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言
一
扬州博物馆的院子里矗立着一座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的纪念碑。他在著名的中国游记中称,自己曾经在忽必烈大汗时期当过三年的扬州总督。1马可·波罗明智地选择了这座中国城市。即使在那个时候,扬州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依然可以跟欧洲人后来心目中威尼斯的地位相提并论。这种地位正好来自财富、权力和文化活力的结合,这种结合在另一种传统中的另一座城市身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这两个地方获得文化成就的时间并不相同。威尼斯的“黄金时代”在13—16世纪。扬州则有两个这样的时代,一是6—9世纪的隋唐时期,二是本书集中研究的16—19世纪。唐代扬州的诗歌和清代扬州的绘画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持续流传,使这座城市的名字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参照点。与威尼斯一样,扬州使人想起许多艺术家、文人、富商巨贾及水道的形象。这是一种非常迷人的城市环境,一段充满色彩和浪漫的过去。在18世纪,这座城市因为“奢靡消费”而闻名——这正是彼得·伯克(Peter Burke)对17世纪威尼斯的说法。2
西方的汉学家往往将特定的中国城市与设想中的欧洲对应城市相提并论。这种比较并无不妥,而是使陌生环境变得熟悉,让人能够理解。尽管这两座城市在规模上有着显著的反差,但读者只要能把扬州想象为中国的威尼斯就已经不错了。在最繁荣的18世纪,扬州是一座富有、美丽并且具有历史影响的城市,被运河包围和分割——虽然这里的运河没有威尼斯那么多,但也足以使舟船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与威尼斯一样,这里也有一条大运河,当时如果没有“冈朵拉”的话,肯定有画舫——它为李斗那本著名的导游著作《扬州画舫录》的书名提供了灵感。3并且与威尼斯一样,在其全盛期之后很长时间里,扬州依然吸引着许多游客。
在中国文学当中,扬州被建构为一个梦幻之地。郑板桥(1693—1766)写道:“我梦扬州,便想到扬州梦我。”4这些文字中最明显的幻象是哲学家庄子的一段话,后者梦见自己是一只蝴蝶,醒来后怀疑自己只是蝴蝶梦中的一个片段。5庄子之后,扬州梦在杂文、小说和戏剧中得到了充分的描述。6其源头来自杜牧(803—852)的一首诗:
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7
一千年后,周生的《扬州梦》刻画了19世纪中叶这个变动时期的扬州社会及其“青楼”的情况。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该城被毁之后,作者不无怀旧地想起了这个依然很活跃的消费社会。8
扬州梦在20世纪褪去了色彩。郁达夫(1896—1945)的《扬州旧梦寄语堂》将关于扬州的罗曼蒂克式文学建构与民国时期扬州的破败现实进行了对比。9丰子恺发表于1958年的《扬州梦》是一个革命的梦。他在梦中本能地想表达郁达夫所感受到的对于过去的惋惜,却转而自觉地意识到老扬州的繁华是以劳动人民为代价而创造出来的。10这些更晚的作品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民族主义和现代化的双重支使下,中国和她的城市当时正在被重构,正被以不同的眼光来看待。在19世纪90年代,金乐婷(Mary Geraldine Guinness)发现扬州的异教寺院多得可怕,那里的居民不是本地面孔,而更具异国情调。11
不仅繁华凋落了,连可能欣赏这种繁华之踪迹的时代也过去了。12滋养了扬州的中华帝国已经消逝,新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致力于塑造一个国家。韩起澜(Emily Honig)关于上海苏北人的研究显示,在此背景下,上海的扬州移民被嘲笑来自一个落后的地方,甚至被指控与日本人合作。13从本质上说,这座城市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而这种历史在国民党时代被认为是一个问题。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那里城市精英的悠闲生活都成了颓废的标志,有人认为它应对20世纪前半期中国的消沉负责。14
新闻家范长江(1909—1970)15这样概括诸多扬州形象导致的张力:
扬州有两个,一堕一英豪。
炀帝花柳客,盐商亦其曹。
史公正气雄,八怪品亦高。
而今劲更足,鲜花朵朵飘。16
简单地说,扬州有一些值得称道的文化英雄:英勇的史可法(1602—1645),在1645年清兵围攻时奋起保卫该城;还有18世纪的“扬州八怪”,为一种伟大的中国艺术形式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这座城市的名妓被重新描述为娼妓,隋炀帝及盐商因为与她们有关系而染上了污点。
二
范长江的诗注意到了扬州在两种重要的明清史叙事中的地位:一是17世纪朝代更迭的故事,史可法在其中被刻画为一名主角;二是18世纪商人财富增长和社会变迁的故事,向上流动的盐商形象是其中的主角。扬州这个地方在明清易代之际的名声,某种程度上可以归因于王秀楚《扬州十日记》的广泛传播,后者是关于1645年扬州城陷事件的目击记录。17何炳棣一篇关于扬州盐商的论文,则稳固地确立了扬州作为18世纪商人财富和权势的展示柜之地位。何炳棣的文章发表于1954年,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该文都是英语学界关于清代商业活动和商人文化的仅有的一篇历史研究论著。18
从文学、哲学、绘画到戏剧研究等各个领域,大部分研究清代历史的学者迟早都会发现自己应该征引何炳棣的开创性研究成果。19连同他的后续论著一起,该文有力地阐述了关于明末和清代社会的两个既定假设。一种认为商人与士大夫之间的社会区别在帝制晚期开始模糊。另一种认为同乡特殊主义(native-place particularism)——在此基础上,或许可以认为中国最多只是一个碎片化的社会——正在让位于越来越强的地区间社会和经济一体化。20扬州有着庞大的商业和寄居人口——至少是相互重叠的两个类别。在关于中国社会的粗略图像中,它正好可以作为这些进程的标准案例。
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史研究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尽管如此,何炳棣的研究依然显得很中肯,其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在强调经济的货币化、地区间贸易的增长、对外贸易的确立(即使是边缘性的)、城市的扩展和城乡关系的变化、城市制度的增生、商人势力的崛起、社会界限的模糊、印刷文化的普及和识字率的提升,以及从玄学到经验学问之转变的修正主义史学当中,扬州及其拥有功名的商人和消费经济,被证明非常值得一提。21
作为这幢史学大厦的一块基石,地方史与中国史之间的关系在扬州身上得到了体现。当某个城市作为中国社会内部正在发生的事情之例证而被征引时,它就注定会成为中国的微观化身。当何炳棣未能在18世纪的扬州发现同乡组织过剩的确凿证据时,他在无意中便指出了这一假设背后的难度。22正如何炳棣指出的,同乡组织是一种商业活动——尤其是参与远距离贸易——的指数。如果扬州缺乏这种组织,并且在其他大城市中没有自己的同乡组织作为代表,那么这座城市在何种意义上能够成为帝制晚期城市发展和社会变迁的代表性例子?
