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扬州的一个徽人家族

到17世纪初，就社会流动和社会角色而言，扬州的徽商家族已经有点像其在18世纪之后裔的模样。考察一下郑景濂家族（约盛于16世纪晚期）便能看到，明朝晚期的扬州社会已经预示了其在清代的景象。郑家在歙县可能是农民，受当地大户所欺，家财尽失。他们可能曾经属于那个有着充分记载的社会群体，即自耕小农。明朝晚期他们输给了更有权势的宗族成员83，但仍吹嘘有（或者被认为有）一些地位显赫的祖先。景濂的高祖和另一位家族成员，在15世纪初都死于靖难之役，被尊为建文皇帝的殉难者。84

郑景濂决定远离家乡寻求财富之时，已经结过婚，至少有一个五岁的儿子，名叫之彦。他把小孩交给奶奶照看，自己和妻子一起离开了歙县，在明朝晚期这个急速、忙乱且动荡的时代寻求自己的出路——当然，那时没有任何人清楚这个时代究竟有多“晚”。五年以后，这个家族在扬州发达了。他们可能在16世纪最后二十多年里的某个时候迁到了扬州，因为1598年郑之彦的第二个儿子郑元勋在那里出生。郑氏家族随后究竟怎样跃升至扬州社会的塔尖，这已经没法弄清楚。跟其他许多人一样，郑景濂的进身之路或许也是从饱受折磨的边商手中廉价购买盐引，然后高价出售食盐。郑之彦在某个时候来到扬州的父母身边，以能够很好地把握“利国通商之事”而著称；或许，对于有益于家族的生意，他甚至做得更好。85

郑家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获得了成功。他们通向地方权力的道路，属于何炳棣在其关于扬州盐商的研究中所描述的那种典型，即通过在盐业贸易中创造财富来获得进入士绅行列的机会。郑之彦获得了生员资格，并确保其子元嗣、元勋（1598—1645）、元化（？—1655以后）和侠如（1610—1673）受到良好的教育。86明朝最后二十年里，郑元勋成为扬州社会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仪征和扬州之间在徽商本籍归属问题上的混乱，从这个家族身上可以得到很好的例证：扬州、江都、仪征和歙县都声称自己是郑家本籍的确切归属地。87就居住地而言，这个问题可以得到解决，因为我们知道郑元勋及其兄弟都生活在扬州城。与此同时，一份代代相传的仪征户籍又承载着某种历史，将这个家族与邻近的仪征县连在一起。此外，这个家族的一支看来曾经在仪征居住过。88这可能是出于大家族内部的人员分工之故。

这个家族的核心人物郑元勋在1627年乡试中夺魁，并在远近各方赢得了很高的声望，然后于1643年获得进士功名。地方志传记描绘他具有儒士的所有品质，尤其是他从事的慈善活动，标志着他是一位17、18世纪优秀徽州人的典型。他在1640年的饥荒中表现了仁爱精神，组织宗族成员捐出了超过1000石粮食，在扬州建立了一个施舍点。他促成了对节孝事迹的记叙，这是徽州新儒家人士的典型事业。他关照远近各方的朋友，曾经安排一位来自远方的客人就医，并料理了另一个人的遗骸回乡安葬事宜。89

郑元勋还参与了带有晚明不满士人之特征的文学活动。尽管他年纪较轻，但据称路过扬州的高级官员已经咨访过他，并且屡次敦促他出来任职；可是被授予兵部某职位之后，他又以需要照顾老母为由而引退。90他把精力投入了复社——命运多舛的东林党运动的继承者。复社本身是一个地方文人结社的联盟，其中可能包括扬州竹西续社。91郑元勋及其1643年同年进士梁于涘（？—1645），还有另一位同年、郑元勋的侄子郑为虹（？—1645），都是该组织的成员。92

郑元勋在扬州的其他事业，预示了18世纪扬州盐商将凭以闻名的某些文化活动模式。首先，他修建了一座园林，或者至少可以说出资修建了这座园林。扬州在郑元勋生活的时代以前就有过园林，但他的影园是该城盐商园林兴起的直接标志。93该园建于1634年，当时扬州和附近各镇还有其他园林正在修建。94此时或此后，郑家几个兄弟都以拥有园林而著称。根据李斗的记载，他们“以园林相竞”。95

