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商

扬州盐商虽然在明初就很活跃，但其数量的稳定增长应该归功于折色。从15世纪末开始，在弘治年间（1488—1505），“山陕富民多为中盐，徙居淮浙，边塞空虚”。26泾阳、三原是陕西商人的重要来源（见地图3）。明初泾阳“颇近古，人尚朴素，城市衣履鲜有纯绮，乡落父老，或檐帢，靸履不袜，器惟瓦瓷，屋宇质陋”。27但该地科场之风颇盛，人才辈出，胥吏谙熟法律。28人们很快就从开中制的开创中获益，富人数量倍增，婚丧嫁娶变得奢华。邻近的三原“科目甲于诸邑，农勤力作，工不事淫巧，惟商贾远出，每数年不归，劝令买地耕种，多以为累”。29

事实上，这些地区的土壤没有多大出产能力。儒家学者朱轼（1665—1736）曾于18世纪初担任陕西学政，他这样写道：

查山、陕二省地瘠民稠，即丰年亦不足本省食用，全凭东南各省米艘，由江淮溯河而北，聚集豫省之河南、怀庆二府，由怀庆之清化镇太行山口运入山西，由河南府之三门砥柱运入潼关。晋省民人，藉以糊口，由来已久。30

陕西在唐代和更早以前曾经是一个大都市之区，但随着经济和政治权力的东移而变得孤立。该省居民在地区间贸易方面显示出来的主动精神，也许可以部分归因于这种边缘化进程。他们是一种核心文化的继承者，并指望该地能在明朝时期回归为一个核心经济区域。但他们其实面临着一些不利条件。在东边，黄河——陕西有渭河与它相连——可以通航，但很曲折；而在北边，山陕之间有一系列瀑布和急流，水运并不可行。出省的主要交通线路是陆路，一条沿着东北方向，穿过陕西，通往首都北京；另一条沿着东南方向，通往以前的首都南京（见地图3）。31

晋商的来源地甚至更加偏远，黄土坡和石头山将其与周边各省隔离开来。贝尔（Colonel Mark Bell）曾在19世纪晚期经过山西。他认为大同充满了潜力：“在一个有魄力的政府之下，拥有大量燃料的大同府周边地区，注定将成为一个重要的制造中心，因为蒙古是骆驼毛、羊毛、兽皮等原材料的生产大户。”他展望中的大同的繁荣，有赖于南口山道通上马车，这样北京和雁北地区的交通才更加便利。32

被视为中华帝国晚期最强大的商人群体的晋商，是一种边境的产物。正如贝尔暗示的，边境把经济和政治体系分割开来，因而有利于贸易的活跃。明初以牛马、兽皮换取粮食和布匹的边境贸易，是晋商资本发展的重要因素。盐商的一个主要来源地大同，就位于山西省的北部边远地区，靠近长城。太原和襄陵（临汾）也是盐商家族的故乡，位于山西省中部和南部，就分布在从大同到西安的路上。交通情况决定着扬州各个流寓社群的本籍构成。

晋商与作为邻居的陕商夹杂在一起。明清时期，全国至少有二十个联合性的山陕会馆。33在盐法志中，这两个商人群体被统称为“西商”，并且扬州和其他许多地方逐渐成立了单一性的会馆来服务于这两个群体。34调查名单显示，陕商在两淮盐业贸易中比晋商更有优势。35这不是因为他们的资源更多，而是由于他们的商业兴趣范围更加有限。晋商参与了非常广泛的商业活动，包括纺织品、粮食、盐业贸易，以及最重要的活动——票号经营。明朝后期，他们支配着北方的商业，而徽商则支配着南方的商业，但根据谢肇淛的说法，“其财富胜于徽商”。36

西北地区的人来到扬州以后，发现自己所在之处与故乡很不一样。唐朝时期，长江三角洲正在快速发展，从长安前往东南地区的官员们一度惊叹过那里如何不一样，偶尔还有一些抱怨：

淮海多夏雨，晓来天始晴。

萧条长风至，千里孤云生。

卑湿久喧浊，搴开偶虚清。37

干旱多山的西北各省与低缓多雨的长江下游各地几乎没有多少共同之处。商人们从土路和山路之地来到一片运河与湖泊之区。在这里，船比马要多得多，洪灾比旱灾更常见。主食是大米，而不是小麦、小米和玉米。当地方言虽然属于官话系统，但听在耳中几乎难以明白。确实，在这里他们远离故乡。1556年，当他们听到西北各省发生地震的消息之时，肯定已经是在事情发生数周或者数月之后了。38

地震发生那年，盐商之子、陕北榆林人何城正在扬州处理问题。39他在1532年中了进士，一度在陕西为官，退休后在扬州生活。当时该城已经超出了修筑于1367年的城墙范围：可能在15世纪后半期盐政体制变革之后，城市就随着商人的流入而开始扩展。商人们在城东建起了自己的宅邸，避开了官员们的活动范围。流寓苏州的客商也展开了同样的行动，产生了同样的后果。16世纪中叶，这两座城市都在城墙之外发展起了一个实质性的富裕郊区。40在扬州，城墙以外的郊区范围包括盐运使的衍生机构，以及税关驻地。41沿海各省倭患期间，盐税、关税，以及盐商群体的私人财富，都使扬州郊区成为海盗们眼中的诱人目标。其中一个海盗首领就是徽州歙县人，他的同乡们就在扬州做盐商。42

