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维庸之妻

一

深夜，玄关处传来一阵慌乱的开门声。我蓦然惊醒，随即意识到必是喝得烂醉的丈夫回来了，我没理会，默不作声地继续睡去。

丈夫打开隔壁房间的灯，一面狂乱地喘着粗气，一面翻箱倒柜，似乎在寻找什么。不久，只听一声像是重重地坐在榻榻米上的声音，之后就只剩下呼哧呼哧的喘息声了。他到底在干吗？我没有起身，躺着说道：“您回来啦。吃过饭了吗？碗橱里还有饭团。”

“不用了，谢谢。”他一反常态，温柔地回答我，跟着又问道，“儿子怎么样了，还发热吗？”

这种问话着实少有。儿子明年就满四岁了，不知是营养不良，还是丈夫酗酒的影响，抑或是其他原因，他比那些两岁的孩子还要瘦小，不但路走不稳，就连话也说不清，只会咿咿呀呀地吐出一些简单的词语，我甚至担心他的脑子是否有问题。有次我带孩子去澡堂，当抱起光着身子的孩子，看到他孱弱丑陋的身体，顿时心如刀割，禁不住在众多浴客面前哭了出来。此外，孩子一年到头不是拉肚子就是发热，丈夫又极少在家，也不知他心里是如何看待孩子的。每次我告诉他儿子发热，他却总是轻描淡写：“是吗，那你带他去看医生不就行了？”说话间又匆忙披上斗篷出门去了。我何尝不想带孩子去看医生，可是家徒四壁，哪来的钱？我只能躺在孩子身边，默默地抚摸他的头，别无他法。

然而今晚，不知为何，丈夫如此温柔，竟关心起孩子的病情来。我没有丝毫喜悦之情，反而心生一股不祥的预感，只觉脊背发凉，不知如何作答。屋里一时只闻丈夫剧烈的喘息声。沉默持续良久，忽地，门外传来女人微细的声音：“有人在家吗？”

我仿佛被兜头浇了一盆凉水，浑身一凛。

“您在家吗，大谷先生？”这次她稍微加重了语气，同时传来了开门的声音。

“大谷先生！我知道您在的。”话音中已带着明显的怒意。

听动静，丈夫总算去了玄关，“什么事？”他似乎很不安，语气生硬地答道。

“还能有什么事？”女人压低声音说道，“看起来你也是有家有室的人，何苦要做盗窃之事？请别再开这种恶意的玩笑，快把那东西还给我。否则，我马上去报警。”

“你在胡说什么！你少在这儿侮辱人。这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马上离开！你们若是不走的话，我才要去告你们呢。”

这时，另一个男人的声音响起：

“老师，真是好胆魄啊。说什么不是我们能来的地方，真是唬得我话都说不出来啦。这事可不比其他，你这是盗窃钱财，开玩笑也得有个限度吧。时至如今，你知道我们夫妻俩为你吃了多少苦头吗？非但如此，你今晚还做出这种不知廉耻之事。老师，我可真是看错你了啊。”

“你们这是敲诈！”丈夫高声叱喝，声音却不自禁地颤抖，“是恐吓！马上离开！你们若是有什么不满，明天再说。”

“你可真会虚张声势啊，老师，俨然一个彻头彻尾的无赖。如此看来，我们除了报警别无他法了。”

“悉听尊便！”丈夫激动得声音都变了，却越发听出他的心虚。

我起身在睡衣外面披了件外套，走到玄关，对两位客人说道：“欢迎光临寒舍。”

“呀，这是夫人吗？”

男人穿着一件及膝的短大衣，五十岁出头，一张圆脸毫无笑容，向我微微点头示意。

女人则是四十岁上下，身材纤细，衣着整洁。

“深夜造访失礼了。”女人亦是同样的面无表情，解下披肩，对我还礼。

这时，丈夫突然穿上木屐向外逃跑。

“嘿，这可不行！”

男人一把抓住丈夫的一只手，两人随即纠缠起来。

“放手！刀子可不长眼！”

丈夫右手中的折叠刀闪着寒光。那把刀是丈夫的珍藏之物，一直收在书桌抽屉里。刚才丈夫回到家中就一通翻找，想必是早已料到会发生接下来的事，才会事先找出刀子藏在怀中。

男人不禁后退几步，丈夫趁机逃脱，如同巨大的乌鸦般，挥舞着斗篷的短袖，冲进黑夜中。

“强盗！”男人大喝一声，欲追将上去。我忙赤脚跑出门外，拖住他：“求您消消气。你们两位无论谁受伤都不好。请您将剩下的交给我处理吧。”

听我如此一说，旁边那位四十岁的女人也说道：“是啊，老公。那人现在发了狂，手上又拿着刀，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来。”

“混蛋！报警吧！我绝饶不了他。”男人呆呆地望着漆黑的外面，自言自语般喃喃道。他全身的力量已经松懈。

“实在是抱歉。请进来，把事情经过告诉我。”我回到玄关蹲下身，“我也许能代为善后。请进屋再说吧，虽然地方简陋。”

