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铁警生涯 （三）父亲

为什么把父亲放在这一章，我想，写一个人的一生，父亲是那么重要的角色，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而且，我的父亲，是在我调到合肥站的第三年去世的，回顾他的一生，就放在这一章也能说的过去。我在第一章第一节已经把我们老家以及父亲进行了简单的描述，第一章的其他几节也涉及到一些关于父亲的情节。这里就不再用流水账的方式来记叙了。

我的父亲据说是三代贫农。但我生下来后，就没见过爷爷，爷爷很早就去世了。奶奶一直跟着她这个最小的儿子生活。奶奶的娘家是在我们那个村庄向南大概有三公里的一个叫塘拐子的村庄。整个村庄大部分人都姓翟，都是我奶奶的娘家人。她的一个弟弟，两个妹妹都在那个村庄，我们喊老舅爹，三姨奶，老姨奶。我们小时候，每年拜年都会跑过去，奶奶平常偶尔回娘家，也带我去。我的大伯去世的早，在我爸爸刚刚成年不久，二伯就跟我爸爸分家，然后奶奶就跟着我爸爸住在一起。奶奶是个非常勤俭能干的人，我们小时候，爸妈在田地里劳动，我们上学，奶奶就在家里做饭做菜。有时邻居亲戚还请奶奶过去纺棉花。爸爸虽然脾气不好，但对奶奶还很孝顺。只是我小时候喜欢和奶奶拌嘴，气的她拿着棍子在后面撵我。

我的父亲是个从来不占别人半点便宜，但别人硬要占他便宜他也丝毫不让的人。在奶奶去世之前，他就跟住在我家后面的二伯，还有一个住在我家上面的堂大伯有很大的矛盾。我这个二伯当时是生产队队长，堂大伯是大队书记。父亲的脾气耿直暴躁，他一直认为我这个二伯向着外人，不向着家人，对他这个弟弟和我的奶奶非常寡情。父亲也偶尔跟我们讲二伯的事情，每次情绪都很激愤。两个人因为我家竹园后面的一棵椿树，也不知道呕了多少气，吵了多少嘴。都说椿树是自己栽的，谁也不让步。搁到现在，一棵椿树算什么，亲兄弟俩为了一棵椿树翻脸吵架，至于吗？算亲情账和经济账都划不来。但那时候，一方面农村都穷，另一方面两个人都是倔脾气，杠上了。两个人甚至都跪在地上赌咒，说这棵树是自己栽的，谁说谎谁家死人。父亲气的差点病倒，亲戚们也多次来调解，但那棵树最后还是给了二伯。给二伯家的二儿子，我的堂哥志付做了一扇大门。但我父亲后来万分懊悔曾经赌过的咒。1997年冬天，志付的妻子因为受不了某种病痛的折磨，上吊去世了。父亲认为是受到自己和二伯赌咒的影响。据我后来了解，那棵椿树确实是父亲栽的，父亲和母亲移栽这棵树的时候，特意挖了一个很大的坑，两个人挑了十几挑的塘泥放在坑里，所以非常肥沃，后来这个树长到了像脸盆一样粗。奶奶去世的时候，弟兄两个又因为一些礼金物品的分配闹的很不开心。农村有句土话，叫“远亲近仇”，农村亲戚住在一起，经常涉及到相邻纠纷，如果都没有豁达的心胸，矛盾也是在所难免的。我爸和住我家北边的小姑父也吵了不少次嘴，有一次还动手打架。但我始终认为，父亲这个人，他绝不会想去占他这个哥哥和姐夫的便宜，相反，我这个二伯和姑父，却比父亲自私的多。矛盾的源头也大都因为他们而起。父亲后来也让了不少步，他这个人对待自己，自己家人刻薄点，但对待朋友，对待亲戚都算是赤胆忠心的。

父亲其实是一个一直努力上进的人。也正是因为这点，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大队就让他当了我们这个生产队的生产队长。父亲干生产队长期间，带领大家修了很多水利项目。其中，大潜山到刘老圩的金河早已淤塞，父亲带头，和大家一起起早贪黑，重新挖掘出一条用于灌溉的中河。父亲年轻的时候也想入党，但因为外公事情的影响，没有如愿。外公坐牢期间，外婆，大姨，三姨相继去世，老舅辍学，我妈妈和我老姨也被送养到别人家。所以，这可能就影响了父亲的进步，成为他的一个遗憾。我小时候，偶尔听到妈妈讲到这个事情，但我觉得父亲在这点上还是豁达的。八十年代初，外公恢复了工作，在学校里当老师，父亲对外公非常尊敬，从来没流露过对外公的任何不满。我后来想，以父亲那种刚烈的性格，走仕途他肯定是走不通的。他也很难走的更远。果然后来，他就因为一些事情和我那个当大队领导的堂大伯硬顶，两个人从此后结下了梁子，谁也看不惯谁。后来，父亲索性不干了，把生产队长的位子让给了我的二伯。

