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人民在革命中扮演的角色
一、民族精神的刚性与柔性
如果要理解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的历史，就一定要理解它所处的环境，尤其是要理解它的过去。一个人虽然可以从理论上否认过去——大革命时代的人们就是这样做的，而且今天有许多人还在效仿，但历史的影响仍不可避免。
只有通过若干世纪的缓慢积累，思想、情感、惯例乃至偏见才能汇集成一种民族精神，它赋予一个民族以力量。没有这种民族精神，进步就无从谈起，每一代人将不得不从头开始。
只有当构成民族精神的那些要素拥有了某种程度的刚性之后，这种民族精神才算稳定建立起来。但是，这种刚性又不能超出一定的限度，或者说它还得具有柔性。
没有刚性，先辈的精神就无法继承；而没有柔性，则先辈的精神就不能适应因文明的进步而带来的环境变化。
如果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过于柔韧的话，就会导致革命的不断发生；而如果民族精神过于固化，则会导致这一精神走向没落。同人类一样，普通物种也遵循这一规律，如果固守原来的形态，无法适应新的生存环境，就要灭亡，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很少有几个民族能够在刚性与柔性这一对于相互矛盾的品性之间达到一种恰当的平衡，古代的罗马、当代的英国也许可以看作是实现了这种平衡的完美典型。
那些精神极为稳固、持久的民族通常会爆发激烈的暴力革命。因为不能通过逐步的演进来适应环境的变化，所以当这种适应必须做出时，他们将不得不在猝然间被迫激烈地改变自身。
民族精神的刚性绝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形成的，一个民族的历史首先就是建立其民族精神的过程。对一个民族来说，只要它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民族精神，它就是一个缺乏凝聚力和力量、尚未开化的游牧部落。自罗马帝国末期法兰克人入侵以来，法兰西费了几个世纪才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精神。
虽然她最终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精神，但在数个世纪的演化过程中，这种精神变得过于僵化。如果她再多一点柔韧性的话，古代的君主政体也许就会像其他地方那样慢慢地转变过来，而我们也就能够避免大革命及其破坏性的后果了，重塑民族精神的任务也就不至于如此艰难。
以上思考，向我们指出了大革命在民族方面的起因，并揭示了同样的革命为什么在不同的国家会产生如此不同结果的原因。就以法国大革命为例，有些民族对它热烈欢迎；而有些民族则漠然拒绝。之所以反应如此迥异，是因为民族精神的不同。
英国经历了两次革命，并把一位国王送上了断头台，但仍可称得上是一个稳定的国家。情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其民族精神既稳固得足以守成传统，取其精华，又柔韧得足以修正自身而不越轨。英国人从来没有像我们大革命中的革命者那样，梦想以理性的名义彻底打破古代的传统，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
索列尔写道：“法国人蔑视政府，憎恶牧师和贵族，反抗法律；而英国人则以其宗教、宪法、贵族制以及上院为荣。在英国人看来，这些东西就像那令人生畏的巴士底狱中林立的塔楼，擅入者以藐视罪论处。英国人承认，这一城堡内部的命令颇具争议，但陌生人越俎代庖却是绝对禁止的。”
民族气质对各民族命运的影响，再明显不过地体现在西班牙语系的南美各共和国的历史之中。在这些国家里，革命频仍，政变迭起。它的人民大多是混血儿，也就是说，他们纷杂的遗传已经将其祖的特征稀释掉了，因此他们很难形成一种民族精神，也就谈不上什么稳定。混血的种族往往是最难统治的。
如果我们想更多地了解因民族原因而导致政治能力的差异的话，我们就得去考察那些曾经先后被两个民族统治过的国家。
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并不罕见，晚近的古巴和菲律宾就是明显的例子。这两个国家原来都受西班牙的统治，后又易手转而由美国统治。
西班牙统治下的古巴，以混乱和贫穷而闻名于世；然而，当这个岛国被美国接管之后，其繁荣昌盛又是有目共睹的。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菲律宾。几个世纪以来，菲律宾一直为西班牙所控制，结果这个国家被弄得一团糟：灌木丛生，疫病流行，既没有工业，也没有商业，人民过着悲惨乏味的生活。经过美国的几年统治后，这个国家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疟疾、黄热病、瘟疫和霍乱被彻底消灭；沼泽得到了治理；农村开始建设铁路、工厂和学校；十三年里，人口死亡率降低了三分之二。