两位客人对视之后微微点头，随后男人整了整衣服：“无论您说什么，我们的心意已决。不过，我们会将事情的原委告诉夫人。”

“好的，请进。坐下来慢慢说。”

“不，其实我们也没太多时间。”男人一边说着，一边准备脱下外套。

“不用了，请您就这样进来吧。屋里挺冷的，真的，请您穿着外套吧。因为家里一件取暖用具都没有。”

“那我们就失礼了。”

“请。这位太太也穿着外套进来吧。”

男人走在前面，女人跟随其后，一起进了我丈夫那间六块榻榻米大的房间。开始霉变的榻榻米、残破不堪的纸窗、斑驳的墙壁、纸面脱落露出骨架的推拉门、角落里摆着书桌和书橱，而书橱空空如也。见到如此惨淡的光景，两位客人也不禁倒抽一口冷气。

我将破旧得露出棉絮的坐垫推给他们：“榻榻米太脏了，请两位屈就一下，坐这上面吧。”随后我再次寒暄，“初次见面。我丈夫一直以来似乎给两位添了很多麻烦，而且今晚也不知何故，竟做出如此骇人之事，我真不知该如何致歉才好。无论如何，像他那样喜怒无常的人……”话到一半，一时语塞，落下泪来。

“夫人，请恕我冒昧相问，您今年贵庚？”男人毫不介意坐垫的残旧，大大咧咧地盘腿坐在上面，手肘抵住膝盖，拳头撑着下巴，向前倾着上身，对我问道。

“请问，您是指我吗？”

“是的。您丈夫应该是三十岁吧？”

“是，我……比他小四岁。”

“那也就是，二十六岁。他可真是太过分了。您还这么年轻啊。不过，想来也是，丈夫三十岁的话，确实也理应如此。只是，您实在是令人吃惊。”

“我先前也是。”女人从男人身后探出头来，“太不可思议了。有这样一位贤淑的太太相伴，何以大谷先生会如此不堪呢，是吧？”

“病了，一定是病了。以前还没那么过分，可是近来情况却越来越糟。”男人说完，深深地叹了口气。

“是这样的，夫人。”他一改语气，步入正题。

“我们夫妻俩在中野站附近经营着一家小餐馆，我们都是上州[31]出身。您别看我现在是个正正经经的生意人，以前却是相当的不务正业，也不屑在乡下跟农民做些锱铢必较的小买卖。”

“大约二十年前，我带着老婆来了东京。最初我们在浅草的一家餐馆里做伙计，同所有人一样几经辗转辛劳，渐渐有了点积蓄。昭和十一年，我们在中野站附近租了现在的那间小房子，只有六块榻榻米大，外带一小块泥地，不瞒您说真是个狭窄邋遢的小地方。虽然餐馆开业了，但招待的都是些每顿只肯花一两元的客人，我们心里实在是没底。尽管如此，我们夫妻俩仍想着勤俭节约，踏踏实实地开好这家店。靠着勤俭节约，我们得以有余钱进到较多的烧酒和杜松子酒。那之后酒类供应开始短缺，其他的餐馆都被迫转行或是停业，但是我们家好歹把这生意坚持了下来。当然，熟客们也十分仗义，甚至有人通过关系，将某位军官的酒肴分了少许给我们。”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空袭越渐频繁。我们既没有孩子拖累，也不愿回乡避难，于是打算经营到房子被烧毁为止，一直坚守着这摊生意，最后总算是平安无事地挨到战争结束，大家都松了口气。现在我们公开地从黑市进酒来卖。总之，我们就这样挨了过来。我这般长话短说，兴许会让您觉得我们并未遭遇大风大浪，反而一路颇有些运气吧。但事实上，人生如地狱，正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当真就是这个理。每迎来一件好事，便会有成倍的坏事降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无忧无虑的日子能有一天，啊不，半天的话，那就算走运了。”

“您的丈夫大谷先生第一次来我们店里，是昭和十九年的春天。那个时候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形势还没那么严峻，不，也许那时便已经走向败局了吧。反正我们对这些事情的所谓实质或真相一概不知，都以为只要再坚持两三年，至少能跟同盟国以平等的身份议和。大谷先生初次来店里时，我记得应该是穿着久留米织造[32]的便装，披着斗篷。不过，不只是大谷先生，那时候即便是东京街上也很少有穿防空服的人，大部分人仍是穿着平时的装束放心外出。所以，我们也没有觉得他的着装不整或是别的不妥。当时，大谷先生并非独自一人，虽然是当着夫人的面，罢了，我还是不再隐瞒，实话跟您说吧，您丈夫是由一位三十多岁的女人领着从后门悄悄进来的。”

