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本书的理论视角：颠覆性创新

进入这个全新的研究领域之后，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应该选择怎样的理论视角。

简要而言，对于传媒创新与创业的现象，有两种主流的理论视角。其一可称为“新闻视角”或“新闻研究视角”，它强调高品质新闻内容与新闻的公共性，认为在变革年代媒体机构更需固守专业之根本，通过借助技术手段（Gynnild, 2014b）、调整内容定位（王辰瑶，2017）等方式提升新闻表现力，重新获得专业权威并安然度过危机，在其中学者们使用的主要是“内容创新”（王辰瑶，2017）、“新闻创新”（白红义，2018；李艳红，2017）等概念。其二可称为“商业视角”或“创业视角”，认为媒体自身的商业危机，已经限制了新闻内容生产的质量和数量，并成为传媒业危机的核心症结所在（钟布，2017），因此呼吁传媒业应该开展一场商业革命和关系重构（喻国明，2015a），从商业模式、运营流程、产品定位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创新和变革。

有趣的是，从国外大学的课程设计来看，主要是从商业／创业视角切入；而在研究上，学者们则更多选择了新闻视角。对于这两种理论视角的断裂和关联，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有更为细致的阐述。

进一步而言，在商业／创业视角当中，也可以有不同的聚焦点——关注传统媒体业的创新或者新兴的传媒创业机构。必须承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我们只关注了快速崛起的传媒创业机构。我们认为传统媒体机构面临的是系统性的商业模式危机，如果希望实现向未来媒体业的转型，无疑需要跨越体制、观念、生产流程等多方面的阻碍，困难重重，而传媒创业机构（media startup）的攻城略地，却有着诸多便利。

也是因此，我们邀请的嘉宾，主要是传媒领域的创业家，而不是推动传统媒体创新的守望者。在嘉宾的表述之中，继而在我的阅读之中，反复出现一些新的概念，比如，“机会识别”“竞争策略”“商业模式”“风险融资”“护城河”等。毫无疑问，这些概念都是创业领域的概念，它们带有非常强烈的商业逻辑与气息。这些概念让我们窥探到新型的传媒创业机构如何得以成为颠覆者，毫不留情地夺走了传统媒体的市场。当然，这些概念都来自于商业研究领域，对我们来说，非常陌生。每每面对一个新概念，我们都有力不从心的感觉，文献那么多，看都看不完。

除了陌生的理论，我们还不得不面对更深入的焦虑。基于传媒创业机构展开的学术探讨，似乎难以和主流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对话。首先，在国内学术界，学者们往往从媒体的专业主义与公共责任出发，对传媒机构的商业变革表达忧思（李艳红、陈鹏，2016）。其次，在整个学科的知识谱系当中，商业路径的探索，向来并非主流；而且，对媒介经营与管理的思考主要着眼于大型的传统媒体机构（崔保国，2016a），甚至处于萌芽状态的“传媒创新研究”也是如此（喻国明、刘旸，2015）。这显得我们基于传媒创业现象的研究多少有些格格不入。何况，传媒创业的定义，也随着各种新的技术与商业模式的出现，产生了极具张力的变化，如果我们采用更宽泛、更具有囊括力的定义来观察传媒创业，必然要与传统的新闻传播研究产生脱节。如此种种，导致了研究过程中的挫折和挑战。

这也促使我们反思自己的研究，寻求与更具开放性的理论对话。可以说，如何把基于传媒创业机构的研究，与相对偏重传统媒体的创新研究进行整合，可能是本书最大的一个挑战。

经过一段时间的琢磨之后，我们选择用颠覆性创新理论作为统领性的框架（克里斯坦森，2010；克里斯坦森、雷纳，2010）。克里斯坦森（2010）将创新分为两类：“颠覆性创新”与“持续性创新”，前者以新的市场竞争者或说颠覆者为观察对象，而后者着眼于原先占据市场优势地位的传统机构如何进行应对。由这套概念系统出发，我们可能整合传媒创业研究和传媒创新研究。在其中，新型的传媒创业公司是外来颠覆者，传统媒体机构则是试图进行创新的被颠覆者，它们之间的互动与张力，共同塑造了媒体业在商业模式以及公共性上的新形态。关于这些理论概念与现象的辨析，将会出现在本书的多个章节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