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墨子的人才管理思想

鲁哀公问政，孔子回答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于得人，取人以身，修道以仁。”（《孔子家语·哀公问政》）很明显，这里是强调贤哲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优秀的人才关系着国家的兴衰与存亡。墨子对人才极为重视，且将其视为国家的珍宝，社稷的辅佐，他说：“入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与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亲士》）《墨子》中有大量相关的论述，蕴含着丰富的育才、选才和用才的智慧，形成别具一格的人才管理思想，“尚贤”则是其核心与灵魂。

一 墨子的育人智慧

墨子的人性论与孔子极为相似，不过他是受到丝染说影响，《所染》记载墨子见丝染后感叹说：“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而且还引发了他对环境育人的思考，说：“非独染丝然也，国亦有染。舜染于许由、伯阳，禹染于皋陶、伯益，汤染于伊尹、仲虺，武王染于太公、周公。此四王者所染当，故王天下，立为天子，功名蔽天地。举天下之仁义显人，必称此四王者。夏桀染于干辛、推哆，殷纣染于崇侯、恶来，厉王染于厉公长父、荣夷终，幽王染于傅公夷、蔡公谷。此四王者，所染不当，故国残身死，为天下僇。举天下不义辱人，必称此四王者。”如有学者说：“人性本来没有善恶之分，人之所以能够表现出善恶都是由于后天环境的影响。因此，他更加注重自身的修养，并且他认为修身是一个人立身行事的根本，《墨子》一书中就包含了丰富的人格修养论。”[1]

墨子本人身体力行、言行一致，践履他所提出的廉洁、仁义、慈爱和利人等育人原则，以培养出“兼相爱，交相利”的理想人格，进而实现其政治理想。墨家的教育方法主要有注重德行、善于辩论和具有一技之长。

培养贤士是墨子的育人目标，而贤士品质则是具备“兼爱”和“正义”。他时常教育弟子要勤劳从事、吃苦耐劳，反对浪费，且将“节俭”与个人、家庭、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即学者们讲的“节俭则昌，淫佚则亡”[2]。当然，无论是做事还是做人，墨子都强调弟子都要遵守墨家的规矩，否则就要被赶出师门，如钜子腹居秦，其子杀人。秦惠王对他说：“先生之年长，非有他子，寡人已令吏弗诛矣。先生之以此听寡人。”然而，腹则说：“墨者之法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此所以禁杀伤人也。”（《吕氏春秋·去私》）最终，他将自己的儿子送上了刑台。这也说明贤士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至高位置，必要时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

与孔子主张的“仁而不佞”（《论语·公冶长》）不同，墨子认为要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必须有能言善辩的贤士进入社会、朝堂进行说教，所以“辩乎言谈”亦是墨子育人的重要目标。他说：“譬若欲众其国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将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善射御之士，将可得而众也。况又有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者乎，此固国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良士，亦将可得而众也。”（《尚贤上》）墨子育人方式无疑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并促使墨家成为战国初年与儒学并称的“显学”，给占主导地位的儒学产生强有力的冲击，这也是孟子极力批评墨学的重要原因。在墨家影响下，儒家也被迫培养善辩的人才，这也是孟子和荀子都发出“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孟子·滕文公下》）的慨叹。

墨子认识到仅有“辩乎言谈”的口才，却不能自立于社会，这样的人才也不是他所希望看到的，所他同时强调弟子门人必须具备多种技能，即“博乎道术”。所谓的“博乎道术”就是想让弟子具备谋生本领，至少能自食其力，这也促使了中国科技的发展，墨子也被后世尊称为“科圣”，甚至与现代的职业教育相联系。如有人说：“在春秋战国时代，墨子以‘农与工肆之人’为教育对象，创办了亦工亦读的私学，教育弟子学会掌握一定的生产技术和技巧，可谓开辟了中国职业教育的先河。”[3]当然，尽管墨子著有《非攻》篇，但是战争无法避免，所以墨子特别强调弟子务必具备军事防御和战争技能。只有贤士具备了此项技能，才能保护自身，保全百姓生命财产的安全，体现其“兼爱”的特点。

应该说，墨子是从维护“农与工肆之人”利益的角度出发，将培养具有高尚人格、辩乎言谈和博乎道术的“兼士”“贤士”作为目标，以实现其“兼相爱，交相利”的社会理想。通过这样的育人措施，培养出能够忠实执行其社会管理思想的人才。

二 墨子的选才智慧

墨子继承孔子儒家“为政在于得人”（《孔子家语·哀公问政》）思想，提出任用贤人治理国家的主张，他说：“是在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也。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尚贤上》）所以，作为国家的决策者必须将选用贤才作为治理国家的首要任务。其实，这也是先秦时期百家诸子的共识。

当然，在选人的过程中，墨子对人才的要求相对宽松，即所谓的“良剑期乎利，不欺乎莫邪”。换句话说，只要具备正常德义素质，且有一技之长，就应该将其选拔上来，并委以重任。在选用人才上，墨子还有一个突出的贡献是极力反对贵族世袭制，提出不问出身，不问等级，只要是贤者就应该被举荐任事。正如有学者所说：“面对‘爱有差等’的社会现实，他一方面正视统治者与百姓间的阶级对立；另一方面要求统治者兼爱百姓，并告之以‘功，利民也’。‘是否利民’是能否满足老百姓的利益，这才是衡量统治者功绩的尺度。”[4]这应是墨子对传统世卿世禄提出的挑战。