“那段时期，临街的正门都是关闭的，用当时的流行语说叫闭门营业，只有极少数的熟客懂得从后门悄悄进来。他们也不会坐在泥地的椅子上喝酒，而是在铺着榻榻米的房间里，不开灯也不喧哗，静静地喝到醉。这是那个时期的规矩。说起那个女人，她先前在新宿的酒吧里做女招待，总是带一些大方的客人来我们店里喝酒，那些客人慢慢成为店里的熟客，这就是所谓的各行有各道，算是互惠互利吧。那女人的公寓就在附近，新宿的酒馆关闭之后她不再做女招待，但仍时常带相识的男人过来。那时候我们店里的存货也日益减少，即便是再爽快的客人，增加一个酒客对我们来说可不是件高兴事，反而是件麻烦事。只是，那之前的四五年间，她带了许多出手阔绰的客人来光顾，算是于我们有恩，对她介绍来的客人，我们都尽量好好招待。”

“所以您丈夫那时候被小秋带着从后门悄悄进来，哦，小秋就是那个女人，我们也毫不奇怪，依旧把他们请进里面的房间，奉上烧酒。那晚，大谷先生规矩地喝酒，账是小秋付的，最后两人又一同从后门离去。不知为何，那晚大谷先生沉静文雅的举止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魔鬼初次现身，会表现得那般纯真而安详吗？从那晚开始，我们的小店就被大谷先生盯上了。”

“十天后，大谷先生独自从后门进来，一下掏出一张百元纸币。哎呀，那个时候一百元可是笔大数目，比现在的两三千元还值钱。他将钱硬塞到我手里，说拜托我了，然后怯懦地笑笑。当时，我看他的样子已经喝了不少，想必夫人您也该知晓，他的酒量真是无人能及。有时我们以为他醉了，可他又突然一本正经地说出条理清晰的话来。而且他即使喝得再多，也从未醉得走路摇晃。虽说三十岁左右正值血气方刚，正是能喝酒的时候，可是酒量好到他那种程度的着实少见。那晚也是，尽管已在别处喝了不少，他仍在我们店里接连喝了十杯烧酒，自始至终都沉默寡言，我们夫妻俩与他攀谈，他也只是腼腆浅笑，或含糊不清地附和两声。突然间，他站起身来询问时间，我忙将剩下的零钱找给他，他却答称不用。我加重语气说道：‘您这样让我们很为难。’他这才笑道，那就预存在这里，他下次再来。说完就离开了。”

“夫人，自始至终，我们从他手里拿到钱真是仅此一次。从那之后，他就想尽办法骗吃骗喝。三年时间里，他一分钱都没付过，我们的酒却几乎全叫他一人喝光了，太荒谬了！”

听到这里，我竟不自觉地笑了出来。没来由地忽然间觉得可笑。我慌忙掩嘴，望向老板娘，只见她也低头笑着。随后，老板也露出一丝无可奈何的苦笑。

“唉，真是的，明明不是什么好笑的事情，可确实太过离谱，自己也忍不住想笑。说实在的，他若是能把这般厉害的能力用到正途上，当个大臣或是博士，都不在话下。不单是我们夫妻俩，据说被那人缠上骗光家财，在这冰天雪地里哭的人可不少。就说小秋吧，和大谷先生结识后不久，她原先那个不错的靠山也跑了，她自己的钱与和服也不见了，眼下正住在大杂院的一间脏屋子里过着乞丐般的生活。小秋刚认识大谷先生的时候，简直近乎无耻地向我们胡乱吹嘘。她说大谷先生的身份尊贵，是四国某位大名的分支，大谷男爵的次子，因为品行不端被赶出了家门，不过一旦他的男爵父亲去世，他就能与兄长平分家产。其次，大谷先生本身智商极高，堪称天才，二十一岁的时候就写了书，比石川啄木那位大天才写得还要出色，之后陆续又写了十余本书，年纪轻轻俨然已是日本第一大诗人。此外，他还是位大学者，从学习院高等科进入了第一高等学校，再升入帝国大学，既会德语又会法语还会什么的，哎呀，总之被小秋吹得天花乱坠，恍若神人。她所说的，倒也并非全无根据。我们向旁人打听过，也都说大谷先生是男爵的次子，是有名的诗人。这下可好，就连我家这老婆子，都一把年纪了，也跟小秋争起风来，说什么出身名门就是不同，一脸期盼大谷先生驾临的狼狈相，真叫人难以忍受。”

“现在说起那些名门望族，和平民百姓也没什么区别。可直到战争结束前，提到追求女人的手段，不外乎就是扮演被逐出家门的豪门少爷。奇怪的是，女人还就吃这一套。这还真是，用现在流行的那个词说，就是叫作奴性的东西吧。当着夫人的面这么说可能有些失礼，像我这种人，大家都会说什么老奸巨猾，而这位堪堪称得上望族的所谓四国大名的分支，还是次子，与我等又有什么地位上的差别呢？我断不会去做那种谄媚逢迎之事。可话虽如此，不知为何我就是拿那位老师没办法。每次下定决心无论他如何哀求也绝不再让他蹭酒，然而每次见到他好像被人追命一样突然而至，到了我们店里就一副安心的模样，刚下定的决心便再次动摇，忍不住又拿酒给他。其实他喝醉了也从不胡闹，若是能如期清账的话，还真是一位好客人。他从不吹嘘自己身份高贵，也不以天才之类的无聊身份自居，每次小秋那家伙在老师身旁向我们鼓吹他的伟大，他就突然岔开话题，说他只是想要钱，想要结清这里的账，一句话就冷了她的场。”

