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网络利他行为对乐观的影响:网络社交效能与自尊的多重中介
一、研究背景
乐观即一种待人接物的积极倾向与情感认知。具有高乐观倾向的个体往往会发现事情的积极方面并且坚信事情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11]。即便碰到困境也能不逃避,积极地去看待,接受所发生事实的豁达心态,是积极心理学调查研究的主要心理特质之一。从积极心理学角度出发,个体先天遗传因素对于人格的形成的确有十分重要的影响,然而人格塑造的最主要影响因素是个体主观能动性以及后天的社会实践。在积极体验的情况下,人更倾向于与先天气质的特点相契合并且塑造某种人格特质[12]。此外,还可以较好地调整自己的心态,避免消极情绪的感染,保持愉快稳定的心态。因此,积极心理学把增强人的正面体验当作塑造人格的最重要途径。培养与塑造乐观特质是涉及多因素共同作用的复杂过程,那么,网络利他行为对于乐观特质的形成是否有着重要推动作用呢?由于网络利他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使个体自身感受到的积极体验增强,自我价值感得到更多体现,这有助于个体提高对于事物的积极态度,进一步促进乐观特质的形成。
班杜拉(Bandura,1977)认为,自我效能感是影响认知的重要因素之一,除了能够影响个体做出选择,同时也是其奋斗程度、克服困难的重要因素[9]。实际上,成功的体验、替代的经验、言语的劝导以及情绪的状态都是影响自我效能感的重要因素,其中成功的体验是影响自我效能的最主要的因子;从另一个角度看,自我效能通常是帮助个体形成良好适应的重要内源性心理因素。自我效能感在领域上具有特异性,因此,范和马克(Fan & Mak,1998)提出了社交效能感这个概念[13]。网络社交效能是面对网络交往环境提出的,也就是在具体网络交往情境中,个体对于自己社交能力评价的一种自我知觉。网络利他行为是一种成功体验,对网络社交效能产生有意义的影响。网络利他行为对于网络社交效能感有着至关重要的促进效果。随着网络利他行为的产生,其所引起的个体积极体验也相应增强,网络利他行为出现频率越高,个体的网络社交效能感随之增强。成功经历同时也是一种积极体验,有利于乐观特质塑造。由此,可以推测得出,网络社交效能在网络利他行为与乐观间可能发挥中介效应。
自尊是人在社会化进程中产生的自我价值判断和经验[14]。有研究指出,通过在网络上实现对他人的帮助,个体不仅可以得到来自外界的社会认可,自我价值得到了满足,而且使个体的自尊心得到了提高。研究表明,网络利他行为与自尊也有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12]。除此之外,具有成功体验的网络利他行为,在积极体验的感受下影响着网络社交水平的高低,并且促进乐观特质的形成。长时间接触志愿活动的个体通常可以获得更高的自我认可,自尊水平也有显著提高。由此可见,网络利他行为与自尊的关系密切。自尊水平的提高,个体会有更多的积极体验,有助于乐观特质的形成。有学者研究显示,自尊与乐观人格特质之间存在清晰的关系,自尊与乐观具有较高相关[15]。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网络社交效能感和自尊在网络利他行为和乐观的关系中起链式中介作用。
根据上述分析,本研究假设网络利他行为、自尊、网络社交效能感和乐观之间关系的模型,假设模型见图2-2。大学阶段是个体塑造人格特质的重要时期,因此,本节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网络利他行为对于乐观特质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以及网络社交效能与自尊在它们之间的多重中介作用。相关结果对大学生积极人格的建设有重要理论依据,也对网络时代鼓励这一群体的网络利他行为有重要指导意义。
图2-2 网络利他行为对乐观的作用机制:网络社交效能与自尊的多重中介作用
二、研究方法
1.被试
采用方便抽样在福建省某高校共发放问卷220份,收回有效问卷200份,有效回收率90.9%。其中男生63人,女生137人;文科105人,理工科95人;来自农村和城镇的分别为38人和162人;独生子女50人,非独生子女150人;平均年龄20.36±1.67岁;网龄6.68±2.35年;平均每天上网时间为4.36±2.48小时。在问卷施测前,主试宣读指导语,向被试宣读问卷测试的匿名性、保密性原则,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2.研究工具
(1)网络利他行为量表
采用郑显亮(2010)编制的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量表,其中包含网络支持、网络指导、网络分享和网络提醒4个维度,分别有9个项目、6个项目、6个项目、5个项目。量表采用4点记分,从“1=从不”到“4=总是”来评估网络利他行为出现次数频率高低,得分越高说明网络利他行为发生的频次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α系数为0.94。
(2)网络社交效能量表
采用卓恩和尅米(Jeong和Kim,2011)的量表中文版[16]。该问卷由5个项目构成,采用5点计分,从“1=完全不符”到“5=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表示个体网络社交效能的水平越高。该量表的结构效度良好,Cronbach's α系数为0.78。
(3)自尊量表
