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儿童研究开端

19世纪下半叶，儿童研究在德国、法国、英国与美国成为一门学术领域。此领域出现愈来愈多的科学专业知识，开始与道德哲学和宗教的儿童教育研究传统相竞争。其中一个首要任务就是收集儿童身心发展的资料。德国英裔生理学家普莱尔颇具影响的研究《儿童心智》（1882；1888英译版），便是以他对自己儿子三岁以前的详细观察为基础。¹⁷而早在普莱尔之前，达尔文就已于19世纪30年代开始巨细靡遗地记录关于自己孩子的日记，但他对于是否要将这些日记用在当时还在构想中的演化论研究上，感到犹豫。直到1877年达尔文才发表了《一个婴儿的生活速写》，这篇文章成为往后几十年众人创立名副其实的“婴儿科学”的主要动力。¹⁸直到20世纪初，心理学家仍普遍利用育儿日记进行科学分析。这种科学日记与教育和家庭对儿童的日记式观察同时存在，后来20世纪常见到这类观察纪录，并且至今仍在使用。¹⁹

和盖斯凯尔的情况一样，“情绪”在这些育儿日记和新兴的发展概念中扮演主要角色，并构成19世纪中叶起对儿童心智的讨论。²⁰举例来说，法国心理学家伯纳德·佩雷斯（Bernard Perez）的著作说明了多种不同的情绪，以及一般情绪特质是如何在儿童身上发展的。在他谈论婴儿的作品里，他讨论了儿童身上的原始感情以及情感感受力之演化，其中包含了对于恐惧、暴怒、嫉妒、同情、性与个人情感的描述。²¹在另一本以年纪较大的儿童为题的作品里，佩雷斯加上一篇“高阶情绪”的章节来讨论美感与羞耻感。²²在这种育儿日记中，情绪主要是观察对象，并且被理解为是整体发展模式中每个不同阶段会出现的特定元素。儿童是以情绪为起点，随着发育迈向种种认知能力。这种观点经常反映出中产阶级对于童年的观念，即认为童年（尤其是婴儿期）处于情绪性阶段，而成年则为理性自制的阶段。²³

关于这种情绪（以及心智）是发展出来的概念，日益与演化论的观点融合在一起。再一次，铺路人还是达尔文：“难道我们不必去怀疑那些独立于儿童经验以外，模糊不清却又十分真实的恐惧，是远古野蛮时代的真实威胁与可悲迷信所遗传下来的影响吗？”²⁴素有美国儿童研究运动之父称誉的心理学家霍尔，同时也是儿童研究中这种复演论^（1）的主要拥护者。²⁵霍尔在他的育儿实务建议里提出一种奇特的混合思想，结合了卢梭的旨趣（儿童需要在大自然中度过“野蛮”的阶段），以及用纪律、训练与惩罚（体罚）进行严格教育的信念。他主张要到青少年期，野蛮的儿童才转变成严格意义上的人类。霍尔在1906年时还用了整整一本（教养）手册来探讨这个主题。²⁶许多作者都跟霍尔一样，将儿童心智比拟为动物、原始人、非正常人的心智结构，或古代人类的心智状态。在复演论的概念里，个别儿童的发展（个体发生）总是与物种的发展（种系发生）有所关联，而前者的发展最终总是能够用后者来解释。²⁷在19世纪与20世纪初，这种想法将儿童研究与对国家、文明以及人性即将退化的讨论联系在一起。²⁸同时，用演化观点来看待儿童的行为举止也给了家长一些安慰：孩子身上种种费解的行为，现在终于可以用往昔的动物岁月“解释”通了。无论如何，儿童教育的总体目标仍然是很明确的，那就是：要成为一名受西方中产阶级与文明道德所控制、情感丰富又不失理性的成人。

到了19世纪末时，科学调查的领域变得更加复杂，而对儿童心智与其情绪发展的兴趣也进一步增加。过去盛行针对个别儿童进行的质性研究，如今逐渐被愈来愈多大规模调查取代，而这些调查采用的则是统计法与测验。²⁹除此之外，婴儿与儿童变成了专业实验室里的实验对象，比如说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在1884年于伦敦召开的“国际健康博览会”中展示的“人体测量实验室”。整体而言，在儿童研究的科学组织里的这些变化反映出专业化的趋势。这必然会导致在获取关于儿童的知识过程中，父母的参与不再受重视，同时也造成研究者、家长与相关从业人员之间的分工愈来愈严格。³⁰因为此学科在本质上与家庭生活以及两性关系如此紧密相关，而专业化也削弱了母亲观察子女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