“大谷先生虽从未付过欠我们的酒钱，不过小秋却时常代付。除此之外，还有一位似乎不好让小秋知道的神秘女人，那女人似是哪家的夫人，跟大谷先生来过几次，也曾帮大谷先生付过不菲的金额。我们说到底也是商人，若非有人垫付，不管是大谷先生还是王公贵族，也没有让他一直白吃白喝的道理。尽管时不时地有人替他付钱，然而毕竟长贫难顾，我们已经蚀了大本。后来听说老师家在小金井，并且已有妻室，就想登门拜访商谈一下账款之事。我们曾向大谷先生委婉地打听府上地址，岂料他立时察觉，反而说‘我没钱就是没钱，何苦如此计较呢，闹翻脸吃亏的是你们……’诸如此类难听的话。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想至少要找到老师的家在哪里吧，于是跟踪过他两三次，不过每次都被他巧妙地摆脱了。”

“那之后，东京开始频繁遭受大空袭，有次大谷先生竟然戴着军帽闯进来，自顾自地从橱柜中取出白兰地之类的酒，站着大口喝完后，又一阵风似的离开。别说付钱了，连句话都没有。终于熬到战争结束，我们便公开从黑市进了酒肴，又在店门口挂出新的招牌布帘，顶着困难把门面做足，为了招揽顾客还雇用了一名年轻女孩。那位魔鬼老师也再次现身，但并非带着女人，而是每次都跟两三名报刊记者一同前来。用那些记者的话来说，就是军人的时代注定要过去，反倒是以前挨穷的诗人将更受追捧。大谷先生跟那些记者高谈阔论，尽说洋人名字，又讲英语，又谈哲学，全是些莫名其妙的内容。记者们正一头雾水，他便忽然起身离开，再不复返。记者们等得兴味索然，嘟囔着‘那家伙到底去哪了，我们也差不多该回去了吧’，便开始准备离开。我忙说：‘诸位请稍等，老师总是以这招遁逃，所以账还得由你们来结。’有时候那些人会老老实实地凑了钱结账离开，也有时，他们会怒气冲冲地说：‘找大谷付钱去，我们可就靠着五百元过活。’这时候我也只能答道：‘话虽如此，您知道大谷先生至今为止赊了多少账吗，若是诸位能从大谷先生手里讨回债款，不论多少，我都将其中的一半送与诸位。’记者们闻言都一脸惊愕：‘什么啊，没想到大谷竟然是这么卑劣的家伙，今后再也不同他喝酒了，我们今晚带的钱还不足百元，明天再给送过来吧，先将这个押在这里吧。’随后豪爽地脱下外套或是取出别的东西。”

“世人都说记者品行低劣，可与大谷先生比起来，却不知正直坦率了多少。大谷先生若是男爵的次子，那记者们便称得上是公爵统领了。战争结束后，大谷先生的酒量见长，面貌也渐趋凶恶，还会随口说出一些以前从来不说的下流笑话，有时甚至会突然出手殴打与他同来的记者，然后双方扭打成一团。就连我们店里雇来的那个还不到二十岁的女孩子，也不知什么时候给他骗到了手，真是把我们吓得半死，愁得手足无措，可无奈米已成炊，我们也只好忍气吞声，苦心劝说那女孩与他断绝联系，悄悄将她送回亲戚身边。”

“我向大谷先生请求，前事既往不咎，只求您以后别再来了。他竟语带威胁地说：‘你这种赚黑心钱的人也配这么说话？你们的事我可什么都知道。’翌日晚，他照旧若无其事地光临本店。想来是因为我们在战时还暗地里做着买卖，作为惩罚，我们才不得不忍受这个魔鬼。然而他今晚竟然犯下这种恶行，不管他是诗人也好老师也罢，他如今只是盗贼，他可偷走了我们五千元钱哪。平日我们进货需要钱，店里充其量只有五百、一千元的现金，不瞒您说，我们右手收进来的营业款，左手马上就拿去进货。今晚我们店里之所以会有五千元这么大一笔钱，是因为眼看年关已近，我便去几个老主顾家里收账，好容易才收到这个数目。这笔钱相当重要，若不能即时用来进货，到明年正月我们的生意就做不下去了。我老婆在里间点算清楚之后，就将这笔钱放进柜子抽屉里。那人原本独自在泥地的椅子上喝酒，似是看到了这一幕，忽然起身冲进里间，一言不发地推开我老婆，拉开抽屉，一把抓起那叠五千元钞票塞进斗篷口袋里，我们还没回过神来，他就飞快地冲出店外逃走了。我一边高喊，一边和老婆在后追赶。我也曾想，既然事已至此，不如高呼抓小偷，引来行人一同制伏他。可转念一想，大谷先生怎么说也算是熟人，那样做未免也太不留情面。于是，我们决定今晚无论如何一定要跟紧大谷先生，找到他的落脚点，和他好好谈谈，请他退还那笔钱。我们只是做生意的一般人，夫妻合力才总算找到贵府，强忍怒火，好声好气地请他归还钱财，未承想，他竟然掏出刀子扬言要动武，真是岂有此理。”