除世卿世禄制度外，当时的统治者还根据个人好恶任用亲近之人，德才兼备者却很难得到重用，所以墨子提出任人唯贤的选人原则，认为选拔人才应不避贵贱、不避亲疏、不避远近，即选拔人才以贤能作为唯一标准。这一主张使出身低微的农、工、商等阶层获得了与王公贵族同样的出仕机会。提倡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实现政治生态中的官无常贵、民无常贱。“墨子把选拔人才的范围扩大到了整个社会，打破了传统的宗法世袭制，否定了‘亲亲’‘尊尊’‘任人唯亲’‘任人唯贵’‘任人唯色’等用人原则，可谓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大创举。”[5]应该说，墨子的这一用人原则也成为打破传统用人制度的一把利器。

当然，墨子的选人原则并非为其谋取私利，核心标准是以国家社稷和普通百姓利益为重。墨子说：“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为博大，远国异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辩，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画分万国，立诸侯国君，诸侯国君既已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正长。”（《尚同上》）其实，选贤与能也并非墨子的独创，应是春秋战国时期学者的普遍看法，由于墨学的选人思想较为典型，对后世的影响更大。

此后的不少诸子对这一思想都有继承或者发展，如荀子提出的“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是在焉从而举之，非在焉从而罚之，是以贤良遂进而奸邪并退”（《韩非子·说疑》）；又如《荀子·成相》中的“大人哉舜，南面而立万物备。舜授禹，以天下，尚得推贤不失序。外不避仇，内不阿亲，贤者予”。应该说，墨子的选人智慧蕴含在其一整套的制度和论述中，不仅在当时的人才思想中具有重要地位，而且对后世统治者选拔人才和治理国家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三 墨子的用人智慧

如果说育人和选人是前提，那么用人就属于墨子人才管理思想的核心，把推崇、任用贤能者视为为政之本，即“夫尚贤者，政之本也”（《尚贤上》）。墨子在其著作中提出了一整套的用人措施，包括量才适用、爵禄激励和奖惩措施。虽然汉代之后墨学受到人们的冷落，但《墨子》中蕴含的“赏贤事能”思想却为后世所推崇，如有学者说：“墨子提出‘尚贤事能’是为政之本，‘尚贤事能’是墨子人才管理学说的核心。墨子否定天命论，反对世袭，反对终身制，主张任人唯贤。他在两千四百多年前提出的‘尚贤事能’为核心的完整系统的人才思想，无疑是有很大进步的。”[6]而汲取墨子人才管理智慧则为当下人才管理提供有益的滋养。

量才适用是墨子选拔与任用人才的核心原则，要求既不能大材小用，亦不能小材大用，务必做到人尽其才，这是对有任命权的君主或官吏提出的知人善任要求。他首先提出用人前要对其进行道德考察，说：“圣人听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此谓事能。故可使治国者使治国，可使长官者使长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尚贤中》）杜绝一切“不胜其任而处其位”“不胜其爵而处其禄”者。与此同时，还应充分发挥人才的特长，给予合理分工，即“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耕柱》），实现各安其位，各尽其能，以在最合适的岗位谋求绩效最大化。

在做出成绩的基础上，墨子提出给予人才相应的官爵和俸禄，即“富之，贵之，敬之，誉之”。换句话说，就是从经济上能够满足人才的经济生活和社会保障，从政治上给予相应的体面地位和权利荣誉。应该说，墨子的这一主张与当时来自社会底层的人才得不到相应的待遇有关。“墨子从下层劳动者‘爵位不高’‘蓄禄不厚’‘政令不断’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要给予人才权、钱、地位和声望，即‘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这也体现了下层劳动者平等地参与社会政治的强烈愿望。”[7]墨子的初衷是希望调动更多优秀人才参与政事，以实现其天下大同的政治理想。

墨子最早制定了人才考核与奖惩的具体标准，认为人才的考核应根据具体的职位从德行、能力和实绩等进行全面考核。在现实生活中，设置了不同的岗位，并赋予不同的职能，考核的目的则是要考量其是否圆满地履行了职责。墨子认为，称职的人才治国应“蚤朝晏退，听狱治政”，治官应“夜寐夙兴，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治邑应“蚤出莫入，耕稼、树艺、聚菽粟”（《尚贤中》）。根据考核结果，对其实施奖惩，对贤能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对平庸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这种考核办法与现在所提倡的优胜劣汰正相对应，蕴含着能上能下的人才管理模式和用人智慧。

应该说，墨子的用人思想来源于他对以往历史的思考和现实社会的冷静观察，最后汇集到其“尚贤”学说之中。“墨子的尚贤主张反映了‘农与工肆之人’急切希望打破世卿世禄、任人唯亲的传统用人标准，依据人的才能和德行而不是出身的等级尊卑平等参与政治的要求和呼声，因而具有鲜明的人民性之外，其职能相符的制度特征也十分鲜明。”[8]虽然墨子的用人思想并未被当时的统治者所采纳，但却历经岁月的考验而光辉不减，成为不可多得的思想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