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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被外面的冷风吹了一下的缘故，走进医疗综合楼的大门，周芸只觉得手背一阵奇痒，原来是起了一层风疹。

最近半年来，她的体质急剧下降，各种慢性病的症状像蚰蜒一样无声无息地袭上身来：头晕、目眩、耳鸣、颈椎疼痛、肠胃痉挛……但其中发作频率最高的还是各种过敏反应，特别是荨麻疹，莫名其妙地就会在身上散布起一片片无规则的红色斑团，好像皮肤下面蠕动着无数随时会分泌毒液的棘皮动物似的。关于这些动物吞噬她的脏腑并侵占她的躯壳的噩梦，总在深夜将她吓醒，这使得本来就精神高度紧张的她，感到躯体绷得越来越紧，一刻也不得放松。

她先到影像室，让李德洋把放在二楼药械间的可移动式X光机拿下来，给那个肚子疼的女孩拍照，然后来到电梯前，准备上三楼开会。她摁了一下向上的箭头，趁着等电梯的工夫，从白大褂的兜里抓出一把药片，从中找到盐酸西替利嗪[6]，抠出一片，扔到嘴里就这么干咽了下去。

电梯门打开，她走了进去，连身也懒得转，于是电梯门就在她的背后关上了。

直到电梯门再一次打开，她才想起自己忘了摁楼层，苦笑着转过身，摁了一下三楼的按键，当电梯门关上的一刻，她在缝隙中好像看到陈少玲的丈夫张大山匆匆走进了急诊大厅，身上那件臃肿的灰色快递员服装，每道褶皱都仿佛是外面的狂风擦下的伤痕……

这是一个伤痕累累的人。她想。

电梯上行的时间很短，她的脑海里却像放电影一样回忆起了自己和陈少玲一家人交往的经过。

最初，陈少玲是应聘到医院做护工的。同时应聘的护工大都托关系分到了好一些的科室，她没有任何关系，就被分到了工作量异常繁重的急诊科，但她不怕苦不怕累，干起活儿来特别认真负责。尤其令周芸惊讶的是她居然还懂一些医学护理知识，赶上急诊高峰期护士们忙不过来的时候，陈少玲也能搭把手——打针输液插管灌肠样样来得，就连巩绒这样挑剔的护士长，也对她赞不绝口。后来周芸才了解到，陈少玲居然是省医学院“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的大学生，毕业后曾经在家乡的县医院当过护士……

巩绒听说后，坚决要求周芸把陈少玲聘为护士：“这一个可比我手下那几个强多了！”

周芸正有此意，只是因为医院搬迁的缘故，人事科暂时停止一切正式工的聘任工作，所以打算等搬迁结束后，再把她聘进来。

陈少玲个子不高，梳着一个马尾辫，有些瘦削的脸上总是挂着微笑，似乎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都心满意足，这在喜欢抱怨一切的护工群体中非常少见。平时她不怎么爱说话，跟同样不爱说话的保洁员老张、总是笑呵呵的保安王喜、实习生大楠的关系不错，毕竟他们在医院都属于“边缘人群”。至于那些总是找她帮忙的护士，偶尔送她一些不要的化妆品或丝巾什么的，她也从不觉得这里面有什么恩赐或轻辱之意，总是微笑着收下。

周芸搞不清陈少玲在急诊科这样由鲜血、分泌物、排泄物、呕吐物、孩子哭闹声和家长叱骂声组成的环境里，怎么能保持良好的心态，后来她见到陈少玲的丈夫张大山抱着女儿来医院看望她，见到一家人坐在后花园的凉椅上一起吃盒饭时满脸的笑意盈盈，似乎明白了陈少玲内心的充实和幸福从何而来[7]。她不禁想起了自己的丈夫，想起了自己那个已经破碎并无可挽回的家庭，心中一片凄恻。

不久，喜欢打听和传播小道消息的王酒糟神神秘秘地来向她报告，说别看陈少玲的丈夫现在当快递员送餐，其实以前坐过大牢。周芸一句话怼得他灰溜溜地走了：“你过去因为盗窃公物被拘留的事情，要不要也拿出来说一说？”

然而，天底下所有的幸福都是易碎品。

上个月有那么几天，陈少玲没来上班。周芸很少过问护工的事情，这回特意向巩绒打听了一下。巩绒说好像是她的女儿生病了，就在咱们医院看呢。周芸“哦”了一声就忙别的去了。直到有一天早晨，当她踩着院子里卷缩而干枯的落叶走进医疗综合楼时，看到张大山把裹得紧紧的女儿抱在肩上往楼外走，后面跟着神情木然的陈少玲。她赶紧上前问孩子怎么了，这一下陈少玲的泪水像开了闸一样倾泻出来。原来，小玲前一阵子经常流鼻血、乏力，上几级楼梯就喘得不行，还老喊腿疼，一开始两口子没当回事，想是四岁的小女孩成天一个人关在出租房憋屈的（他们交不起幼儿园的学费，每天就是把小玲锁在家里，然后再各自去工作），后来孩子突然反复低烧，体温总在三十八度左右，吃了退烧药也没有用。到医院一验血，发现血色素及红细胞计数降低，血小板减少，白细胞增高，孩子立刻被转到血液科。行骨髓穿刺术并送检骨髓液涂片后，小玲被确诊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听说是“急淋”，周芸心头一沉，在儿童医院工作多年，虽然见过太多太多的疑难病症，但“急淋”依旧是凶险程度最高的儿童肿瘤之一，但她嘴上却安慰道：“少玲你别着急，你学过医，应该知道，咱们国家的儿童白血病治疗技术在全世界是首屈一指的，‘急淋’的五年无病生存率达到80%以上。咱们静下心来给孩子好好治病，小玲一定能够战胜病魔的。”

