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平台型企业：百年企业组织模式大变革
网络经济挑战现代企业制度
数字化转型是对现代企业组织模式和制度的颠覆。根据高等院校精品课系列教材《现代企业理论》，1840年以前，现代企业在美国尚不存在。19世纪初，美国制造业几乎全部为古典企业，其组织相对简单。而现代企业的规模庞大、组织复杂、运行机制和制度已经完全不同于古典企业。
现代企业理论诞生于贝利和米恩斯于1933年出版的《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一书，以及科斯于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经典论文，这三位作者是现代企业理论的开场者。自20世纪30年代诞生了现代企业理论以来，现代企业理论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对于企业的概念总体来说形成了两大派系：一是把企业看成科层组织以替代市场，可以节省市场交易费用；二是把企业视为契约组织，在本质上与市场没有差别，之所以出现企业是由于团队的生产效率高于单个企业的生产效率，或由于风险的重新分配，或由于管理劳动交易的特殊性等。
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现代企业理论开始受到挑战。网络经济采用最直接的方式拉近了服务提供者与服务对象的距离，这种直接方式减少了公司治理边界中的中间环节；而在网络经济中，需求方的规模经济和供应方的规模经济的有机结合导致了正反馈效应，即需求方的增长能够减少供应方的成本，还能进一步让供应方的产品对更多用户产生吸引力，从而导致了双方的超速发展；而加入一个网络的用户数量越大，新的网络想要转换已有网络中用户的成本就越高；在网络经济中，信息产品的边际成本近乎为零，而注意力经济也成为公司边界的变量等。
进入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大量的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把自己的内部流程和治理搬到了网上，科层级的现代企业理论受到了极大挑战。科层级组织是现代企业运营的重要基础和必要条件，在科层级组织中保持信息和数据流转通畅，各级之间及与总部之间的反馈与指挥及时到位，不同科层在总体目标的基础上各自履行自己的职责和功能，与外部市场力量之间协调一致，就能实现企业组织的整体目标。但是，科层级组织的危害在于各类资源容易被套牢在公司科层之中，企业的科层为了自身利益而阻碍了资源的流通，互联网和数字化流程与治理对信息、数据资源流通的阻碍形成了制约。
扁平化：打造网络型组织
在全球社会经历从工业生产方式向高科技和以信息为基础的生产方式转变之际，等级制度遭遇危机并非偶然。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活动变得日益复杂，公司治理所需要的信息以几何指数形式增长。而现代企业治理所需要的各种技术和知识，远远超过了企业高层个人的能力范围，因此必须依赖技术专家、各级管理者及更了解区域市场的区域负责人。但是，在将权力下放到技术专家、各级管理者及区域负责人等不同层级时，高管面临着被削权的挑战。
企业史学家艾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 Chandler）指出，公司在组织内部向下放权的现象在过去至少100年里持续发生。但新的问题也随即而来：在一个权力分散、基层员工获得授权的组织内，如何协调各方的行动？一种方式是通过网络这种廉价和泛在的信息技术，把企业演变成一种非层级制的组织形式，这样形式的组织能够适应复杂的、信息密集的经济世界。在企业内部，实现网络型组织的方式之一就是扁平化，2010年以后出现了很多大型企业，特别是出现了制造型企业扁平化的实践。
20世纪初，汽车工业巨头福特开创了现代生产制造流程。福特工厂的生产管理原则是由工业工程师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提出的。泰勒制有一个隐性前提，就是如果企业的信息和情报被限定在白领管理层流通而不是分发给整个组织，可能使得组织的运作效率更高。但泰勒制所协调的是20世纪初的低技能产业工人，在20世纪初前20年中福特公司有超过半数的蓝领工人是不会讲英语的第一代移民，直到20世纪50年代仍有80%的蓝领工人没有高中学历。2019年，全球的制造业已经从早期的蒸汽动力和手工制造，经过20世纪初的电力能源与自动化工业生产流水线，再经过20世纪70年代的计算机与电子控制及21世纪的智能制造，进入了产能过剩时代，制造业的更高利润来自高端制造业、电子信息制造业和制造服务业等，特别是无人工厂和智能机器人的出现，让知识在制造业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制造型企业扁平化已经是大势所趋。
平台型组织
随着知识经济和知识工作者在整个社会经济、商业和企业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企业的组织模式从科层级逐渐到扁平模式，再进一步进化到平台化模式。
由于整个社会的分工越来越基于知识工作者和研发（Research and Development，R & D，研究与开发）投入，而知识工作者和研发工作都不适合科层级的管理方式，即使是扁平模式也无法完全去除科层级，社会化的平台和平台经济是现代企业制度的重大演变。21世纪初，以电子商务、网约车等为代表的平台经济给微观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相关理论带来新挑战。
什么是数字平台？什么是平台经济？简单理解，数字平台就是将供需双方都聚集到一个互联的智能平台上，形成供应商网络和需求方网络，二者之间的对接和协调则依靠平台的智能算法进行自动化匹配，财务结算也通过平台完成，而实体产品或服务的交互可以在线下进行、线上监控。
Uber就通过一个数据和智能技术平台，动态地在司机群体和乘客群体之间建立了实时的自助式点到点连接。而数字平台的价值不仅在于连接了某一类服务与用户，还在于一旦获得了稳定的用户群后，就可以扩展到相邻的服务。例如，Uber就从共享乘车服务发展到了共享送餐、共享送货等服务。根据Uber的2019年年报，在2019年12月31日前的三个月里，同时使用Uber乘车和送餐服务的用户平均每月消费15.9次旅程，而只单独使用某项服务的用户平均每月只消费5.7次旅程。
截至2019年年底，在Uber平台上聚集了数以亿计的司机、消费者、餐馆、物流公司、货运公司等。在Uber这个虚拟的“公司”里，没有传统的科层级模式，所有的参与者都依靠数据和技术连接在一起；更奇妙的是，Uber平台上的用户每使用一次Uber服务都能让Uber平台变得更加智能，这是因为每次使用过程都在贡献新的数据。本质上，Uber是一个大数据平台，积累的数据越多，平台越“聪明”、带来的用户体验越好，平台成本也越低，而积累的数据其实就是“知识”。例如，“Mary经常乘Uber从A到B”就是一条关于用户Mary的动态知识，Uber可以利用这条动态知识向Mary推荐与地理位置相关的服务，而Mary采用的Uber服务越多，Uber在Mary这个客户身上的收益就越高、成本就越低，这就是“知识就是生产力”的价值所在。
在数据和数字经济时代，以平台型组织为代表的新模式、新业态，正在冲击工业社会以企业为核心的传统组织结构，重构经济社会运行中各方主体关系及相互之间的竞争关系。著名的波特五力竞争分析是诞生于产品竞争时代的理论，其基础假设是市场中的主体是相互竞争的关系，特别是企业与企业之间往往是“零和”竞争。但在数字商业和数字经济时代，需要不同企业的数字服务组合在一起，共同满足消费者和客户的需求，因此企业与企业之间转而成为相互依存、共同做大市场的热带雨林模式。
著名的“网络效应”并不是相互竞争的策略，其核心理念是，网络中的每个主体都因为让网络中其他每个参与者和主体都更有价值而让自己变得更有价值，这是与传统的产品时代完全不一样的企业策略。因为平台经济中的网络效应，每家企业都需要想办法为其他企业做贡献、创造价值，从而增加整个平台和网络的总体价值，进而带来自身的增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