不知为何，我再次感到强烈的笑意，终于忍不住笑出声来。老板娘也红着面浅笑着。我抑制不住一直笑着，虽自知对老板很是失礼，却仍是觉得莫名地可笑，笑得无法停止，直至流下眼泪。我忽然想到，丈夫在诗中所写的“文明的结果是滑稽”，说的也许就是这种心情吧。

二

无论如何，此事并非仅凭大笑便能解决。我稍加思索后，向那两位说道：“这件事我会尽力给你们一个交代，至于报警的事恳请再推后一日，明日我会亲自上门拜访。”我询问了他们家店铺在中野的详细位置，勉强征得两位的同意后，请他们暂且先回去。随后，我独自坐在房间里苦思解决办法，却没有丝毫头绪。我起身脱掉外套，钻进孩子的被窝，轻轻抚摸孩子的额头，真希望永远停留在这一刻，黎明永远不要到来。

我的父亲以前在浅草公园的葫芦池畔摆一个关东煮小摊。母亲过世得早，我与父亲相依为命住在大杂院里，小摊也是两人一起照看。那时，我现在的丈夫时不时会来光顾，后来我便瞒着父亲与他私会，直到有了身孕才被迫公开。几番吵闹折腾过后，我总算成了他名义上的妻子，当然既没有登记也没有仪式，孩子也成了私生子。他每次一出门就是三四天不回家，有时候甚至整月不归，不知他究竟在哪做了何事，每次回家都是酩酊烂醉，面色惨白，状似艰难地喘着粗气，一言不发地看着我的脸，随后竟扑簌落泪。有时会突然钻进我的被窝，身体瑟瑟发抖，紧紧抱住我说：“啊，我不行了。我好怕，我好怕啊。太可怕了！救救我！”即使睡着，他也总是说梦话、呻吟。次日清晨，他整个人如同失魂落魄一般，精神恍惚。可一转眼，他便又不见踪影，随后照例数日不归。丈夫有两三位相识已久的出版社的朋友，承蒙他们体恤，不时接济一二，我和儿子才不至于饿死。

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再一睁眼时，清晨的阳光已透过木板套窗斜射进来。我起身将一切打点妥当，然后背着儿子出门。我实在无法再默不作声地待在家里了。

我漫无目的地向车站走去，在站前的露天摊买了块糖果给儿子吃，之后心念一动，我便买了一张到吉祥寺的票，上了电车。我抓着吊环，漫不经心地看着电车天花板上垂下来的海报，忽然发现了丈夫的名字。那是某杂志的广告，丈夫在那本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弗朗索瓦·维庸》的长篇论文。我注视着弗朗索瓦·维庸这个标题和丈夫的名字，不知为何，心酸的泪水夺眶而出，那海报也模糊在氤氲泪眼中。

在吉祥寺下车之后，我背着儿子去了井之头公园。时隔多年再次故地重游，池边的杉树已被砍伐殆尽，只剩一片等待施工的空地，看似颇为悲凉。记忆中的光景已全然改变。

我把儿子从背上放下，两人在池边一张破旧的长椅上并排坐了下来，我拿出从家里带来的山芋喂给儿子吃。

“儿子，你看多漂亮的池塘呀。以前啊，这个池塘里有好多好多的小鲤鱼和小金鱼呢，可是现在，什么都没有了，真无趣啊。”

儿子不知在想些什么，小嘴里含满了山芋还未咽下，就兀自咯咯地笑了起来。虽是自己的孩子，可我仍觉得儿子是否太过愚钝。

在池边的长椅上一直坐着也于事无补，我又背起儿子，慢慢返回吉祥寺车站，逛了几圈热闹的露天街市之后，在车站买了张去中野的车票。我心里既无思量也无计划，只是如同被恐怖的魔鬼深渊吸入一般上了电车。行至中野站，我下车按照昨晚店主所授的路线，步行到了他们的小餐馆门前。

店铺正门紧闭，于是我绕到屋后从侧门进去。老板不在家，只见老板娘一人在打扫。与老板娘照面的瞬间，我竟脱口而出地撒了谎：

“大婶，那笔钱我应该能如数归还。不是今晚就是明天，总之我有把握凑齐，请您不必担心。”

“哟，是吗？那太感谢了！”老板娘面露喜色，但眉宇间仍可见一丝不安。

“大婶，是真的，确实会有人替我送钱过来。在那之前，我会一直待在这里做人质。这样您应该放心了吧？在钱送到之前，请让我在贵店帮忙吧。”

