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墨子的社会管理思想

春秋战国之际，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革，出现前所未有的社会失序和道德失范，而重建道德体系，重建新的社会秩序就成为诸子百家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以兼爱为核心，以交相利为目标，以尚同为理想的墨子社会管理思想可谓独树一帜。墨子管理思想的独特性应与其出身有关，即“人民性”，墨子“整个思想都是从下层百姓、人民大众的立场进行阐发的。也正基于此，墨子哲学改变了先秦哲学为专制制度论证的功能，开启了为以农业、手工业为主体的平民百姓服务，也即论证平民政治合理性的先河”[9]。其实，墨子社会管理思想都是围绕“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明鬼下》）展开的。

一 兼相爱：社会管理的核心

墨子说：“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兼爱上》）所以他把劝人相爱作为一种社会道德加以阐扬，以培养社会管理的高级人才：“兼士”和“兼君”。这些人才，“他们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与修养，本着‘兼相爱，交相利’的原则从政治国，他们所推行的‘兼政’给天下百姓带来了大利。……将会使天下秩序和谐安定，万民衣食丰足，使老有所终，幼有所养”。“这便是墨子理想的管理格局。”[10]应该说，目睹了“国与国相攻，家与家相篡，人与人相贼”（《兼爱下》）的社会现实，墨子得出此类祸篡怨恨产生的根源是天下人的“不相爱”，所以他提出“兼相爱”作为管理社会、治理国家的核心理念。

由于墨子出身低微，使其自幼就认识到底层百姓生活的艰辛，他所提出的“兼爱”自然打上了基层社会的烙印，所以其“兼相爱”强调的是统治者与百姓是平等的，没有等级的差别。当然，面对当时“爱有差等”的现实，墨子一方面正视社会中存在的等级差别；另一方面则要求统治者能兼爱百姓，实现二者间最大的和谐。他所开出的药方是培养大爱精神，即“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兼爱上》）。“墨子‘兼相爱’的和谐社会蓝图，其实就是对各种社会关系进行平衡，将‘兼爱’落实到不同社会关系中。为此他梳理出六种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并提出相应的平衡之道。”[11]

为使“兼相爱”理想得到落实，墨子曾提出许多与之相配套的措施，其中以“非攻”为代表。墨子认为战争是导致社会混乱的根源，是天下之巨害。然而，墨子毕竟无法阻止天下的战争，他不得已开始带领弟子训练守城技能，《墨子》中有大量与此相关的言论。“这里面渗透着强烈的爱民、利民的思想。他虽然反对战争，但他意识到阻止不了战争。因此在如何反侵略，进行自卫战争的问题上，他从国家、百姓和人民的利益出发，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军事管理思想。从作战的物质准备到思想准备，战时安排到守城方法，从战旗的使用到军令的服从，他都有详尽的论述。”[12]尽管如此，墨子还是希望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能够培养“义正”精神，以便“上欲中圣王之道，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非攻下》）。

墨子的“兼爱”主张在当时引起强烈的反响，即便是对其提出严厉批评的孟子也不得不承认“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孟子·尽心上》）。墨子欲构建的“视人若己”“爱人若己”的“兼爱”社会在诸子百家中是独树一帜的。他力图打破地域、血缘和亲情的界限，将平等之爱散播到墨者所到之处。这种博爱的价值观，体现了人类高尚的精神追求，是人与动物区别的根本所在。

二 交相利：社会管理的目标

墨子主张人际关系的管理应从改变人们观念入手，如果说“兼相爱”是其社会管理的核心的话，那么“交相利”就是社会管理中经济运行之目标。如墨子说：“若夫兼相爱，交相利，此其有利且易为也……万民衣食之所以足……此圣王之道而万民之利也。”（《兼爱下》）意思是说，兼相爱、交相利是很容易实现的事情，特别是实现了“交相利”，就能成为圣王。“按照墨家‘兼相爱’的社会政治观，在人们的经济关系中应遵循‘交相利’的行为准则，使人们能建立互利的关系，以抑制争夺，在社会和谐中实现万民之利。”[13]墨子这里是希望能通过构建互利互惠的社会，以消除社会的动乱，给处于战乱中的普通百姓带来一些福祉，这也是对孔孟儒家强调贵义贱利主张的一种补救。

当然，尽管早期儒家侧重于强调仁义，但这种强调是针对统治者的，是希望他们能够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少与百姓争利，这也是《孟子》开篇对梁惠王强调“何必曰利”的原因，否则社会必将出现“上下交征利而国危”“不夺不餍”（《孟子·梁惠王上》）等局面。当然，儒家等学派不与民争利的主张和墨子“交相利”的管理目标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可谓殊途而同归。“墨子提出兼爱交利的理想社会是以人人平等，有财有分，有利相交，彼此互爱为基本目的的。虽然孔、老、墨三家理想各不相同，代表的阶级利益也不相同，但在一点是相同的，即对民不聊生的黑暗现状的愤慨，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关心到人性问题，关心人的生存。这个共同点正是春秋战国之际士、农、工、商阶层的壮大，贵族萎缩的一个反映。”[14]墨子这里所谈论的既是人们的生存问题，同时也是社会的管理模式问题。