1556年，海盗突破了扬州地区。他们攻击扬州正南面的长江口岸瓜洲，放火烧毁了漕运船队。次年，他们进犯如皋、海门和通州，然后抢劫了扬州和高邮郊区，进而在更北的宝应安营扎寨。六年里他们一直对这个地区构成了威胁，1562年洗劫了扬州东北部的兴化城。43

何城敏锐地注意到了同乡们所面临的危险，早就敦促知府在这片居住着大多数盐商而又毫无防卫的居民区修筑一道城墙。这片郊区紧靠大运河西岸，如果不拆除部分居民区的话，就没有地方来修筑城墙。受到影响的居民提出了强烈抗议，但1557年的遭袭推动了这个问题的解决。新的城墙耗资4.6万余两白银，其中3万两来自商人们的腰包。44

1558年，另一名陕西商人阎金参与了该城的防卫：

［嘉靖］三十七年，倭犯扬州。知府石茂华发民乘城，众皆恇怯。金率西北诸贾人登陴，以强弩射之。有郜姓者善射，连殪数酋，贼惊溃。且闻陴间人语多秦声，疑为三边劲旅至，乃宵遁。45

因为这些海盗，我们才得以目睹16世纪中叶扬州社会构成之一斑。明朝初年，据称扬州府仅有少数土著家庭；其他所有的人在元末战争期间或者死去，或者逃往他处。46170年之后，扬州府的人口水平依然较低，但从城外的发展程度来看，扬州城的情况并非如此。明中期扬州的居民都来自何方？关于该城人口的不同来源，16世纪的扬州地方志几乎没有提供多少线索，但16世纪50年代该城的防卫历史暗示了陕西商人的巨大力量和社会地位。

西商在扬州的存在几乎没有留下多少踪迹。一名在1529年来到扬州的官员以间接方式暗示了盐商对城市文化的影响。他发现该城处于道德衰退状态。根据他的分析，商人对此负有责任——他们豪华的居室、漂亮的服饰、盛大的宴会，正在把人引向迷途。47从当时人对扬州和淮安徽商之奢靡放荡的抱怨来看，这些人可能就是徽商。48西商拥有节俭的名声。

扬州地方戏曲表演的风格也许受到了山陕流寓人口的影响。16世纪中叶，扬州的声乐和器乐据称非常独特。49它们不同于长江下游流域其他地区的音乐，至少在苏州地区，昆曲正日益成为一种风格。这可能仅仅是由于如下事实：长江把扬州与江南其他城市分割开来，因而扬州可能展现出相当独特的文化特征。但清初的情况也可能是这样的，即“［在扬州］转爨大秦梆子腔”。50秦腔可能是西商引入扬州的，似乎为以扬州本地方言表演的“乱弹”的兴起提供了基础，至少对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乱弹在18世纪的扬州非常兴盛，当时秦腔刚刚让位于昆曲风格的华丽表演。51

扬州的缠足习俗也可能是西商的存在留下的深远后果之一。17世纪的作家李渔（1611—1680）自认为是品鉴美女的行家里手。他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这样写道：“予遍游四方，见足之最小而无累，与最小而得用者，莫过于秦之兰州、晋之大同。”52大同和兰州都是扬州盐商的来源地。西北各省多以普遍缠足著称，淮扬地区的乡村妇女则通常不缠足。但同样根据李渔的说法，扬州城裹足之风较他处尤为普遍，即便力役、佣人、女裁缝、老弱穷困者亦裹足。53在这方面，扬州城与华北的共同之处，远较与本地区的共同之处更多，这似乎与西商的流入有某种联系。

西商极少出现在关于城市建设的记载中。1493年陕西商人出钱新建的大明寺一翼、大明寺中的一座塑金佛像54，以及1557年筑成的新城墙，就是我们所知的各地盐商对该城物质构造的贡献。他们可能资助了1528年仪征县学的修复和1535年维扬书院的创建，不过当地的记录中仅提及与这些事业有关的盐务官员之姓名。55

16世纪晚期，西商在扬州的地位遭到了动摇。原因之一是边境供粮与食盐认购之间的联系减弱。转折点在1550年。这一年，为了增加军需收入，明朝政府允许专卖商在每份“正引”之外附带两份“余引”。余引必须通过在扬州缴纳银两才能获得，而不能在边境地区得到。每引的重量也从550斤增至750斤。这样，边商事实上不得不买卖越来越多的食盐，而这种买卖的资格又必须通过一种复杂的双重交易才能获得。1567年，有人提到他们“不及等待”仪征盐务监掣那冗长的验盐手续，正在“贱售其引”，这些盐引可能出售给了内商。56

从那时起，首先被提到的总是徽商，尽管他们更早之前就已经活跃在两淮盐业贸易中。在17世纪初的徽州府本县歙县，人们可以自豪地说：“而今之所谓大贾者，莫有甚于吾邑。虽秦、晋间有来贾淮扬者，亦苦朋比而无多。”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