我把儿子从背上放下，让他独自在里间玩耍，随后我便手脚利落地干起活来。儿子早已习惯了独自玩耍，不会打扰我做事。或许是脑子不好的缘故，他也从不认生，还冲着老板娘笑。我代老板娘去取他们家的配给物资，不在店里的时候，儿子也乖乖地待在里间的角落，摆弄着老板娘给的美国罐头的空罐子。

中午时分，老板进了些鱼和蔬菜回来。我一见到老板，立刻又说了一遍同样的谎言。

未承想，老板闻后神情一愣，用平静却略带教训的口吻说道：“这样啊，不过，夫人，钱这东西，只要还没到自己手里，都是靠不住的呀。”

“不，您听我说，这是千真万确的。所以请您相信我，今天之内先不要报警。在那之前，我会一直在店里帮忙的。”

“只要能还钱，那就万事大吉了。”老板似是自言自语道，“不管怎样，今年只剩下五六天了。”

“是的，正因为如此，我才……哎呀，来客人了啊。欢迎光临。”话到一半，店里进来三位工匠模样的客人，我连忙笑脸相迎，随后向老板娘小声道，“大婶，麻烦您，围裙借我一下。”

“呀？雇了位美人啊。老板你可真厉害。”一位客人说道。

“请不要打她的主意哟。”老板半开玩笑半严肃地说道，“她可是关系到一大笔钱。”

“一百万美元的名马吗？”另一位客人开着下流的玩笑。

“即便是名马，雌马也只值半价而已。”我一边烫着酒，一边毫不示弱地反唇相讥。

“别谦虚嘛。今后在日本，马也好狗也好，都是男女平等啦。”最年轻的那位客人用近乎叱喝的声调嚷道，“小姐，我迷上你了。一见钟情哪。可惜呀，你已经有孩子了？”

“没有的事。”老板娘从里间抱着孩子走出来，“这是我们从亲戚家抱来的孩子。这样一来，我们也终于有继承人了。”

“钱也有了。”一位客人打趣道。

老板接过话头，一本正经地念叨：“又搞女人，又欠债。”随后话锋一转，向客人问道，“几位来点什么？什锦火锅怎么样？”

彼时，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果然如此。”我兀自点点头，然后若无其事地将酒壶端给了客人。

那天刚巧是圣诞节前夕，似乎叫作平安夜，因此，顾客络绎不绝，纷至沓来。我从早到晚一直未进食，老板娘劝我吃点东西，但我心事郁积，推说很饱，什么都没吃。如此一来，自己反而感觉身轻如燕，做起事来利落自如。不知是否是自我陶醉，我总觉得那天店里的气氛格外活跃，不少人询问我的名字，或是想要与我握手。

然而，这样又有何帮助呢。我仍然没有想到任何解决事情的办法，只是机械性地笑着，受到客人们猥亵的调笑，我便用更加下流的笑话回应，如此穿梭于宾客之间斟酒倒茶。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我的身体若是能如冰淇淋一般融化消失掉该有多好。”

奇迹，有时也会降临于世。

九点刚过，店里来了两位客人。男客戴着圣诞节的纸质三角帽，像怪盗罗宾[33]那样用黑色面具遮住上半张脸，与他同行的是位三十四五岁，身材纤瘦的漂亮夫人。那男人背对着我们，坐在外间角落的椅子上。尽管如此，打从他一进店，我便认出了他。我那强盗丈夫。

他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到我，我也佯装不知，继续与其他客人开着玩笑。然后，那位夫人在我丈夫对面坐下，向我招呼道：“小姐，麻烦你。”

“是。”我答应一声，便向他们那张餐桌走去，“欢迎光临。两位点酒吗？”

丈夫闻言，透过面具瞅了我一眼，随即大惊失色。我轻轻摩挲着他的肩膀，说道：“是说恭贺圣诞呢，还是有什么别的说法？看您的样子再喝一升没问题吧。”

那位夫人对此毫不理会，一脸严肃地对我说：“小姐，不好意思，我有事想同这里的老板私下商谈，劳烦您请他过来一趟。”

我找到正在里间炸食物的老板道：“大谷回来了，请您去见他一面吧。不过，请您不要对那位夫人提我的事情，不能让大谷丢脸。”

“终于来了啊。”

老板虽然对我之前所说的谎言半信半疑，但对我却十分信任，他单纯地以为丈夫之所以回到此地，也是我一手安排的结果。

“我的事情，请一定保密啊。”我再次提醒道。

“如果这样比较好的话，我照办便是。”他爽快地应承道，随即去了外间。

老板略微扫视一遍所有来客，然后径直向丈夫那桌走去。他与那位漂亮夫人交谈几句后，三人一起出了店门。

我忽然觉得万事都解决了。不知为何我对此深信不疑，喜不自禁地用力抓住一位年轻客人的手腕，他穿着藏青底碎白纹的和服，看起来还不到二十岁。我对他说：“来喝一杯吧，来喝一杯吧，今天可是圣诞节呀。”