父亲有个特别大的缺点，喜欢骂人。不如他的意，他就骂。特别对待家里人，每天骂骂咧咧那是少不了的。小时候对他这点，特别反感。他给我们几个孩子的关爱也很少，很少主动来关心我们。上小学的时候，每到下雨天，很多家长都到学校里来送胶鞋，送伞，父亲却从来没送过一次。我们经常赤着脚，冒着大雨跑回家。那时家里也穷，也缺少伞，胶鞋啊这些东西。还有，父亲也没时间，他天天就在刨那一亩三分地，无用功不知出了多少。父亲的第二大缺点也正在于此。他苦干精神有，但缺少科学精神，巧干不足。一辈子也不知道出了多少冤枉力气。他干生产队长的时候，就带领社员们苦干，别的生产队的秧田除草只搞两次，他非要搞个四次五次，结果把秧苗都搞死了。我家70年盖的房子，地基的石头，都是他一块一块从山上挑下来的。他耗费了很多冬天去挖塘挖沟，现在看来都没有用处。我上中专的时候，有一年夏天，他想把家里的一块地改成水田，然后栽秧，我就跟他说，那块地是沙地，地势又高，存不住水，不适合种水稻。他不信，拼命地挖地上面的一条战壕，想让战壕存水来灌溉这块地，不知道费了多少工夫。可是战壕也存不住水，当年就没有种成水稻，后来就只有放弃了。在我的印象中，父亲从来就是天不亮就起床，然后一直忙到天大黑，才回家休息。他也不注重仪容仪表，天天蓬头垢面，一双手都裂开了口子。他有一种土里刨金的精神，但土里哪能刨出来金，他做的好多辛苦都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比如，他总喜欢扫一些草榍到厨房烧，草榍本身就小，有时还潮，烧锅的时候没有火，烟还大。好草他舍不得烧，直到好草又变成了烂草。很多事情我们都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觉得他做的不对，但又不能过分讲他，讲多了就挨骂。

农村还有句土话，叫惯子不孝，肥田出瘪稻。我们小时候，虽然父亲并没有表现出来给我们多少爱，但我们姊妹三个长大后都算是孝顺的。这一个可能受父亲对奶奶的影响，另一个可能就涉及到心理学。容易得到的往往不珍惜。娇生惯养的孩子，他往往认为一切都容易得到，一切都是该得到的，所以对大人不知道感恩，而且容易形成自私的性格。而我们，从小就知道生活的不容易，在磨难和困顿中锤炼自己的人品。特别是长大以后，对父亲也更多了一些理解，对他隐藏在辛苦和操劳后面的爱有了更深的感受。我在苏州上中专时，虽然那时候很穷，平常生活费都少的可怜，但我依然在每次寒假或暑假时买好多苏州的特产带回家，给父母亲品尝。父亲每次总是埋怨我买多了。在蚌埠工作以后，我回家也算比较勤的。说实话，我虽然在外地，但回家的次数比在本地的姐姐和哥哥都要多。那时候，没有私家车，老家到合肥只要一趟农村人承包的私人中巴，后来又增加了几辆。每次我都是坐火车到合肥站，然后再乘坐公交车到原来位于中医学院旁边的客运西站，然后坐这些农村的中巴回老家。那时候，农村的路真是差呀，从王祠店到刘老圩，一路上坑坑洼洼，汽车歪歪倒倒，像蜗牛爬行一样。一路上，还不断的停下来，让到站的村民们下车。我一般都是在汉庄那下车，然后走回家。而返回的时候，要天不亮就起床，然后步行到汉庄路口，否则赶不上到合肥的第一班车。大部分时间，父母亲都要求送我，父亲送我的时候，总是跟我唠叨一路。有几次，我没让他们送，他们就会感觉到很失落。我记得有一次一大早，也就是很平常的一次从老家返回。母亲送我到村庄后面的河沟梗，我不让她再送了。母亲反复叮咛。我突然很心酸，眼睛湿润了，我明显感觉母亲的腔调是异常的，而刚才，父亲的腔调也是异常的。在那样一个清晨，我们三个人都同时感受到了伤感。每次相聚总是那么短暂，而离别又是那么漫长。对于渐趋衰老的父母，对于一直在外面奔波的我，我们彼此间又有多少挂念而难以言说啊。