正是要解决百姓的疾苦，所以他的社会管理思想是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目标，反复强调这一法则的重要性。墨子强调说：“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兼爱下》）又说：“凡言凡动，利于……百姓者为之；凡言凡动，害于……百姓者舍之。”（《贵义》）墨子并非单纯的理论家，他还将自己的这套思想付诸实践。如当得知鲁班为楚国制造云梯将攻打宋国时，他“行十日十夜而至郢”，凭借智慧化解了宋国的这场灾难。所以，“墨子言功利，不是利己，而是为万民兴利除害，主张普天同利。……是墨子管理学说的宗旨”[15]。以百姓是否得利是墨子思想区别于其他诸子管理思想的重要标志。

应该说，墨子“交相利”学说是“兼相爱”管理思想在现实社会中的具体表现，谋取大众之利，是墨子及墨家学者一直所憧憬、追求的理想境界。作为社会中小生产者的代表人物，墨子的主张集中反映的是社会下层反对恃强凌弱、以富辱贫、以贵傲贱的行为，希望社会能够平等，希望人人互助互爱，希望社会资源能够人人得利。当然，由于这种思想超越了阶级诉求，超越了时代界限，所以只能算是一种社会管理的理想状态，在当时甚至传统社会后期都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墨子的“这一思想显然有他的阶级局限性”[16]。尽管如此，墨子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与孔孟儒家是一致的，也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这也是传统社会能够不断向前的重要原因。

三 崇尚同：社会管理的理想

如果说“兼相爱”和“交相利”是墨子社会管理思想宗旨的话，那么“崇尚同”则应是其管理思想的理想，这与儒家的“大同”理想有着相似之处。如墨子说：“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请将欲富其国家，众其人民，治其刑政，定其社稷，当若尚同之不可不察，此之本也。”（《尚同下》）也就是说上至天子下至君子，目标都是要使国家富裕，人民众多，刑政治理，社稷安定，“尚同”自然成为社会管理的理想境界。当然，“尚同”并不等于“专制”，其前提是贤能者为政，即“选择天下之贤能、圣知、辩慧之人，立以为天子……置以为三公……设以为万诸国君……置以为左右将军”（《尚同中》）。而要实现这一理想境界，前提是打破固有的等级制度，打破封建宗法制下的亲疏、贵贱和尊卑的体制牢笼。

墨家的“尚同”理想是对此前社会管理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春秋时期齐国思想家晏婴曾说：“国有三不祥，是不与焉。夫有贤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17]《礼记·中庸》中亦说：“夫政也者，蒲卢也，待化以成。故为政在于得人，取人以身，修道以仁。”即“贤人政治”是当时社会思想家的共识，尤为平民出身的墨子所重视，如有学者说：“尚贤择君择礼是为了能一同天下之义，使贤君、贤礼能领导、管理社会……尚贤就是反对以血统门第世袭的‘任人唯亲’的举官制度。用‘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是西周官学瓦解、私学兴盛过程中政治斗争的一种表现。”[18]“尚贤”是墨子实现社会管理理想的最核心的抓手，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由于墨子“尚同”思想极为强调“一同天下之义”，首先要冲破的就是世袭制，即便天子也要由选举产生，再由天子选拔贤能者出任三公和诸侯，诸侯国君再选拔贤能者出任大夫、乡长和里长。这种层层选拔就能确保思想的高度统一，具体流程为里长“发政里之百姓”→乡长“一同乡之义”→国君“一同国之义”→天子“一同天下之义”，最终实现“天下治”（《尚同上》）。墨家的这种权力的高度统一性，也并非盲目地服从上级。假若上级有过错，下级也要进行规劝，并负责将辖区内好的建议反映给上级，即墨子说的“上有过则规谏之，下有善则傍荐之”。以此为基础，墨子特别强调天子权威性，说：“天下既已治，天子又总天下之义，以尚同于天。”（《尚同上》）墨子的“尚同”理想，是建立在“社会各基层思想保持高度统一”基础上的，“彼此就能相互知情，使社会矛盾及时得到解决和化解”[19]，从而实现社会的整体和谐。

由此可见，墨子认为要使社会和谐，就要将社会的管理权归于道义的统一。道义统一的方式是设立天子、诸侯国君和各级行政长官。他认为，只要下级绝对服从上级，并以上位者的是非为是非，就不会产生分歧，就不会产生混乱，就能实现天下治。很显然，墨子的这一思想有着空想性，“这种‘尚同’的思想，反映了作为小手工业者的墨家学派重视集中统一和严格的纪律性，以及幻想通过‘尚同’而实现太平的一种理想”[20]。所以，墨子“尚同”的社会管理模式几乎不可能为社会所接受，只能成为一种空想。如果说墨子有所实践的话，就是将其用于墨家学派的管理，但事实证明这种实践并不成功。由于墨子的后继者（历代钜子）权力高度集中，限制了墨家学派的发展，这也是墨学在战国后期走向衰亡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