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
徽州府属于安徽省，该省与跟江苏一样，跨越了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明朝时期，这两个省都是南直隶的一部分，后者以明朝一开始的都城南京为中心，但如前所述，这个省区在1667年被一分为二，形成了江苏和安徽两个省。
徽州山区对艺术家颇有吸引力。高耸入云端的黄山七十二峰，成为帝制晚期绘画作品中的流行主题，锋利峻峭的岩石地形很适合作为水墨画的对象。这种地方不那么适宜耕种，而且徽州人生活中面临的条件限制之一，就是可耕作土地的缺乏。少数平原地区和众多峡谷地带被耕垦完毕之后，农民就只能在山坡上开垦梯田，灌溉和施肥都很费劲。
地形既让徽州感到痛苦，也给徽州带来了福音。与欧洲中世纪的威尼斯人一样，这里的居民开始开发自己拥有的资源：柏树和其他针叶树种为建筑和木作提供了优质木材；茶叶则是中国最流行的饮料的主要成分。到9世纪时，徽州的商品农业已经得到了很大发展。向周边省份出售的木材和茶叶，提供了购买粮食所需的现金。纸和墨后来成为主要产品，拥有稳定的市场。有了唾手可得的书法和绘画工具、随处可见的云雾缭绕的群山，以及有待装点的商人宅邸，绘画走向繁荣的环境已经成熟。16、17世纪，黄山成为中国画当中出现得最频繁的景观之一。58
尽管徽州画家兴起于一种商人文化，但徽州在地区间贸易中的地位不够突出。帝制晚期发展起来的大规模的地区间贸易中心，往往都很接近水路：汉口位于长江边，苏州位于大运河边，佛山位于珠江三角洲，上海既近海又邻江。相比之下，徽州——或者是更早以前的名字新安——的群山妨碍了行旅的便利。它们提供了一个自然的堡垒，从3世纪到13世纪，徽州社会连同其独特的方言、强大的宗族和商业导向，在那里逐渐发展了一千年。徽州的少数水路得到了改善，以利于跟周边和更远省份的交通，木材和茶叶通过这些水路运出去，当地人的财富即奠基于此。59
徽州地区耕地有限，并且分散在狭窄的谷地中，加上劳动力和资本密集型的木材和茶叶生意的增长，这些都有助于某种商业文化的成长和逐渐传播。强大的宗族体系有助于大规模的移民，人们一般把徽商筹集资本并投向外部有利可图之事业的能力归结于此。他们成功地主宰了帝制晚期的地区间和边境贸易，以至于他们在19世纪上半期消失的事实一直让人感到奇怪。
徽州府由歙县、休宁、婺源、祁门、黟县和绩溪60等县组成（见地图3）。徽商理论上可能来自其中任何一个县，但在扬州，大多数徽商都来自府城所在的歙县。附近的休宁县排在第二位，却与扬州相差很远。虽然休宁也和歙县一样，“商贾之最大者举鹾”61，但休宁人在浙江从事两浙盐业贸易者比在两淮者为数更巨。62剩余的各县，祁门人和婺源人仅偶尔出现在两淮盐业记录中，黟县人出现得甚至更少。徽州府内部存在着一种地域性的商业专业化倾向：歙县人主要为盐商，休宁人主要为典当商，祁门人主要为茶商。宋代大哲学家朱熹（1130—1200）的故乡婺源，则以茶叶和木材而著称。63黟县和绩溪的资源相对贫乏，在提供商业人才方面微不足道。64由此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关于这几个县的历史研究几乎都被忽视了。
歙县几乎就等于徽州本身，在关于明清盐商或者徽州商人的大多数论著中占据了核心位置。休宁、祁门，甚至还有婺源，也成了专题研究的对象。关于黟县，1566年版的府志仅提及“地小人寡，纤俭大类祁婺，戋戋益甚焉”。至于绩溪，最可称道的就是“其俗埒于黟”。65绩溪是一个偏僻的地方，明初其他各县的人为躲避赋税而开发了此地，通向北京的主要陆路绕过该县而行。6619世纪中叶，当汪士铎（1802—1889）为该地的贫困而感叹时，他所谈论的便是徽州最穷之处。67
纳粮折色制度增强了徽商在盐业贸易中的竞争力。他们比西商距离两淮盐产和市场区域更近，这对其参与盐业贸易更加有利。明朝后期，从扬州到徽州的标准商路大约长700里（约400千米），从扬州到襄陵则要远三倍左右。68
在浙江，徽州的优势甚至更加明显。尽管边商不得不一度从事浙盐和淮盐贸易，可西商在两浙的记录中几乎没有什么位置。69浙江距离山陕更远，与徽州的距离比两淮更近，同时不那么有利可图，因而对于西商的吸引力更小。相反，徽州休宁县为两浙提供了更多的商人，该地有新安江与直通杭州的钱塘江相连。70