郑元勋的园林之所以突出，不仅与他自己是郑氏兄弟中最杰出者有关，也与其设计者计成（1582—？）有关。计成的名声主要来自其撰写的《园冶》一书，该书在西方通常被译为The Craft of Gardens，出版于1634年。书前有郑元勋的序，他可能赞助了该书的印行。96影园位于扬州城外，显然在城市的西南边，靠近西边的城墙，大门向东对着这座城市。97现代园林学者朱江基于文献资料，把影园的设计描述为“大型园林”的一个典型，但就面积而言，该园看上去很难属于这一类型。98郑元勋谦虚地描述该园“阔仅数步”，实际上有人估计它占地1英亩多（1英亩≈4047平方米），不包括附属的菜园和花圃。99厅堂、望楼及亭台为溪流和池沼层层分隔，又由曲折的游廊和小桥连为一体。该园无疑并不算小，足以让他的客人们享受到曲径通幽的乐趣。100

郑元勋之弟郑侠如在清初建造了一座休园，现存的一幅《休园图》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使我们得以了解可能是典型的17世纪扬州大型园林的一些设计特征（见图2）。101郑侠如的休园占地约50亩（约3公顷），位于新城东墙内，合并了两所更早的园林。102该园有着和缓的起伏和弯曲的界线，里里外外都流露出古典南方园林的某些特征：曲折的走廊；园内划分为不同区域以形成园中园；“山”“水”的结合，以创造一种观赏风景画的感觉。北京也建造了这样一座园林，以抚慰明朝末代皇妃的思乡之情——她因为思念自己的故乡扬州而变得人形憔悴。103影园或许拥有所有这些特征，只是规模更小。

郑元勋声称自己的园林会成为“伺奉老母”之处104，但与休园和其他清代著名园林一样，这里也是一个文人集会的场所，“以集天下名士”。105当地复社的集会可能就在这里举行，因为郑元勋，至少还有该园的一位常客——郑的同年梁于涘，都是复社的成员。106在这些地方举行的文学活动，与在18世纪各处园林中的那些活动相似。1643年该园举行了一次庆祝黄牡丹盛开的诗会。客人们在这里创作诗歌，竞相表现出优雅的文辞和新颖的构思；集体作品得到了印刷和装订。冠、亚军分别获得一笔奖金。107这种场景与李斗在下个世纪描述的情形很相似。108

与后来那些园林一样，影园也跟绘画作品联系在一起。郑元勋自己是一位略有名声的画家。高居翰（James Cahill）称他现存的两幅风景画从绘画角度而言“算不上什么”，但显示了董其昌（1555—1636）松江画派与新生的安徽（徽州）画派109 之间的有趣互动（见彩图9）。而董其昌则是郑元勋的客人之一。110据郑元勋称，董其昌在影园规划阶段就与自己讨论过，并为它起了这个名字。111董其昌的密友陈继儒（1558—1639）为该园题写了一块“媚幽阁”匾额，郑元勋后来用这几个字作为一部文集的标题，其中收入了董其昌一篇论述南北画派的重要文章。112

主客之间在这种园林环境中的相互交往，颇能体现一种后来与扬州普遍相关的社会进程，即盐商家族的士绅化。113帝制晚期，商人园林与士人园林之间有时存在区别，尤其是就盐商园林而言，但这种区别往往很模糊。114扬州的园林传统是苏州（明代士人园林的重要发展中心）园林传统的延续，如果说这种传统清楚地体现为夸张的假山等寻常特征的话，那么它也清楚地体现为苏州人计成所设计的园林之优雅。115出身于商人家族的士大夫郑元勋支持文人路线。他这样写道：“［园］主人胸有丘壑，则工丽可，简率亦可。”116

郑元勋扮演的园主、赞助人、士人和慈善家角色，为此后的扬州徽籍代表人物所继承。这个群体的主要成员都拥有园林和功名，因为赞助公益事业而著名。清军的攻城剥夺了郑元勋及其同道们的机会，使他们没能留下后来的扬州徽人所赢得的那种集体历史地位，但他们在城市结构中留下了某种生活方式的烙印。到了明朝灭亡的时候，扬州在许多方面都已经成为一个徽州城市。即使是朝代的兴亡也没有改变这个事实。

1Lust, Chinese Popular Prints, p. 309.

2Ibn Khurradadhbeh，转引自Lewis, The Arabs in History, p.90。

3关于以杜甫的诗为出发点对唐代扬州阿拉伯和波斯商人的探讨，见朱福烓、许凤仪：《扬州史话》，第77—81页。

4全汉昇：《唐宋时代扬州经济景况的繁荣与衰落》，第158—161页；蒋华：《扬州港与波斯文化的交流》。

5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1:256.

