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主义与精神分析里的儿童与其情绪
专业化与实证研究的趋势在20世纪初达到巅峰,尤其是行为主义兴起之后。行为主义的创立者约翰·华生(John B. Watson)特别关注儿童情绪。他批评过去研究婴儿的文献只是在纸上谈兵,生产出来的不过是专业实验室科学环境外随意观察的结果。相反地,他的方法则需要在受控的实验室环境下大量测试并详细分析儿童(主要是婴幼儿)的行为。他假定,“一种情绪就是一种遗传反应模式,其模式涉及整个身体机制的深刻变化,尤其是内脏与腺体系统。”43将情绪(他只提到恐惧、愤怒与爱)定义为遗传模式,并不排除情绪在许多方面是习得而来的想法。华生对幼儿的研究,的确有许多都是在试图证明儿童与其情绪可以透过特定刺激反应模式训练而受制约。他企图在他对婴儿与儿童进行的实验中证明这点,有部分的实验策划与执行展现出高度变化的技巧,却也相当残忍。44最知名(也最臭名远播)的莫过于“小艾伯特实验”:华生与他(后来变成妻子)的助手罗莎莉·雷纳让八个月大的小艾伯特受到制约而惧怕白老鼠,以及其他会引发相关联想的毛茸茸物体。45
华生于1920年年底辞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职位以后,再也没有进行过更进一步的实验,不过他仍持续发表许多儿童心理学的文章。他瞄准广大的群众,将育儿文章刊登在无数大众杂志上。关于以科学来洞察儿童心智的优点,华生的陈述有时相当激进。他曾一度挑衅地宣称,他能够将任何“健全的婴儿”训练成各种专业人才,不论是“医生、律师、艺术家、商户主”,“甚至是乞丐与窃贼”都没问题。461928年,他与罗莎莉出版了育儿书籍《婴幼儿的心理照顾》,这本书出版没几年就卖出十万多本。他们的目标是“帮助认真的母亲排除万难带大快乐的孩子”。在他们看来,“现代母亲”才刚开始明白“养儿育女是所有职业中最困难的一种”。47他们坚称父母对孩子的泛滥情感会带来问题:
对待孩子有一种更明智的做法:把他们当成小大人来对待……你的行为要永远客观、友善而坚决。千万别拥抱或亲吻他们,也别让他们坐在你的大腿上……试试看,不到一个星期你就会发现,原来要完全客观同时又善待孩子是这么简单。到时你就会为从前那套自作多情、多愁善感的方法感到惭愧无比。48
在这段叙述里,华生透露了这本父母教养手册的核心机制:将父母身份陌生化、灌输不安全感,接着再承诺透过专家建议能够改善这一切。整体而言,华生的行为主义无疑地全神贯注在儿童情绪问题上,他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它们变成实证研究的奠基石。透过学习与制约就有可能让儿童习得、增强或削弱情绪,这种可能性为科学育儿法开辟了无数视野。这种态度与爱伦·凯传统上以儿童为中心的“自然性”相对立,后者否认行为模式有任何改造的可能性,所有学习亦然。就许多方面而言,华生将情绪视为社会工程的一环,其目的是为了实现成熟、有用的成人与公民。对于福特主义式与泰勒主义式的社会理想来说,华生的行为主义与其儿童心理学可助于达成情绪的精简化与理性化。在20世纪初期,这种看待儿童与其情绪的观点支配了美国与德国——不过德国的情形略有别于美国,以下接着说明。
精神分析是20世纪初影响儿童研究的另一项因素。尽管众所周知童年期,尤其是婴儿期的心理发展在弗洛伊德的理论里十分重要,不过他却没有花费太多心思在儿童研究上。就连他的一个重要例外研究,即后来以《小汉斯》闻名的《一个五岁小男孩的畏惧症分析》(1909;1975英译版)也不是建立在直接观察上。49在精神分析的历史上,这篇案例研究被后人认为是确立了弗洛伊德对于幼儿性欲的想法,该想法最早出现在他的《性学三论》(1905;1949英译版)中。50至少,俄狄浦斯情结在古典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中是至关重要的:“汉斯活脱脱就是一个想摆脱并‘除掉’父亲的小俄狄浦斯,这样他就可以与美丽的母亲独处、共枕同眠。”51从弗洛伊德的观点来看,儿童(必须强调一下,是男性儿童而已52)发展的核心是以这种恋母情结为特征,事实上,也就是关于爱情、嫉妒、恐惧与仇恨的情感故事。就这样,《小汉斯》处于精神分析一个子领域的开端,即对于儿童心智结构,尤其是儿童情绪的研究。53弗洛伊德的一些女性跟随者,如赫米内·胡格赫尔穆特(Hermine Hug-Hellmuth)、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和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便在这块领域中耕耘。
就许多方面而言,儿童精神分析成为既有的专业精神分析实务以外的另一项选择。新的精神分析数据最好是透过观察儿童获取,而不是从“神经质”的成人治疗晤谈中取得。如此一来,对某些选择分析自己孩子的业余女分析师来说,儿童精神分析也显然是个恰当的起点。541920年代后期,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成为了儿童精神分析的新专家,并且很快就媲美先去柏林后至伦敦发展的克莱因。55安娜与克莱因以各自的方式重拾实证主义传统,这样一来,儿童研究的领域便在19世纪末出现了。与行为主义传统的测试以及实验室研究法相反,透过近距离观察法取得的质性资料因精神分析而重获声望。儿童精神分析师会试着在诊疗室中借由玩具或画具营造鼓励儿童玩耍的气氛,并从中观察儿童。56尽管很难概述这个多变且矛盾重重的研究传统是如何讨论情绪的,但克莱因学派里有件值得一提的重大转变,那就是脱离了弗洛伊德学派对“驱力”(2)的强调,对驱力的强调在许多方面都阻碍了对情绪的概念性理解。57对客体关系的强调逐渐取代对于驱力的强调,这使得儿童的人际关系——尤其是儿童与母亲的关系——变得十分重要。58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欧洲成为一片焦土,大多数的精神分析师也离开了欧洲大陆,精神分析与其童年研究的使命落到美国手上。59科学背景的改变以错综复杂的方式将弗洛伊德的思想改头换面。60除了精神分析理论与实践中的一般医学转向外,对这些思想的乐观解读影响儿童研究尤深。弗洛伊德对人性的深刻文化悲观主义在美国从未出现过。精神分析的常态化倒是出现在两个重要方面:诸多此方面的想法在战后成为知识分子乃至日常主流的一部分。除此之外,比起精神障碍患者,研究“正常”心智的心理发展变得较为人所能接受。这进一步推动了儿童精神分析研究的普及。一方面,观察儿童变成研究“正常”行为的重要工具——远比诊疗沙发还重要;另一方面,精神分析的知识现在将开始全面影响养儿育女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