文化的目的还是为彰显政绩，如今申报非遗项目已经成为各级地方政府文化部门的重要工作之一，为此很多地方都成立了专门的非遗保护办公室。在此大背景下，原本不受重视的传统曲艺自然受到支持（没有资金支持），如给予注册、准备设立办公室。阳信县鼓书院成立之所以获得日益关注与重视、安排到敬老院演出等，应该与此有很大关系。与此同时，新闻媒体也加大了对传统曲艺及民间艺人的关注，越来越多的民间说书艺人被采访与报道。有些知名老艺人在电视上露脸的机会也逐步增多，更有表演片段被拍成录像在电视或网络上播放的情况。另外，艺人们的演出机会也增加了，各地各种文艺演出、非遗会演、巡回义演等，都开始出现民间说书艺人的身影。只是有些演出难免会与艺人目前所从事的主业发生时间冲突，甚或造成严重损失。如2008年11月，王秀兰参加滨州市巡回义演11天，结果6亩棉花收晚了，只能勉强掏棉核；2009年五一节，因到济南参加蟠龙山“胡集书会专场演出”，结果耽误了棉花间苗，损失了4亩。

尽管存在一些损失，但非遗保护还是使许多民间艺人看到了出路与希望，希望能借助非遗保护这一契机将传统曲艺更好地保护与传承下去。因此许多艺人都迫切希望自己所表演的曲种能列入各级非遗保护项目，并为之奔走呼告。[82]在他们看来，所从事的曲种被列入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从小处来说，能更好地拓宽自己的曲艺市场、提高经济收入；从大处来说，能将本曲种从当前这种不景气的情势下挽救回来，从而更好地传承与发展。因为列入非遗保护项目，也就等于正式获得了政府的承认与支持，所以就会有资金开展收徒传艺等一系列相关活动。如山东阳信毛竹板艺人张珠峰所说：“我现在正计划着收徒弟呢。我这不是和他们说，发现线索，看有没有想学的。现在（鼓书院）初期成立，咱又没有资金，现在孩子学徒得不到报酬，这是最大的问题。周馆长说，我们阳信有两个报省非遗的，西河批下来了，还有毛竹板。毛竹板批下来，上面拨下经费来，我们就可以招一批学生，有了经费就可以活动了。”[83]但问题在于，即使有了资金，培养了学生，他们的出路又何在呢？

在组织申报与评选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过程中，另一项活动就是评选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近几年参加胡集书会的民间艺人中，就有一些是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如唐贵峰、刘银河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沧州木板大鼓传承人，兰尊狭、李鸿儒、周金山分别为山东滨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渤海大鼓、山东毛竹板、东路大鼓传承人等。能成为传承人，让这些艺人都颇为自豪。[84]如李鸿儒说：“去年（2009）不赖，市里给我了1000块钱。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吗，我是传承人。”[85]在他们看来，这是对自己技艺与声望的最好证明，能让自己在当前大环境下更好地生存下去。因此访谈过程中，这些艺人在介绍自己时都会极力强调自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身份。而对那些并非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艺人来说，则是心向往之，[86]甚至为实现这一目标不惜采取非常办法。如山东无棣鲁北大鼓艺人朱延安，为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需要，将鲁北大鼓改名为三弦书。因在2009年，鲁北大鼓已被列入山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了避免重复，他将鲁北大鼓更名为三弦书才最终申请成功，从而使自己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这被许多艺人批评为“欺师灭祖”。

总之非遗保护运动的开展让许多民间说书艺人看到了传承与发展的契机，而很多人也确实充分利用了这一契机，学会了如何借用“流行话语”作为自我宣传的口号与手段。如在最近几年胡集书会上，有些艺人就打出了弘扬传统文化的招牌。2009年书会，有18%的艺人回答说参加胡集书会的目的在于弘扬传统文化。[87]2011年书会，山东滨州毛竹板艺人游艳亭更是直接打出了“弘扬民族文化，振兴曲艺事业”的横幅。在他们看来，努力寻找机会进行说书表演，如参加胡集书会，已不仅仅是为了挣钱，从更深的层面来说则是在弘扬传统文化，而自己也就成为传统文化的承载者与弘扬者。因此，国家应该给他们更多扶持与保护。

四 结语

以上我们以胡集书会参会艺人为基本研究主体，就当下民间说书艺人所面临的困境及其应对策略做了简单论述。可以发现，当前民间说书艺人主要面临两个方面的困境，即演出市场萎缩导致的艺人生存压力及传承断裂。为此，艺人们采取了一系列应对之策，如转变生存手段、培养自己子女等。尤其是最近几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开展，更是使广大民间艺人看到了出路与希望，并学会了利用国家主流话语宣传与包装自己。不过虽然非遗运动的开展，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传统说书艺术日益受到各级政府及民众关注，出现了少许“繁荣”势头，但却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传统说书业及整个艺人群体的生存困境。所以当被问及“这几年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你们老艺人了，来书会找你们调研的也多了，你们也经常上电视了，高兴吗”这一问题时，山东阳信老艺人万风亭回答说：“我不怎么高兴，因为我们农民啊就是讲个实在，那些花花哨子没用，不能让我们多卖两个钱。”[88]

说到底，当前传统说书业的根本困境是由市场造成的。陈旧的演出形式与内容、缓慢的表演节奏，使其已无法适应当前广大民众的娱乐需求。随着老年人群体的逐渐逝去，说书的听众群体将逐渐消失。另外，由于说书艺人技艺传承的断裂，当老年艺人逐渐老去，又有谁来继续传承与维系传统说书业呢？因此，若不对说书的内容与形式进行创新与改变，传统说书业终究有一天会成为历史。若果真如此，那非遗保护运动对广大民间说书艺人而言，就不是救命稻草，而只是一种“回光返照”。正如山东邹平年轻艺人曲庆涛说的那样：“曲艺没有市场了。如果说曲艺不改革，最终将会退出历史的舞台。我告诉你，我不是糟践这些老艺人啊。现在的胡集书会就是鲁北地区曲艺的一种回光返照，你说现在这些老艺人还有几个带徒弟的，下去十年二十年谁还来胡集唱，现在没有新生力量，后面谁来挑大梁。胡集书会现在的国家政策是好的，但是还是会消亡。”[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