6朱福烓：《伊斯兰教与扬州》，第2—3页。

7刘彬如、陈达祚：《扬州“回回堂”和元代阿拉伯文的墓碑》，第49页。

8Rouleau, “The Yangchow Latin Tombstone as a Landmark of Medieval Christianity in China”; Rudolph, “A Second Fourteenth-Century Italian Tombstone in Yangchou.” 墓碑可在扬州博物馆看到。基于对拉丁文碑文中VILONIS一词的释读，这些资料中以Vigloni作为此家族的姓氏。我采用了Robert S. Lopes（“Nouveaux document sur les marchands italiens en China a l’époque mongole”）的观点，他将其姓氏释读为YLLIONIS，并将它与一个名叫Domenico Ilioni的人联系起来，后者是从1348年的一份热那亚法令中辨识出来的。感谢已故的威廉·斯科特提供这则资料（见本书第一章第44条注释）。

9朱江：《犹太人在扬州的踪迹》。

10何炳棣的“The Salt Merchants of Yang-chou”一文已经有所提及。佐伯富（Saeki Tomi）的Shindai ensei no kenkyū一书是关于清代盐政研究的经典著作。关于两淮盐政已经有无数研究论文发表，本章和第六章的注释即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最详细的专书研究为徐泓的《清代两淮盐场的研究》。关于盐政如何运行的简要介绍，见Metzger, “The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 of the Ch’ing State in the Field of Commerce”。

11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2:210-211.（一土曼相当于一万火，即一万人户交的税，一火即一巴利斯，故一土曼相当于一万巴利斯。——编者注）

12关于北宋和元初的数据，见Yoshida, Salt Production Techniques in Ancient China, p. 28。关于明末税收的比较，见《明经世文编》第474卷，转引自王方中：《清代前期的盐法、盐商和盐业生产》，注1。数据如下：两淮68万两，长芦18万两，山东8万两，两浙15万两，福建2万两，广东2万两，云南3.8万两，河南12万两，四川和陕西未详。

13Ho Ping-ti, “The Salt Merchants of Yang-chou,” p. 153.

14Brook, 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p. 49.

15Marmé, “Heaven on Earth.”

16田秋野、周维亮：《中华盐业史》，第266页。

17关于这个术语的详细注解，见Wing-Kin Puk, “The Ming Salt Certificate: A Public Debt System in Sixteenth-Century China?,” Ming Studies 2010, no. 61 (April 2010): 1-12。

18《（嘉靖）山西通志》，第39卷，第21页。折算比率因时而异，见田秋野、周维亮：《中华盐业史》，第267页。

19藤井宏：《明代盐商的一考察》，第258页。

20同上，第254—255页。

21李珂：《明代开中制下商灶购销关系脱节问题再谈》，第35页。徐泓（《清代两淮盐场的研究》第87—95页）详细考察了纳粮折色制度的起点资料，回顾了曾仰丰、左树珍和藤井宏的说法。他的结论是折色趋势确立于成化年间， 1468年始于长芦盐区，然后推广到其他盐区，到1486年已经在两淮盐区得到巩固。这与藤井宏《明代盐商的一考察》第252页的结论一致。

22徐泓：《清代两淮盐场的研究》，第94页。

23《（万历）扬州府志》，第11卷，第7页。

24由于这个原因，边商有时被描述为仅获取食盐贸易资格，然后将此资格出售给内商（薛宗正：《明代盐商的历史演变》，第31页）。但徐泓征引资料表明，在折色初期，边商继续在盐场购盐，然后在仪征（当时叫仪真）或淮安（对于淮北的盐而言）口岸将其出售。他引述了盐引规模翻番的情况，由此导致了在稽查点的长时间耽误，这是他们在16世纪40年代退出实际交易过程的最主要原因（徐泓：《清代两淮盐场的研究》，第94—95页）。这与徐泓利用过的藤井宏的分析一致。

25徐泓：《清代两淮盐场的研究》，第94—95页。

26同上，第93页；藤井宏：《明代盐商的一考察》，第288页。

27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上编，第7卷，第11页。

28《（嘉靖）山西通志》，第40卷，第2页。

29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上编，第7卷，第11页。

30张正明：《晋商兴衰史》，第7页。

31Cressey, China’s Geographic Foundations, pp. 45-46.

32Bell, “The Great Central Asian Trade Route from Peking to Kashgaria,” p. 60.

33张正明：《晋商兴衰史》，第19页。

34见同上书，第98—103页表格。

35藤井宏：《明代盐商的一考察》，第298页。

36谢肇淛：《五杂俎》，转引自Ho Ping-ti, “The Salt Merchants of Yang-chou,” p. 143。

37刘禹锡：《晚步扬子游南塘望沙尾》。

38Cressey, China’s Geographic Foundations, p. 197.