我们应该用这些实例给那些理论家们提个醒，千万不要忽视民族一词的深刻含义，也不要忘记一个民族的传统精神是如何决定其命运的。
二、人民是如何看待革命的
人民在所有革命中的角色都是一样的：他们既不会去发动革命，也不能指导革命；在革命中，人民的行为是受革命领袖支配的。
正如我们在最近香槟省发生的事件中看到的那样，只有当人民的直接利益受到触动时，人民中的各个部分才会自发地起来反抗，但这种地方性的运动不过是一场骚乱而已。
当革命领袖具有超凡的影响力时，革命就非常容易发生，葡萄牙和巴西最近发生的革命就证明了这一点。不过，新思想渗透到人民的头脑中确实是一个极其缓慢的过程。一般来说，人民总是在他们不知其所以然的情况下就懵懵懂懂地接受了一场革命；如果他们碰巧理解了为什么要革命时，革命早就结束很长时间了。
人民参加革命仅仅是因为革命领袖们鼓动他们这样做，但事实上他们并没有理解革命领袖们的真正意图。他们以自己的方式理解革命的意图，而这种方式却绝不会是革命真正发动者们所向往的。法国大革命显然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1789年大革命的真正目标是要实现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权力更替，也就是说，平庸无能的旧精英将被精明强干的新精英取代。
在大革命的第一阶段，革命的议题几乎与人民没有什么相干。虽然公布了人民主权的原则，但人民主权仅仅意味着人们选举代表的权利。
普通老百姓都是一些文盲，他们不可能像中产阶级那样渴望跻身社会上层，他们也绝不会认为自己与贵族是平等的，甚至从不奢望同他们平等。无论是在观点上还是在利益上，普通老百姓与社会上层阶级都有天壤之别。
议会与王权之间的斗争需要普通民众加入其中，结果民众越陷越深。于是，资产阶级革命很快就变成了一场大众革命。
一种思想本身是没有什么力量的，只有在具备了支持它的情感以及神秘主义基础之后，它才会发挥作用。资产阶级的理论在对普通民众产生影响之前，必须根据明显的实际利益转变成一种极为明确的新信仰。
当政府向人民保证说他们可以与先前的主人平起平坐时，这种转换就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人们开始觉得自己是受害者，于是就开始抢劫、纵火、杀戮，并认为这样做就是在行使自己的权利。
革命原则的巨大力量就在于它们放纵了野蛮的原始本能，而在此之前，这些本能一直受到环境、传统和法律的约束。
群众心目中原本存留的那些社会约束逐渐卸除了，直到有一天，他们自命不凡，被那种无限权力的观念冲昏了头脑，兴高采烈地看着他们以前的主子被驱逐、被掠夺。既然大家都是主权之人，还有什么事情是不允许的呢？
在大革命开始时，自由、平等、博爱之类的格言确实表达了人们的真实希望和信念；但是随着革命的发展，嫉妒、贪婪和对优越者的仇恨到处泛滥，而这些格言则很快成了人们为此进行辩护的合法借口，沦为这些邪恶情感的遮羞布。在自由、平等、博爱这些口号的背后，大众要摆脱纪律的限制才是真正的动机。这就是为什么革命不久就以失序、暴力、无政府状态而告终的原因。
当革命从中产阶级蔓延到社会下层时，理性对本能的支配也就相应终结了，转而变成了本能支配理性。
隔代遗传的本能对理性的这种胜利是可怕的，社会所做的一切努力——这种努力对社会的存在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就是依靠传统、习俗和法律的力量来限制人类的自然本能，这些自然本能是人类原始兽性的遗传。控制这些原始本能是可能的——一个民族越是能够克服这些本能，这个民族就越文明；但是，它们却不会彻底根除，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它们激活。
这就是为什么大众的激情被释放以后会变得如此危险的原因。它就像奔流的洪水，一旦冲垮了堤坝，就会一泻千里，直至泛滥成灾，浮尸遍野。“把一个民族的糟粕激将起来无异于引火烧身！”里伐罗尔在大革命之初就曾经哀叹道，“对民众进行启蒙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三、人民在大革命中的作用
大众心理学的法则告诉我们：虽然人民可以通过追随、夸大它受到的刺激，从而在革命中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但如果没有了领袖，人民就会无所作为，他们从来不能引导自己的运动。
在所有的政治革命中，我们都会看到领袖的作用。虽然他们自己并不创立什么理念用以作为革命的理论基础，但他们却知道如何把理念作为一种手段，利用它们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思想观念、领袖、军队和大众构成了所有革命缺一不可的四个要素。
