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女人的心思

当看到一个女人总是任劳任怨、饱受折磨时，心里就会感到难受。这种情感有时带着倾慕，有时也会变成厌恶。当然，这种变化也是因时因事因人而异的。而且，根据我的经验，这样的情感一般都源自男性，也可以说是作为一个男人所应该具备的慈悲心肠吧。不过，事情并非绝对，例外也是有的。例如，自小我们就知道弗罗伦斯·南丁格尔这个人。书中说她是一位勇敢的女性，怀着慈悲的情怀。她在克里米亚战争时期奋不顾身，四处奔波，舍己救人，完全是个完美的圣母形象。可是，你要是读过英国作家伍德翰姆·史密斯所写的《南丁格尔传》，就会知道南丁格尔是一位性格倔强、占有欲强、理性并且极具政治抱负的女性。她的这些性格特征，与我们从小所熟知的南丁格尔可谓大相径庭。每当想到她是一位脸色冷峻，即使远离家乡奔赴战场也不动声色的女性时，我的内心深处除了仅有的一点敬佩之外，就再也没有怜惜之情了。她是个具有坚强意志力与强大占有欲的女人，但从不流露哪怕是一丁点的和蔼可亲，始终坚持以极其率真的姿态去从事伟大的事业。我想，这样刻板的女人，这种过于严肃的表情，怎么会有吸引男人的魅力呢？恕我直言，即使南丁格尔长相出众又怎样？我这样说，也许有人心里会感到不快，但我只是就事情的另一个侧面做出的判断，并非无理取闹。我也并不是说像她那种外表热情高涨、内心充满博爱的人有什么不好，但是，要是能够既有博大的胸怀与坚强的外表，又有柔软细腻的内心世界，能够真切地让人感到温馨的话，岂不是更加完美？我这样说，是表达了男人们的一种向往，虽然有点鲁莽，却也不失为男人的可爱之处吧。

类似于南丁格尔这样强势的西方女性，与传统东方女性之间有着很大的区别。她们既具有冷静的外表，又能够表现出满腔的热情；既具有极大的占有欲，又具备敬业的精神，还充满着神圣的慈爱。我想，正是因为她具有这种独特的个性，才成就了一番伟业。而我之所以对此表现出难以理解，是因为我终究是个凡人，不可能达到她那种圣人般的境界。更何况，她作为一名女性，缺乏我欣赏的“柔性”这种女性特质。在这一点上，东方女性往往比较懂得变通——她们在具备柔性的同时，也不缺乏刚性，明事理识大体，不会在小事上纠结。简而言之，东方女性更看重礼教，很多沦为死守儒家教义的牺牲品；而西方女性则更加理智，社会性更强一些，偶尔还会泄露一点忧伤的情怀。英国的勃朗特三姐妹[1]是家喻户晓的作家，具有轰动的社会效应，也可以说是南丁格尔这一类型的女性吧。这么一比较就不难看出，东方女性是家庭式的，产生的社会影响一般都比较小。

《日本西教史》[2]所记载的细川忠兴夫人[3]，可以算是东方女性中值得标榜的代表人物。她精通拉丁语、葡萄牙语，38岁那年为了丈夫的前程而自杀，结束了短暂的一生。毫无疑问，她是一位深受西方思想浸染的天主教徒，西方式修养的熏陶早已渗透到了她灵魂的深处。她性格开朗，同时又蕴藏着刚强与理智。尽管如此，最后她还是做出了为细川家族牺牲自己生命的选择。她的这种大义和气概，令丈夫深受感动，也令后人肃然起敬。也许，我这样评价细川忠兴夫人显得有些平淡。虽说一个女子的殉情故事被当作“守礼教”的烈女节妇来表彰，确有不妥之处，可是，这个凄惨悲壮的故事还是很能打动人们心弦的。

让我们来看看中国吧。中国的文化不但与西方之间存在着差别，与日本也有所不同。我学识不深，具体也说不清楚，不知道中国社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爱面子”这种风俗的。不过，可以想象得出来，这种风俗的形成一定是从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了。我们就说孔子在《论语》里强调的“礼”吧，虽说不像荀子时代那样带有浓厚的哲学色彩，可如果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面子”的意思吧。也可以说，所谓“面子”，就是表示人与人之间在交往过程中那些约定俗成的规则。《论语》就是简简单单，且十分明了地规范中国社会各个层面道德标准的一部书籍。在《宪问篇》中写道：“上好礼，则民易使也。”何晏注解曰：“民莫敢不敬，则民易使也。”也就是说，只要为政者顾及“脸面”去行政的话，老百姓也就自然会尊重他们的所作所为。这样互相尊重的精神可以让事情进行得更加顺利。的确，在中国社会里，从孔子时代开始一直到现在，这种政治上的理念是始终如一的。

所谓的“面子”，就像错综复杂的蜘蛛网一样，有时候能使棘手的事情变得简单，但有时也会使简单的问题变得棘手。“面子”这个东西，也是中国人判断道德与否的一个重要尺度。封建社会中国式的烈女节妇，若用中国独特的伦理观去解释，就好理解了。例如，孟母“断机教子”这个故事，说的是孟母为了教育经常逃学的孟子读书不可半途而废，而折断织布机梭子。的确，我们从这个故事中能够看出孟母对孟子的殷切期望，可她竟因此而前前后后搬了三次家，这是不是也反映出这位母亲强势的性情，以及非常在乎“面子”呢？当然，这个“孟母三迁”的故事也许是虚构的。那么，编故事的人一定也考虑到了孟母的“面子”问题。这位母亲不但希望儿子有所成就，同时还在乎自己的“面子”。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孟母的故事是中国特有的道德观念的一种体现。