39关于何城的出身，见《（万历）扬州府志》，第18卷，转引自藤井宏：《明代盐商的一考察》，第286页。

40关于苏州的这种现象，见Marmé, “Heaven on Earth,” p. 36。

41《（嘉靖）惟扬志》，第9卷，第7页。

42藤井宏：《明代盐商的一考察》，第293页。

43焦循、江藩：《扬州图经》，第8卷，第28—29页。

44《（嘉庆）两淮盐法志》，第44卷，第1页。关于海盗的袭击，见So Kwan-wai. Japanese Pirates in Ming China During the 16th Century。他没有论及扬州遭到的攻击，该城也没有被标注为被围攻的江南城市之一。Marmé（“Heaven on Earth,” p. 36）注意到，在苏州，城墙外的流寓人口居住区也是海盗们在该城的首要攻击目标。

45《（嘉庆）两淮盐法志》，第44卷，第2页。

46《（嘉靖）惟扬志》，第8卷，第30页。

47同上，第37卷，第3页。

48Zurndorfer, Change and Continuity, p. 52.

49Brook, 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p. 128.

50引自韦明铧：《考“扬州乱弹”》，第194页。关于梆子腔，见Mackerras, The Rise of the Peking Opera, pp. 8-9。

51韦明铧：《考“扬州乱弹”》。亦见本书第十一章。

52Wolfram Eberhard, “What is Beautiful in a Chinese Woman?” p. 287, 译文。关于李渔，见Hummel, ed.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pp. 495-497。

53转见Bao-Hua Hsieh, “The Acquisition of Concubines in China,” p. 147。

54赵之璧：《平山堂图志》，第8卷，第12页。

55《（嘉靖）惟扬志》，第37卷，第4—6、8—10页；《（隆庆）仪真县志》，第14卷，第37—38页。

56徐泓：《清代两淮盐场的研究》，第95页。

57《（万历）歙志》，转引自藤井宏：《明代盐商的一考察》，第294页。

58Cahill, Shadows of Mt. Huang.

59Zurndorfer, “The Hsin-an ta-tsu chih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Gentry Society,” pp. 158-161; Zurndorfer, “Local Lineages and Local Development,” pp. 20-24; Shiba, “Urban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arkets,” pp. 13-48.

60“绩溪”这两个字现在依然保留在当代地图中，读作“Jixi”。“溪”字有另一种读法，“Jiqi”依然用于该县的英文网页。

61李龙潜：《明代盐的开中制度与盐商资本的发展》，第502页。

62藤井宏：《明代盐商的一考察》，第289页。

63Zurndorfer, Change and Continuity, p. 132.

64见刘淼：《徽商鲍志道及其家世考述》附录1中的人物传记，第510—517页。

65《（嘉靖）徽州府志》，第2卷，第38页。

66Zurndorfer, Change and Continuity, pp. 132, 145.

67Kuhn, Soulstealers, p. 40. 关于汪士铎，见Hummel, ed.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pp. 834-835。

68明代的一本行程书籍中开列了这些线路及停靠地点之间的距离，见憺漪子：《士商要览》，第1卷，第61页，第2卷，第3—4页。该书编者为新安人，也就是徽州人。

69藤井宏：《明代盐商的一考察》，第289页。

70Zurndorfer, Change and Continuity, p. 69.

71同上，第50页；亦见该书精彩的第3章“Commercial Wealth and Rural Pauperism in Late Ming and Early Ch’ing China: Hui-chou Prefecture in Transition”。

72Brook, 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p. 4.

73徐泓：《清代两淮盐场的研究》，第96页。

74憺漪子：《士商要览》，第1卷，第61页。

75全汉昇：《唐宋时代扬州经济景况的繁荣与衰落》，第170—174页。

76比如，见《（嘉庆）两淮盐法志》，第43卷，第26、28页；第45卷，第8、12页；第46卷，第8—10页。我在其他地方论述过仪征改籍者的数量，曾经错误地推测这是因为仪征县土地更容易获得，见Finnane, “Yangzhou: A Central Place in the Qing Empire,” p. 139。

77《（康熙）徽州府志》，第2卷，第66页；选自Zurndorfer, Change and Continuity, p. 137。

78Zurndorfer, Change and Continuity, p. 114.

79关于娼妓业，见本书第九章。

80藤井宏：《明代盐商的一考察》，第297—298页。

81Zurndorfer, Change and Continuity, p. 97.

82Metzger, “The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 of the Ch’ing State in the Field of Commerce,” pp. 23-24.

83Zurndorfer, Change and Continuity, p. 143.