少玲还是哭个不停，旁边的张大山说话了，瓮声瓮气的：“我们没有钱……”

周芸这才恍然大悟，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要离开医院……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治疗，目前主要是采用以化疗为主的综合疗法，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充分给药，不仅早期要连续强烈化疗，病情稳定后还要交替使用多种药物长期治疗，持续完全缓解两年半甚至三年以上方可停药。而能不能坚持得下去，除了患儿和家长的信心，更重要的就是一个“钱”字。小玲是农村户口，虽说平州市的医保政策针对儿童“急淋”患者的报销政策是：新农合基金支付定额标准的70%，医疗救助基金支付定额标准的20%，也就是说，个人只需要自付定额标准的10%，但实际上，这个定额标准本身就定得低（“急淋”的定额只有8到10万）——保守估计，一个“急淋”儿童一年的用药开销至少在20万元以上，三年就是60万元——加上在实际治疗过程中，大量昂贵的、进口的化疗药物根本没有纳入医保，医保外付出的金额远远“超标”，导致这个听起来很美好的医保政策，对于绝大多数“急淋”患儿来说真的是杯水车薪。

周芸看着趴在张大山肩膀上的小玲。小姑娘正闭着眼睡觉，瘦削的小脸因为发烧而泛着异样的红色，两瓣薄薄的鼻翼随着呼吸起伏得越来越沉重，仿佛随时会停止似的……

于是她说：“这样，你们回急诊，先把小玲放到‘蓝房子’去。”

陈少玲一愣：“可是主任——”

“可是什么可是！”周芸打断她道，“向后转，到留观一病房去，该把小玲放到哪个床位，你知道的。”

陈少玲当然知道，就是因为知道，刚刚她才犹豫了一下。

在院领导的嘴里，急诊科总是“代表着医院形象”的门脸科室，但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这只是一句当不得真的米汤话。任何综合医院或专科医院，急诊科都是鸡肋，固然不可或缺，但因为风险大、成本高和纠纷多而让领导头疼，尤其医患矛盾，十有八九是发生在急诊科。而其他科室遇到床位不够、患儿难治，但家长要求医院必须接收施治的时候，一般都会让他们带着孩子“去急诊留观吧”，所以私下里大家都管急诊科叫“兜底儿科室”。也正因此，急诊科主任在任何医院，都是最难当的中层干部之一。偏偏周芸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八年，靠的不仅仅是卓越的急救技术，还有基于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和奉献精神而产生的爱心、耐心和诚心，哪怕是最胡搅蛮缠的家长，也会被她对孩子病情细致入微的分析和坦白真诚的沟通所感动，最后带着孩子离开留观病房——在周芸的眼中，从来就没有什么难缠的家长，他们只是一群因为孩子生病而一起生病的大孩子，同样需要别人的理解和安慰。

但是，有一种情况例外，那就是来留观的孩子纯粹是因为贫困而被其他科室“推出来”的。

周芸有一个执念：孩子得了绝症，当医生的无计可施，已经是憾事痛事，但如果孩子的病有的治，却因为没钱而眼睁睁看着他们死去，那简直就是不可饶恕的罪行。“医生的天职是救死扶伤”，这句话的前面可没说要先看患者的银行卡、支付宝或微信钱包里还有多少余额。所以，每每她遇到患了可以救治的疾病但家里掏不起治疗费的孩子被送来留观的时候，总会对巩绒说：“让孩子到‘蓝房子’住下吧！”——“蓝房子”指的是留观一病房用蓝色屏风隔开的那四个床位——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前提：这样的孩子患的不能是传染性疾病。

周芸“敢”这样做，靠的是医院给急诊科主任一条不成文的特权，俗称“绿通权”。

绿色通道人人皆知，是指为了抢救危重患者而开通的简化手续、方便快捷的救治通路；“绿通权”则是指对病情危重而又极端贫困的患者，急诊科主任可以先行救治，并跟医务处和主管医疗的副院长打报告，申请减免一部分医疗费用。问题在于，这样的“大病申请救助配额”是有一定限度的，公立医院靠财政拨款，如果每个患者都因为穷就可以看病不花钱，全国医疗系统欠的债恐怕把裤子当了也还不起，所以院领导对周芸的做法意见很大，旁敲侧击地给过她不少压力。从理性的角度，周芸当然知道应该适可而止，但让她见死不救，她又万万做不到。因此，当市电视台记者、外号叫“大傻杨”的杨兵乐呵呵地来找她，表示要把“蓝房子”的事情拍摄成新闻在本市健康频道播报时，被她直接轰出了办公室。

对这一切，陈少玲是心知肚明的，但现在主任给了她一个救治女儿的机会，她又岂能不抓住这根救命稻草？于是她赶紧带着丈夫和女儿来到了留观一病房，当张大山用坚强有力的臂膀平平稳稳地将小玲放在“蓝房子”最里面那张病床上的时候，陈少玲清楚地看见一向粗粝的丈夫眼中泛起了泪光。

随着长春新碱、柔红霉素、左旋门冬酰胺酶、泼尼松等化疗药物的使用，坚强的小玲熬过了恶心、呕吐、腹泻、口腔糜烂等一系列副反应，病情有了明显的稳定和好转，为什么今天又突然恶化起来了呢？难道要更换更为强烈的化疗方案？可是那个纤弱的小小躯体，能承受得住更多、更痛苦的副反应吗？

正想到这里，电梯的门打开了。

电梯门的斜对面就是会议室，直到这时，她才想道：究竟高副院长要找我做什么？

不知怎么的，刚才巩绒对自己说的那句意义不明的话突然浮上了脑海——

“我说你啊，你就不能抬头看看四周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