三

仅仅过了三十分钟，不，也许更快，快到我为之惊讶的程度，老板便独自回来了。他走到我身边说：“夫人，太感谢您了。终于收回那笔钱了。”

“这样啊，太好了。全部吗？”

老板苦笑道：“嗯，昨天的那笔倒是全还了。”

“到现在他总共欠了多少钱？大概数目，如果可以的话再少算些。”

“两万元。”

“只有两万吗？”

“折上加折之后。”

“我来偿还。大叔，明天开始可以让我在这里工作吗？就这么办吧！我会做工还钱的。”

“哎？夫人，那可真是求之不得啊。”

言毕，我们同声大笑。

当晚十点刚过，我告别中野的店铺，背着儿子回到小金井的家。丈夫依旧没有回来，可这次，我却不以为然，明天回店里工作，兴许又能见到他。我以前怎么就没发现这种好事呢。昨天为止我所受的苦，归根结底皆因我的愚蠢，没能想到这么个好主意。我也曾帮父亲照看浅草的关东煮小摊，待人接客算是驾轻就熟，今后在中野的小店里一定能够左右逢源。单说今晚，我就收到了将近五百元小费呢。

据老板所说，丈夫昨晚拿着刀冲出家门后，就到某位熟人家里住了一宿，今天一早就冲进那位漂亮夫人经营的位于京桥的酒吧，大白天就喝起了威士忌，还胡乱给了店里的五个女孩子好些钱，说是圣诞礼物。到中午时分，他招了辆出租车不知去了何处。不久，他便带回来一堆圣诞三角帽、面具之类的，甚至还有蛋糕和火鸡，然后又到处打电话叫来一群朋友，开起了酒会。酒吧老板娘素知他手里无钱，不禁心生疑惑，私下向他追问，丈夫竟也满不在乎地将昨晚之事和盘托出。那位酒吧老板娘与大谷似乎交情匪浅，所以对他好言相劝，说若是真的闹到警察局也是自讨无趣，终究还是得还钱，之后又答应替他出钱归还，于是由丈夫带路去了中野的小店。

中野的老板接着对我说：“大致经过可以猜出来。不过，夫人，也真亏您能想到这样的方式。莫非您拜托了大谷先生的朋友？”听语气，老板仍然以为是我一手导演了这还钱的桥段，然后到店里等着这一幕发生。我不禁莞尔，扔下一句不置可否的话语：“嗯，这就不必再提了。”

接下来，我的生活剧变，变得虚浮而快乐。我迫不及待地去美发店打理了头发，买了整套化妆品，缝补好和服，此外还向老板娘要来两双新的白色布袜。一直以来郁积在心的苦闷，随即烟消云散。

每天清晨起床后，跟儿子吃完饭，接着做好便当，我就背着儿子去中野上班。除夕和新年正是店里的旺季，椿屋的小佐——这是我在店里的称呼——每天都忙得团团转。丈夫通常每两天会来喝一次酒，每次的酒钱都是让我付，自己转眼便又无影无踪。不过，有时他在深夜会悄悄出现在店外，轻声问我：“回去吗？”我于是点点头，着手收拾东西，之后一同愉快地踏上回家的路。

“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这样呢，我觉得很幸福。”

“女人无所谓幸与不幸。”

“是吗？听你这么说，我也觉得是。那男人呢？”

“男人只有不幸。男人时时刻刻都在与恐惧作战。”

“我不明白。不过，我希望现在的生活可以一直持续下去。椿屋的大叔、大婶都是极好的人。”

“两个蠢材而已，乡巴佬，还如此贪得无厌，故意给我酒喝，到最后再敲我一笔。”

“做生意就是如此嘛，理所当然啊。不过，也不只是这样吧？你不是也把老板娘骗到手了吗？”

“老早的事了。老头子呢？他有发现吗？”

“他应该知道，说什么又搞女人，又欠债的，边叹气边说的。”

“我虽说有些自命不凡，其实想死想得不得了。我自打出生起，便一直在想着死。为了身边的人，我还是死了比较好，这是毋庸置疑的。可我总是死不了，有股奇怪的力量，就像恐怖的神灵般，总是在阻止我寻死。”

“因为你还有工作要做。”

“工作这玩意，根本无所谓。既无所谓杰作，也无所谓劣作。世人说它好，它便好；世人说它差，它便差。恰如呼气和吸气一般。令我害怕的是，这世上真有神灵这回事，你觉得有吗？”

“什么？”

“有神灵存在吧？”

“我可说不好。”

“是吗？”

在店里工作了十几二十天，我逐渐发现，来椿屋喝酒的客人无一例外全是罪犯，丈夫那样的人反而尚算文雅之徒了。而且不只是店里的客人，就连路上的行人，我也觉得他们必定藏着不可告人的罪行。有位衣着讲究，五十岁上下的夫人，到椿屋的后门来卖酒，要价三百元一升，相比现在的市价要便宜些，老板娘立即买了下来，谁知竟是掺水的假酒。外表看上去那般高贵的夫人，竟然也为世道所迫做出这种勾当，我忽然觉得，身无半点污迹的人全无可能在这世上生存。玩扑克牌的时候，集齐所有的坏牌就会变成好牌，可这样的事，在世间的道德面前是行不通的吧。