16世纪初，徽商在扬州的相对地位还不能与此后相比。宋汉理（Harriet Zurndorfer）解释了其中的缘由。直到16世纪中叶，农业商品经济对于徽州人而言依然有利可图。此后，他们越来越对苛捐杂税感到失望。他们放弃了徽州的土地，来到离家遥远的城市生活，转向盐业贸易，后者“让他们从繁忙的农耕中脱身，也让他们获得了声望、权力，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财富”。71
16世纪晚期徽商大规模离开家乡涌入扬州，这似乎促进了一种强烈的歙县地方认同。第一部歙县志出现得相对较晚，直至1609年才刊行，对此卜正民（Timothy Brook）曾经感到困惑。72对于歙县的精英们来说，某种意义上这样一部县志没有必要在更早的时候出现，因为歙县是徽州府最重要的县，而徽州有一种深厚的府志编纂传统。随着徽商“殖民地”在长江下游地区的增多，歙县突然在中国文化版图上呈现了新的意义：它是扬州绝大多数盐商的故乡。
对于此时的盐商而言，扬州城并不一定是扬州府内最适宜生活的地方。在16世纪中叶的制度变革之前，内商可以直接向盐运使购买许可证，并获得一纸票据，有权在盐场购盐。在这种情况下，他必须身在扬州，而且考虑到人际关系在生意上的重要性，他如果能够生活在那里就更好。另一方面，他可以从边商那里购买盐引。在那种情况下，他可以手持盐引前往盐场购盐，绕过扬州到仪征的盐务监掣去。此外，盐引是在南京而非扬州颁发的73，而仪征更靠近南京。值得注意的是，在明代的路程书籍《士商要览》中，扬州府与徽州之间的线路以仪征而非扬州府城为起点。74
仪征是一个沿河之县。它是扬州府的西界。唐朝时期，当扬州已经是一个富庶的大城市时，仪征才以一个名叫瓜洲的小镇的面貌出现，但其地位在11世纪得以凸显，据有了扬州以前作为税收转运和茶叶、盐业贸易中心的地位。北宋时期，扬州的重要性严格局限于地方层面，仅辖有自己所在的江都县，而仪征（当时的真州）则是长江北岸商业活动的重要中心。75能够扮演这个角色，是因为它位于大运河一条支流与长江的汇合之处。它比扬州更符合一个长江口岸之名。明朝时期，仪征再次归属于扬州，但它是盐务监掣所在地，外运食盐必须在那里称掣，并从淮扬运河中使用的运盐驳船转至可以航行长江的大船上。
许多来自徽州的盐商家族在仪征占籍，对于参与盐业贸易的家庭来说，最初这里很可能是更合理的改籍之处。关于这一转换的标准描述是：“以盐改籍，盐册占籍。”761699年的一份徽州移民居留表中包括仪征、扬州和淮安三个地方。淮安位于大运河边，靠近大运河与黄河、淮河交汇处，是淮北之盐的集散口岸，因此相当于北方的仪征。但仪征本身在表中也有值得自豪之处：“徽之富民尽家于仪扬、苏松、淮安、芜湖、杭湖诸郡，以及江西之南昌，湖广之汉口，远如北京，亦复挈其家属而去。”77至此，徽州人在扬州的存在已经无可争议，但寄籍仪征的盐商家族的数量，至少暗示着这两座城市之间的“扬州”商人还是有所区别。
徽商在扬州或者仪征的兴起，与宋汉理描述的徽州府的环境变迁相吻合。78这两个府之间存在着某种象征性的关联，明代徽商的显赫，以及清代扬州盐商相应的高调姿态，即可反映这一点。直到16世纪后半期，当一种不利的税收制度开始将徽州人从耕地上赶走之时，扬州才逐渐呈现出在清代更长时期内都将看到的特征：该城本身由于第二道城墙的修筑而扩大，越来越多的徽州流寓定居下来；此处还有风月场所的繁荣。79
徽商在扬州的兴起，不仅对应着徽州社会的转变，也对应着西商在扬州的相对衰落。这可能是出于西商的商业活动范围之故：他们不仅从事盐业生意，也从事金融和地区间日用品贸易，包括江南的纺织品贸易。80这种广泛性尤其使晋商成为帝制晚期无可辩驳的商人之王，但这也意味着他们的分布非常稀疏。相比之下，徽商则趋于结成家族或宗族群体，并集中从事食盐、茶叶和木材贸易。81无论如何，在清代的扬州，西商在数量和花销上均不如其徽州同行。
晚明盐政的进一步变革看来可能对徽商有利。1617年，功能紊乱的边境纳粮制度被正式废止。官盐销售量出现了相当程度的下滑，原因可能是商人们被要求为未来几年的盐纲提前纳税，因而不那么积极参与盐业贸易。他们的位置被私盐贩子所取代。为了恢复商人们的兴趣，政府于是提供了世袭的许可证，来管理两淮盐区内指定地区的盐纲。这就是“纲法”。82该制度立即获得了成功，这可以解释为何在明朝最后几十年里，扬州的乡村腹地正在遭受洪涝和饥荒之时，该城却依然很繁荣。新的制度延续了两个世纪，在此期间徽商一直是扬州的主导社会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