采用罗森伯格(Rosenberg,1965)编制的自尊量表中文版来评估个体的自尊水平[17]。量表共10个题项,采用Likert 4点计分法,从“1=很不符合”到“4=非常符合”,得分越高表明自尊水平越高。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α系数为0.89。
(4)乐观量表
采用陆文春(2008)编制的大学生乐观量表[11]。该量表共有16个题项,包含积极认知、消极认知与愉悦感3个维度。其中,积极认知包含5个题项;消极认知包含7个题项;愉悦感包含4个题项。采用Likert自评式5点量表法,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记为1分到5分。本研究中,量表总体的内部一致性系数达到0.93。
3.统计分析方法
采用SP SS 16.0和AMOS 17.0对数据进行统计处理。
三、研究结果
1.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网络社交效能、自尊和乐观的相关分析
对网络利他行为、网络社交效能、自尊和乐观进行皮尔逊积差相关分析(见表2-4),结果发现,网络利他行为、网络社交效能、自尊与乐观的得分两两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因此,网络利他行为、网络社交效能、自尊、乐观具有密切的相关关系。
表2-4 各变量的相关分析
注:∗∗p<0.01
2.大学生网络社交效能与自尊对网络利他行为与乐观的中介检验
由上一步分析可知,网络利他行为、网络社交效能、自尊和乐观两两间有明显正相关,为进一步研究四者之间的关系,故以网络利他行为为自变量,乐观为因变量,网络社交效能、自尊为中介变量,构建部分中介模型,如图2-3所示,相关指标见表2-5。由模型各拟合指标可知,网络社交效能在网络利他行为与乐观中起部分中介作用,效应值为0.46×0.25=0.12。网络利他行为对乐观的直接效应为0.17,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值为0.12/(0.17+0.12)=0.41。自尊在网络利他行为与乐观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效应值为0.47×0.31=0.15,网络利他行为对乐观的直接效应为0.17,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值为0.15/(0.17+0.15)=0.47,网络利他行为通过网络社交效能和自尊的链式中介作用对乐观产生影响,效应值为0.46×0.33×0.31=0.05。
图2-3 网络利他行为、网络社交效能、自尊与乐观的模型
注:∗∗∗p<0.001
表2-5 模型各项拟合指数
四、讨论
本研究发现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对乐观特质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大学生的网络利他行为出现频率越高,其乐观特质越明显。相反,网络利他行为出现频率越低,个体的乐观特质越不明显。网络利他行为频数上升,增加了个人积极体验,个体自身正能量得到了提高,内心增强了对于自我的肯定,自我价值感得到了体现。网络利他行为出现频次增多,不仅能够增强个体对于事物的积极认知,而且有利于促进乐观特质形成。乐于主动在网络上帮助别人的个体,通常会得到更多积极体验,对事情持有积极的态度和预期,这对于塑造乐观特质有重要意义。
通过本研究对于网络利他行为与乐观特质之间的探讨,研究结果表明,网络利他行为不仅直接对乐观产生影响,而且也通过网络社交效能感的中介效应对乐观产生作用。网络利他行为出现次数越高的个体,通过自身积累的经验或者技能实现对他人的帮助将获得更多的成功体验,这些成功体验的持续积累可以提高个人判断某项任务的能力,增强其网络社交效能感。而网络社交效能感又会进一步强化个体对于将来的积极正面的期待,因此个体在实际生活中对于事物的态度更积极乐观。拥有较高网络社交效能感的个体,能促使人们在活动过程中做出更多的努力并坚持不懈,表现出对于生活的乐观态度。由此可得,网络利他行为首先会影响个体的网络社交效能感,网络利他行为的增加使得网络社交效能相应提高,而较高的网络社交效能感又促使其乐观特质的形成与发展,因此就形成了“网络利他行为→网络社交效能感→乐观”这样的一种作用模式。
本研究表明网络利他行为还通过自尊作用于乐观。自尊水平越高,自我认同感越强,自我能力和自我价值的积极肯定,从而在网络环境中表现出更多的网络利他行为。亲社会理论模型表明,个人亲社会行为的产生包括以下三个阶段:积极关注他人、产生助人意图以及实际的助人行为[18]。同理,网络利他行为出现频率的提高,包括了积极关注需要帮助的人和事物,在内心产生了助人的意图以及最后在网络中实施了实际的助人行为。这不仅使个体对于事物有着更为积极的认知,而且有利于提升自尊水平[19]。除此之外,网络利他行为增进了个体的积极情绪,个体自身的自尊水平随之增强。这样,积极的认知评价及高自尊有助于乐观特质的形成。
研究发现,网络利他行为通过网络社交效能和自尊的链式中介作用影响乐观,这为网络社交效能和自尊在网络利他行为与乐观之间的中介提供进一步实证支持。网络利他行为出现频率越高,积极体验越丰富,自我价值得到正强化,自尊心随之提高,用积极乐观的态度对待事物,有助于乐观特质的形成。此外,善于主动在网络上帮助他人解决问题的个体,网络社交效能相对较高,这对于塑造乐观特质有重要的积极影响。网络利他行为不仅对乐观有着正向预测作用,网络社交效能又影响自尊水平,而自尊水平的高低与网络利他行为密切相关。因此,网络利他行为通过网络社交效能和自尊的链式中介间接地对乐观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