在中国的戏剧作品中，我们也常常会看到各种不同的贞妇形象。虽然这种现象不只限于中国，但在中国，“贞妇”这个词语中所含有的“面子”因素却是独一无二的。对于中国女性来说，“贞节”是非常被看重的一种品行。与此同时，人们还十分注重“面子”这个东西。或者说，无论在怎样的困境里，只要妻子能保住丈夫的“面子”，那是一定会被大力颂扬的。由元曲《薛仁贵荣归故里》杂剧改编而成的京剧《汾河湾》，就写了这样一个故事。唐代有男子薛仁贵，与妻子柳迎春一直过着苦日子。后来，从军离开家乡十八年的薛仁贵功就名成，被封为平辽王。当时，荣归故里的薛仁贵正急匆匆地行走在回家路上，在汾河边上遇到了一个打猎的少年。不幸的是，薛仁贵为了射击猛虎误杀了少年……回到家中，妻子柳迎春做梦也不敢想象眼前这个气宇轩昂的男人就是自己那曾经贫贱的丈夫。而薛仁贵却借机百般调戏妻子，想方设法试探妻子是否守节。

薛仁贵：夫人，你那丈夫虽身在军营，可挥霍无度，欠下了很多债务，为了还债把夫人你也……

柳氏：把我怎样？

薛仁贵：把你也卖给别人了。

柳氏：哪能有这种事情啊。

两个人争论半天，柳氏愤愤不平，最终得知面前的男子就是自己阔别已久的丈夫，内心惊喜交集。突然，薛仁贵看到门前放着一双男人的鞋，便对妻子起了疑心，又开始对妻子盘问一番。妻子告诉他，早在十八年前，薛仁贵从军走后，自己就生下了一个男孩，如今已经长大成人。细问之下，薛仁贵得知在汾河边误杀的少年，正是自己的亲生儿子。说到这里，夫妻二人大惊失色，急忙向汾河湾赶去……

剧情到这里就结束了。这部戏主要讲的是薛仁贵的妻子柳氏严守贞节，并且，由于妻子的严守贞节，薛仁贵也很有“面子”。对此，薛仁贵感到无比喜悦，柳氏也获得了平辽王夫人的尊贵地位。这部戏告诉我们，在“面子”的背后永远存在着一种看不到的忍耐。也有人批评这部剧，说它是在剥夺女人的尊严。尽管后来中国摆脱了封建统治，迈进新时代，可中国人依然十分重视“面子”，有时甚至会为了“面子”受尽委屈。最让我深感吃惊的是，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不管社会制度怎样变化，这种“面子”意识似乎已经渗透到了中国人的基因里，而且还被作为一种美德而广为传颂。

还有一出名叫《三娘教子》的戏，是老生与青衣之间的对口说唱。我很喜欢这出戏。戏剧情节大致是这样的：有个名叫薛子奇的商人，家里有一妻二妾。一次，他在远离家乡的行商途中遭遇劫匪，钱财失尽，无法回家。家人不知真相，只是听传闻说丈夫已经亡故。听到这个消息后，大夫人张氏与二夫人柳氏都改嫁了他人，只有三夫人王春娥养育着柳氏的子女，带着家里的老仆艰难度日。在艰难困苦之中，王氏始终把柳氏的孩子当作亲生骨肉般疼爱，并且严加管教，使他长大成人。后来，薛子奇脱离了困境，功成名就，回到家中，得知三夫人王春娥竟把自己的儿子培养成了状元郎，喜不胜喜。这出戏描述的是王春娥的贞妇气节，虽然抚养的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可始终尽心管教，终于将其培养成才。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支撑王氏如此付出的，依然是那个不可忽视的“面子”。薛家原有一妻二妾，同住一个屋檐下。大夫人与二夫人以为丈夫已经去世，没多久就各奔前程，二夫人柳氏甚至抛下自己的亲生骨肉——那个出生不久的男婴。留下来的只有王春娥与被抛弃的男婴，还有老仆人。虽然日子过得清苦，可三人同甘共苦，并将二夫人的儿子养大成人。这对二夫人柳氏来说，是一件很丢“面子”的事情。相比之下，三夫人王春娥的行为完全不同于其他两位夫人，挣足了“面子”而深受世人的敬仰。我们在观看这类戏剧时，只有理解了这一层，才可以真正体会到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情结。如果在理解烈女节妇的剧情时，不考虑“面子”因素的话，那这样的理解是不成熟、不深刻的。

注释

[1]勃朗特三姐妹：《简·爱》作者夏洛蒂·勃朗特、《呼啸山庄》作者艾米莉·勃朗特，以及《艾格妮丝·格雷》作者安妮·勃朗特，这三姐妹均在英国文学史上留名。

[2]《日本西教史》：法国神学家让·克拉塞特编写的近代宗教书籍。1913年由日本时事汇存社出版发行。

[3]细川忠兴夫人：即细川伽罗奢（1563—1600），日本安土桃山时代的吉利支丹女子，是明智光秀的三女儿，细川忠兴的正室。38岁时，她以自己的死促成了丈夫细川忠兴加入东军的决定。之后，忠兴将她的遗体葬于大坂的崇禅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