84李斗：《扬州画舫录》，第8卷，第169页。

85同上，第171页。

86图6中的画作题词显示了郑元勋的出生日期。关于他的死亡有许多记载，见本书下一章。郑元化在清初的扬州很活跃，有资料提及他资助过1655年建立的扬州育婴堂（《（嘉庆）两淮盐法志》，第56卷，第4b页）。郑侠如活到了64岁，卒于1673年，可能生于1610年（郑庆祜：《扬州休园志》，世系卷第2页，第3卷第1页）。

871643年进士郑元勋，在进士名单中仅记载为“扬州府籍”。扬州府本县江都县的地方志中，他被描述为“江都人”而非“江都籍”。扬州府志称其祖父将户籍改隶江都，别的地方却称他为“歙县人，隶籍扬州”。尽管如此，清代的仪征县志中称郑元勋为土著后代，其中的进士名单显示，他的侄子们都隶籍该县。见《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第2卷，第1346页；《（雍正）扬州府志》，第39卷，第23、24页；《（嘉庆）仪征县续志》，第33卷，第5—7页。

88在仪征和扬州本县江都县的复社成员名单中，相应辈分的姓郑者出现过不止一次。仪征有郑元禧（1631年进士），他跟郑元勋同为“元”字辈；还有郑之纶，他跟郑氏兄弟的父亲郑之彦同为“之”字辈。江都的成员包括郑元勋和郑元弼。见《复社姓氏》，匿名稿本，未署日期。此稿未标页码，其中的姓名分县排列。郑元禧看来是郑元勋的堂兄，也许是郑之纶的儿子。另一份资料称郑元勋为郑元禧“之弟”，这是一种对父系堂兄弟的通常称法（《（乾隆）两淮盐法志》，第34卷，第21页）。

89《（道光）重修仪征县志》，第33卷，第5页。这个版本的仪征县志由著名扬州学者刘文淇编纂，他征引了以往府志和县志中的全部相关段落。

90同上。

91竹西社之名来自扬州城西的竹西亭，该亭因为杜牧的一首诗而不朽（《（嘉庆）重修扬州府志》，第31卷，第27页）。关于复社的成员，见《复社姓氏》。关于它的起源和活动，见Atwell, “From Education to Politics”。关于当地文人结社的构成名单，见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65页，不过这份名单并未包括扬州的任何社团。

92焦循：《扬州北湖小志》，第3卷，第8页。

93关于更早的园林，见朱江：《扬州园林品赏录》，第53页。

94见吴肇钊：《计成与影园兴造》；曹汛：《计成研究》，第12—13页。

95李斗：《扬州画舫录》，第8卷，第171页。

96计成：《园冶》。

97李斗指出，地方志中关于该园的位置说法不一，但根据当时依然存在的残留部分，他认定该园位于城南。更准确的位置可能是城西南，见吴肇钊：《计成与影园兴造》，第170—171页。

98朱江：《扬州园林品赏录》，第75页。

99同上，第171页。

100李斗：《扬州画舫录》，第8卷，第168—169页。

101郑庆祜：《扬州休园志》。关于18世纪晚期园林建筑的变迁，见本书第八章。

102郑庆祜：《扬州休园志》，自序。

103陈从周：《说园》，第26页。

104郑元勋：《影园自志》，第31卷，第51页。

105《（嘉庆）仪征县续志》，第39卷，第23页。

106同上，第31卷，第55页。

107方象瑛：《休园记》，第31卷，第56页。

108李斗：《扬州画舫录》，第8卷，第172页。亦见Borota, “The Painted Barques of Yangzhou, ” p. 63；Hsu, A Bushel of Pearls, pp. 29-31；以及本书第八章。

109Cahill, “Introduction,” p. 11; Cahill, “The Older Anhui Masters,” p. 68.

110汪世清：《董其昌的交游》，第481页。

111《（嘉庆）重修扬州府志》，第31卷，第52页。

112Pang, “Late Ming Painting Theory,” p. 28；李斗：《扬州画舫录》，第8卷，第168页。关于陈继儒，见Hummel, ed.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pp. 83-84, 789。

113Hsu, A Bushel of Pearls, pp. 58-59.

114Métailé, “Some Hints on ‘Scholar Gardens’ and Plants in Traditional China, ” p. 248.

115假山作为苏州园林的特征出现于明中期，到16世纪晚期已经成为“中国其他地方园林时尚中的醒目特征”。在这一时尚的批评者眼里，它们尤其与“纨绔巨商”的粗俗做法有关，是暴发户的可怜习惯（Clunas, Fruitful Sites, pp. 74-75）。

116计成：《园冶》，第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