若是真有神灵的话，请你现身吧！正月末，我被店里的客人侵犯了。

那晚下着雨，丈夫没有出现。不过丈夫在出版社的旧相识，那位曾不时接济我的矢岛先生，一行二人来了店里。与他一起的像是他的同行，年纪也相仿，都是四十岁上下。两人一边喝着酒，一边半开玩笑地高声讨论着“大谷的老婆是否适合在这里做事”。

我便笑着问：“他的夫人身在何处？”

“这我倒是不知。不过她至少要比椿屋的小佐更高贵更漂亮吧。”矢岛先生如此回答。

我便顺着话茬接道：“真叫人嫉妒啊。若是大谷先生那样的人，即便只有一夜，我也真想与他做夫妻呢。我就喜欢那样花言巧语的人。”

“所以我说嘛。”矢岛先生转头向他的同伴努了努嘴。

彼时，我是诗人大谷的老婆这件事，已被与丈夫同来的记者们知晓，加之有不少好事者从记者那里听说后，特地赶来看我的热闹，店里的生意蒸蒸日上，店老板也越发红光满面。

那晚，矢岛先生两人之后一直在商谈纸张的黑市交易，十点过后方才离去。我看外面还下着雨，丈夫多半也不会来了，虽然店里还有一位客人，我仍是准备回家。我到里间角落背起睡着的儿子，小声拜托老板娘：“还得跟您借把伞呢。”

“我带伞了，我送您吧。”店里仅剩的那位客人忽然起身说道。他看上去二十五六岁年纪，身材矮小瘦削，一身工人装扮，表情严肃。这是我当晚招呼的第一位客人。

“不敢劳烦您。我习惯独自走回家。”

“不，您家远着呢，我知道。我也住在小金井那一带，就让我送您吧。大婶，麻烦结账。”

他在店里只喝了三瓶酒，看样子并没怎么醉。

我们一同乘电车回到了小金井，在小雨疏落、四下漆黑的路上，合撑一把伞并排走着。那年轻人一路上寡言少语，此时断断续续地开口说道：

“我知道您。我啊，可是大谷老师的崇拜者。我自己呢，其实也在写诗。一直以来都想请大谷老师指点一下。可实在是很惧怕大谷老师呢。”

到家了。

“谢谢您。下次店里再见。”

“好吧，再见。”

年轻人步入雨中。

半夜，我被玄关传来的开门声惊醒，以为又是丈夫酒醉夜归，便没理会。正准备继续睡去，忽然听见一个男人的声音：

“有人在家吗？大谷夫人，您在吗？”

我起身打开灯，到玄关一看，发现是刚才那位年轻人，一副摇摇欲坠的样子。

“夫人，抱歉。我回去的时候又在路边摊喝了一杯，其实，我家在立川，到车站一看已经没车了。夫人，拜托您，让我借宿一晚吧。我不要被子什么的，睡在玄关地板上就好。明天一早才有车，请您让我在这儿打个盹吧。要不是这场雨，我也能随便找处屋檐底下睡，可是下雨天实在是没办法。拜托您了。”

“我丈夫不在家，您要是觉得睡地板也行的话，请便吧。”随后，我拿了两个破旧的坐垫给他。

“打扰您了。啊，真是醉了。”他一脸痛苦地喃喃道，随即躺到地板上。我回到床铺上时，已听到他响亮的鼾声。

就这样，翌日的拂晓时分，我便轻易地落入他手中。

那天，我若无其事地照常背着儿子去店里工作。

在中野的店里，丈夫独自坐在外间，他将盛着酒的杯子放在桌上，正翻阅着报纸。上午的阳光折射在杯子上，煞是好看。

“他们都不在吗？”

丈夫回头看了我一眼，答道：

“嗯。老头子去进货还没回来，老太婆刚刚还在厨房那边呢，不在吗？”

“昨晚，你没来吗？”

“来了。这段日子不看看椿屋的小佐我就睡不着呢，十点多的时候我过来看了一眼，可他们说你刚走。”

“后来呢？”

“就在这里住下啦。雨下得那么大。”

“要不我往后就一直住在店里吧。”

“那也挺不错。”

“那就这么决定吧。我总是借住在你家也不好。”

丈夫一声不吭，仍是目不转睛地看着报纸：

“哎呀，又在说我的坏话了。说我是享乐主义的冒牌贵族。这家伙净瞎写，应该说我是畏惧神灵的享乐主义者还差不多。小佐，你看看，这里竟然还说我没人性呢。胡说八道嘛。事到如今我不得不说了，去年年底我从这里拿走那五千元，也是想让小佐和儿子过个好年啊。我要是没人性，又怎么会做那种事呢。”

我并未因此而喜出望外，只答了一句：

“没人性也不错。我们只要能活着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