父亲一辈子没享到福。原来我们经济条件不好，他还要为我们担心。等到我们姊妹三个经济好转了，他却走掉了。08年上半年，我还在铁路乘警队工作。有一次在老家上厕所，发现里面很多血。我就问母亲，母亲说，最近一段时间，你爸爸上厕所，老是便血。我感觉不太好，就坚持要带父亲到蚌埠去检查。父亲最后同意了，那是我在蚌埠工作了十几年后，父亲第一次到蚌埠。我带着他坐火车，然后住在我那套没有装修空洞洞的房子里。夜里，我听到父亲不断的讲梦话，捶床板，我意识到不正常，他是在遭受病痛的折磨。第二天，我带他到铁路医院检查，医生偷偷的告诉我，不太乐观，可能是直肠癌，让我带他到合肥进一步检查治疗。我强忍悲痛，暂时瞒着他，决定还是让他回合肥再说。当天下午，我把儿子接了过来，父亲看到自己的孙子胖乎乎的，觉得挺好玩。我还带着他们爷孙俩到淮河文化广场转了一圈，给父亲拍下了他抱着孙子的难得的一张照片。过了几天，我送父亲到合肥安医检查，确诊是直肠癌。我把情况向远在广东的哥哥做了通报，我们决定如实告诉父亲，以便于治疗。父亲知道后，非常痛苦，他想不通，自己一辈子没做过坏事，癌症为什么会找到他身上？但疾病是按照自然规律发生，并不是按照人好人坏来选择的。我和哥哥商量后决定，请安医的一个主任到高刘做手术。因为高刘医院离我姐家不远，方便照顾。

应该说，那次的手术做的还是很成功的，父亲的肛门也保住了。之前我们一直担心肛门保不住，而要从腹部开一个口子大便，那样，父亲的术后的生活质量将受到很大影响。但父亲术后非常痛苦，一方面是病痛的折磨，另一方面，以他那么急躁的性格，身上却插了那么多管子，翻身都很困难，所以他难受的要命，经常大声的呻吟和诅咒。我和哥哥轮流在医院照顾他，好在姐姐家就在医院旁边，生活很是方便。若干天后，他身上的管子都渐渐的拔掉了，再后来就出院了。我们让他在姐姐家生活一段时间，并且跟他说，以后农活就不干了，好好休养身体。但父亲当时答应的爽快，后来不久就忘掉了。有句俗语叫好了伤疤忘了疼。父亲经过调养，慢慢的好转了以后，就又重拾旧业，继续在农村的劳动。他对自己的疾病可能发生了错误的认识，认为自己术后和正常人一样了。他还喜欢出蛮力，不知道爱惜自己的身体。那几年，农村反复的在荒山上栽树，一个人一天四十块钱，父亲也跟着后面去干，他干的还认真，不像别人，敷衍了事。割稻的时候，用小推车拉稻把，他每次把稻把堆的自己拉不动为止。母亲说，父亲后来就是因为一次稻把堆的太多，拉不动他还硬拉，从那后感觉身体就突然不如从前了。父亲术后唯一接受我们劝告的，就是不再喝酒了。父亲以前非常喜欢喝酒，在艰苦繁忙的劳动之余，他觉得喝点酒是一种莫大的安慰和休息，喝酒也是他一辈子最大的爱好。但直肠癌手术后，他坚持了两年多没喝酒。应该说，他是想要健康的。他还有很多的念想等待着自己去目睹。

2009年，在合肥站的第二年，我终于在合肥买了房子。虽然是二手房，装修却很豪华。乔迁之喜的时候，我在瑶海山庄设宴款待亲友，父母都来了，他们俩很高兴，后来大家在瑶海公园门口合影。但我想让父母在这住几天享享福，他们俩都不干。一方面家里的农活多，另一方面，母亲还在农村做点小生意，父亲还要帮她。一直到2010年父亲癌症复发，他才在我的这里住过一个晚上。2010年5月初，我带父亲到我家旁边的省二院检查，检查的结果让我如雷轰顶。父亲的肝部有密集的阴影，医生偷偷的告诉我，这是肝癌，而且，已经很晚了。应该是直肠癌细胞转移到肝部所致。我强忍着悲痛，决定这次一定要瞒着父亲。那次检查，母亲和父亲一起来的，但他俩检查完就到安徽大市场进货去了。我百般挽留他们住下，他们也不干。我看着他们远去的身影，掏出手机给哥哥打电话，电话接通，我哽咽的说不出话来。命运，为何对父亲是如此的不公？为何又要让这样残酷的现实降临到我们的身上？为了以后治疗方便，以及减轻父亲的精神痛苦，我们只跟他说是腹部有良性的囊肿，经常治疗治疗就好了。我让父亲马上接受治疗，他不干，说要等到油菜收割后才去治疗。我们也只有顺了他的意。现在在刘铭传纪念馆下面的一块绿化，就是我家原来的地。那块地，是我父亲一锹一锹挖出来的开荒地，他足足干了两三个冬天，才开垦出这块面积约有两亩左右的荒地。后来又栽柳树，又种油菜，反复搞了几次。2010年5月份，我们姊妹三个一起帮助父亲在那块地里收割油菜，父亲也没感觉到我们的异样，只是中午吃饭的时候说，他最近感觉吃饭不怎么香了，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我们三个，心里明镜似的，但是安慰他说，人到一定年龄，胃口不好是正常的。