群众在领袖的鼓动下，借助人多势众蜂拥而起，他们的行动就好比一颗炮弹，在外力的作用下，能够产生一种它本身不具备的足以穿透钢板的冲击力。在群众的襄助下，革命如火如荼，而群众对于革命的要义却是一无所知；他们忠实追随其领袖，而从不问自己到底需要什么。群众推翻查理十世，是因为他颁布了《四项赦令》，至于这些赦令的内容，他们毫不关心；后来，他们又把路易·菲利普赶下了台，如果你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的话，恐怕他们就会十分尴尬，无言以对。
许多作家，从米什莱到奥拉尔都被事物的表面现象所蒙蔽，他们无一不认为是人民发动了我们伟大的革命。
米什莱断言：“革命的主角是人民。”
奥拉尔写道：“这样的看法是错误的，即认为法国大革命是由少数几个杰出人物或英雄人物发动的……我相信，从1789年到1799年，在整个这段历史中，没有谁能够凭借一己之力来引导或左右事件的发展：无论是路易十六、米拉波、丹东还是罗伯斯庇尔。法国大革命的真正主角是法国人民吗——只要我们看到法国人民是一些有组织的群体，而非乌合之众的话，答案便是肯定的。”
柯钦先生在他最近出版的一部著作中还坚持这种流行的观点。他写道：
无政府状态对于他们教益颇深，旧的秩序被打破，新的秩序与纪律很快建立起来……散布于三万多个街区社团之中的两千五百万人行动起来步调一致，形同一人。
如果人民同时采取的这些行动真的像作者设想的那样，是完全自发的话，那它确实是一个奇迹。奥拉尔先生自己很清楚这种现象是不可能的；因此，当说起人民时，他非常谨慎地指出，所谓人民就是指群体，而且这些群体可能受到了某些领袖的领导。
那么，是什么将全体国民团结在一起的呢？在国王发动进攻、内战威胁国家统一的紧要关头，是谁力挽狂澜拯救了这个国家的呢？丹东、罗伯斯庇尔，抑或是卡尔诺这些人当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真正维护了团结、捍卫了独立的是人民俱乐部，它把法国人民组织成为公社或群众团体；迫使欧洲反法联盟不得不撤军的正是法国的地方自治团体和雅各宾派的组织。如果进一步观察，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些团体当中，总有那么两三个人比其他人更有才干，无论是在政策的制定上，还是在决议的执行中，他们都表现出了领袖的风范，但我们看到——比如说，在我们阅读人民俱乐部的会议记录时——他们的力量与其说来自他们自己，远不如说来自团体。
奥拉尔先生的错误在于，他认为所有这些团体都起源于“一场充满了博爱与理性的自发运动”。那个时候，数以千计的小型俱乐部遍布法国，它们唯巴黎的雅各宾俱乐部总部马首是瞻，不敢越雷池一步。这就是事实给我们的教训，但许多人出于对雅各宾派的幻想根本不愿意承认这一事实。[3]
四、大众及其组成要素
为了确立某些理论上的概念，人民被设想成一个神秘的实体，它无所不能，具备一切美德，政客们对它大加赞赏，溢美之词不绝于耳。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看，人民在法国大革命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它又是如何被编造成一个概念的。
无论是大革命时代的雅各宾派，还是今天的雅各宾派，无一不把人民这一大众整体奉若神明，它不必为其所作所为负责，而且它从不会犯错误，人民的意愿必须得到满足。人民可以烧杀劫掠，犯下最可怕的罪行，他们今天把自己的英雄捧上天，明天又会把他贬得一文不值，他们就是这样。政客们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吹嘘人民的崇高美德和非凡智慧，并对他们的每个决定都俯首帖耳。[4]
那么，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被革命者们奉若神明、崇敬有加的神秘实体到底是由什么组成的呢？
我们可以把人民分成截然不同的两种类型：第一类包括农民、商人和各种各样的工人，这些人希望得到安宁和秩序。这样的话，他们就可以安心从事自己的职业了。这一类人构成了人民中的大多数，但这一部分人却从未想过发动一场革命。他们在默默无闻的劳作中维持生计，历史学家们常常把他们忽略。
第二类包括了那些具有破坏性的社会渣滓，这一群人受到犯罪心理的支配，是国家动荡不安的主要根源。酗酒成性的穷困潦倒之徒、盗贼、乞丐、市井无赖、居无定所的雇工，所有这些人构成了起义队伍中最危险的群体。
对于惩罚的恐惧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平时只能收敛他们的犯罪倾向，一旦当惩罚的危险消失，他们邪恶的本能就会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成为一帮凶犯。