那年油菜收割完之后，我把父亲安排到滨湖医院住院治疗，跟他说只是为了给囊肿消消炎。其实也只能就是这些常规治疗，因为之前已经反复跟医生咨询磋商过，手术已经没有必要了。父亲住了十几天院，感觉自己状态不错，就非要出院。我开车把他从滨湖接到瑶海这边，那天特别堵车，父亲坐在我的车里，说，虽然我们坐车舒服，但你们开车也不容易啊。那天晚上，父亲终于在我瑶海公园旁边的家里住了一晚。在进我家之前，在门口，父亲还特别细心的，先把鞋子脱下来，然后才穿着我递给他的拖鞋进门。父亲这一辈子总是为别人着想，从这个细节上就能反映出来。他去世后，我每每想到这个细节，都忍不住要流泪。第二天，下着大雨，我开车把父亲送回老家的村庄。补充一句，我的车子就是那年听说父亲癌症复发后买的，之前也曾考虑，但一直犹豫。直到知道父亲已经去日无多，我就下了决心很快就买了。当时，我也是我们所里七个拥有私家车的人。后来世博会开幕，我被抽到上海搞世博安保工作。在上海总共一个半月，我请了五次假回来。因为这时，父亲的癌症已经加速恶化了。虽然他还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但他感觉自己全身越来越疼，连骨头都疼。我后来只好再次把他安排到滨湖医院住院，并且让母亲和姐姐一起照顾他。等到我在上海的任务一结束，我马上向所里请公休假。因为在特殊安保期间，所里领导本来不同意的，考虑到我执着的态度，最后同意了。从那之后，我就天天奔波在瑶海和滨湖之间，早上去，晚上回来。父亲的病情越来越重，后来导尿管插上，就基本不能下床了。每天疼的时候，就用麻醉药解决，而且用量越来越大，越来越频繁。父亲不是疼的痛苦的呻吟，就是被麻醉后处于一种昏睡的状态。他后来为了减轻我们的负担，一点点饮食都不进，他怕大小便给我们带来麻烦，他想干干净净的离开这个世界。在清醒的时候，他跟我妈妈说，你是有福气的，我要保佑你活到90岁。哥哥嫂子后来也从广东回来了，在最后的三天，我们把父亲从合肥转到了老家。在老家，他的所有的侄子外甥们都回来了，他一辈子全心全意的为了这些人，在他最后的时候，这些人都回来感他的恩。

父亲是在老家昏迷三天后离开的，享年66岁。在他弥留之际，我跟他说话，他是能听到的。他的眼睛里渗出了汩汩的泪水。对于他这个儿子，他肯定有很多遗憾，又有多少想说的话没来得及说啊。他最后肯定是体谅到了我的苦心，我一直瞒着他，到死都没告诉他真实的病情。他也应该豁达了，经历了那么多的痛苦，也许解脱，到另外一个世界是无法逃避的选择。在那一个世界，也有他的很多亲人。爷爷，奶奶，大伯，大姥，还有外公外婆。这些年，我的堂大伯，堂二伯，堂叔，堂大姥，还有老家的很多亲戚朋友们都走掉了，他们肯定会在另外一个世界相会。我的堂大伯在我爸爸生前，两个人好像是死对头，仇恨了一辈子。但在我爸爸最后那几天里，他来了好几次，也哭了好几次。堂大伯在我父亲去世后五年左右，也去世了，他去世前有次讲梦话，说，好热闹，都在，都在。人活着是有灵魂的，在弥留之际也是有灵魂的。而在弥留之际的灵魂，能同时感受到这个世界，和那个世界。

父亲去世后，我痛哭了好几次。在他离开后的第一个清明节，我在网上写了一篇博文悼念。一家人看了，都痛哭不已。而今年，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我又一次的不能回去上坟了。所幸，还能以这一章的文字表达怀念和哀思。人这一辈子，承恩于父母，才有这几尺之躯。常言道，滴水之恩，当于涌泉相报。而父母的恩情，就像他天上的明月，三春的阳光。纵使我们舍身相报，也不能报得万一。所幸，我们姐弟几个，还有孩子们现在都很孝顺。这也是从父亲开始的，一种家风的传承。父亲在九泉之下，也该点头微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