那些玷污了一切革命美誉的大屠杀就得归咎于这一罪恶的渊薮。
正是这一帮人，在其领袖的指挥下，不断冲击大革命时期的议会。除了杀人放火、打家劫舍之外，这群无法无天的家伙没有任何理想，什么理论，什么原则，他们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
还得加上那些从最底层的平民中吸收过来的渣滓，这群人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在感染的作用下，他们也加入了运动。之所以他们大喊大叫，是因为其他人也在疯狂叫嚣；之所以他们起来造反，是因为其他人也在进行暴动，他们对自己行为的目的没有任何意识。外在环境的暗示力量，使他们进入催眠状态，一举一动都无法自持。
从古到今，这样一群骚动不安却又极其危险的乌合之众，向来都是一切起义的核心力量，他们只受到煽动家关注。在煽动家们看来，他们就是拥有至高无上主权的人民。事实上，所谓拥有最高主权的人民主要是由底层的民众构成的，这些人正如梯也尔描绘的那样：
从塔西佗见证了大众为罗马皇帝犯下的种种罪行击节叫好以来，他们的本性始终没有发生任何改变。这帮野蛮的家伙麇集在社会底层，蠢蠢欲动，一旦得到权力的首肯，他们就准备以罪行来玷污人民的美名，破坏一切事业。
像法国大革命这样如此持久受到社会最底层大众支配的情况，在历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从1789年开始，也就是说早在国民公会之前，当大众的兽性被释放出来时，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就已经开始了。这些屠杀进行得非常残酷，几乎无所不用其极。在9月屠杀中，囚徒们被慢慢地用马刀一块一块割成碎片，以延长他们的痛苦取悦观众，而那些暴徒则从受害者抽搐的场景和痛苦的尖叫声中获得了极大的快乐。
早在大革命之初，类似的场面就在法国随处可见。当然，那时还没有对外战争可以作为借口，事实上没有任何借口可以为这种残忍开脱。
从3月到9月，一系列的烧杀抢掠使法国血流成河，泰纳曾列举了一百二十个这样的例子，鲁昂、里昂、斯特拉斯堡等城市均落入大众的控制之中。
特鲁瓦市长被剪刀戳瞎了双眼，在经历几个小时的折磨之后死去，原龙骑兵团长贝尔鲁斯被活活地剐成碎片；在许多地方，遇害者的心脏被挖了出来，并被挑在枪尖上招摇过市。
这就是那些底层民众在限制其原始野性的规范体系被轻率打破之后实施的令人发指的暴行。他们之所以受到纵容，就是因为他们迎合了那些对其百般奉承的政治家们的野心。我们姑且设想一下，如果把这些数以千计的暴民压缩为一个人的话，这将是一个何等残忍、狭隘、可憎的怪物，它比历史上最残酷嗜血的暴君都要可怕。
不过，一旦他们受到一个强有力权威的镇压，这些冲动残忍的大众就会立即变得俯首帖耳；其暴戾程度越高，其奴性也就越强。因此，各种各样的专制暴君无一不设法将其拉拢过来加以利用；恺撒们必然会大受他们欢迎，无论他们是叫卡利古拉、尼禄、马拉、罗伯斯庇尔，还是叫布朗热。
在革命过程中，这些破坏性的大众行为是主要的。但是，诚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除此之外，还存在一个真正称得上是“人民”的群体，而他们要求的仅仅是劳动的权利。有时，他们确实可以从革命中受益，但他们从来就不会发动革命。革命的理论家们对他们知之甚少，也不信任他们，因为他们知道这些人身上具有传统和保守的本质。事实上，他们才是一个国家的中流砥柱，是他们维持着传统的力量和延续。
在恐惧的作用下，他们表现得极为驯服；甚至在领袖们的蛊惑下一时也会做出过火的行为，但民族传统的惯性力量不久便会再次发生作用，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很快就开始厌倦革命的原因。当革命导致的无政府状态发展得过头时，他们固有的传统精神将激发他们与之对抗。这时候，他们就会寻求一位能够重建秩序的领袖。
这样的人民，听天由命而又爱好和平，他们显然没有什么非常崇髙或复杂的政治观念。他们心目中的理想政府通常十分简单，颇似独裁政府，这就是从古希腊开始一直到我们这个时代，在无政府状态之后总是出现独裁政治的原因。在法国，第一次大革命之后，拿破仑的独裁受到了普遍的欢迎；再后来，虽然遭到了一些反对，但路易·拿破仑还是连续四次当选共和国总统；他的政变被认可后，他又重新建立了帝国，直到1870年普法战争之前，他的统治一直是稳固的。
毫无疑问，在最近的这些事件当中人民受到了蒙骗，但如果不是因为革命的阴谋导致了失序和混乱的话，人民就不会被迫去寻求摆脱革命的方法。
如果我们想全面理解人民在革命期间扮演的各种角色，那么这一章中回顾的这些事实就不应该被遗忘。人民的作用不容忽视，但它与传闻中想象的截然不同，传闻只能再现其生动性，至于其他方面就是穿凿附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