作为“整体的一个部分”,18世纪的扬州从反面体现了张琳德(Linda Cooke Johnson)指出的上海问题。张琳德批评了如下概念,即把前通商口岸的上海视为有待西方加以城市化的“沉睡的渔村”。她认为整个帝制晚期,上海在其腹地的经济和社会组织的发展方面扮演了积极角色。2318世纪的扬州与19世纪末的上海并非没有任何相似之处。扬州被视为曾经的一个著名商业活动中心,占据着盐业贸易中的枢纽位置,在远距离贸易网络中无疑具有重要地位——后者是中国经济走向一体化的基础。人们经常会隐约提及它在目的论历史变迁中的地位和表现,有时甚至直接将其阐述出来。24
这种历史建构中固有的典型性和代表性问题,只能通过特定城市体系内部的深度比较研究得到解决,而这项任务已经超出了本书的范围。这里能说的是,作为所有政府专卖行业中最富庶的两淮盐业的行政中心,扬州与首都北京有着密切的关系,后者在韩书瑞(Susan Naquin)看来并不是一个非典型的中国城市。25扬州在地理上与江南的众多大城市接近,这助长了一种看法,即把它看作全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城市发展的标志。它的名字通常与苏州相提并论,二者都因为美女、园林及其他文化产品而出名。不过作为盐政中心,18世纪的扬州是一个独特的城市,就如19世纪初作为指定外贸口岸的广州一样。扬州的独特性,并不意味着这个特殊的城市社会没法向我们透露关于整个中国社会的某些东西,但它确实告诫我们,不要轻易拿扬州作为例子来证明其他地点和其他地方社会的趋势和现象。
正如王振忠的开创性研究所探讨的,扬州与18世纪的其他大城市有某种相同之处,即徽商在其社会构成中占有很高的比重。26徽州距离扬州大约250英里(1英里≈1.6千米),徽商活跃在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各个重要贸易中心。在汉口——这是少数得到了深入研究的清代中国城市之一,徽州盐商在城市社会组织中也扮演了关键角色。27但徽商活动之处的独特的地方特性,意味着他们对各个地方社会的影响也相当不同。斯波义信分析了18世纪福建、徽州和山西商人在宁波的存在情况。28扬州和宁波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这些客商在宁波的影响表现为强大的地方商人群体的兴起。18世纪初,宁波商人“逐渐崭露头角”。斯波义信认为,可能“他们的许多商业技巧和在资本方面的敏锐性都得自竞争对手”,主要是来自徽州和福建的商人。29在山陕商人也很活跃的扬州,却一点也看不到这种发展迹象。在19世纪末的上海,宁波以商人银行家们的故乡而闻名。30来自扬州的人则成为无产阶级。31
徽商在扬州留下的最持久的遗产,就是在他们赞助下出版的丰富的美术作品集,而且关于这座城市,艺术史家们已经出版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历史著述,这一点也不奇怪。徐澄淇新近出版了一项关于18世纪扬州绘画的研究成果,探讨了绘画作品交易背后的社会和经济关系变迁,提供了比以往更加细致的关于这座城市内部社会和经济关系的清晰论述。32徐澄淇正确地强调了扬州商业社会的深刻性和复杂性。在关于石涛(1642—1707)晚期作品的研究当中,乔迅(Jonathan Hay)朝理论方向迈出了更大的一步,提出扬州“从许多方面来看都是一个现代城市”,并且其“更加现代的特征……并不为这座城市所独有”。33
正如乔迅进一步提出的,关于一个充满地方特性的城市的探讨,存在着一定的限度。他这样写道,扬州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不能通过这一地点和空间所固有的地方性联系来界定,而应通过与其他地方的关系来加以界定”。34从这个角度来看,与其平行地看待城市社会,还不如从有机联系的视角来看待它们,而徽商本身就是影响着这种联系的重要媒介。如果将扬州看作一个城市体系中的一员,那么与其说它是整个体系中(或者说整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例证,还不如说它是后者的一个产物。那里的著名画家大都来自其他地方,这个事实就说明了这一点。
另一方面,扬州的一些独特之处,有助于理解这座城市在20世纪背景下的矛盾形象。扬州还有其他一些画家,借用龚贤(约1619—1689)的区分,他们通常被描述为绘“图”者而不是“画”家,绝大多数来自扬州及其下辖各地。35同样,还有另一个扬州——一个贫穷而非富庶的扬州。帝制晚期的官方记录提供了一些线索,可以用来解释20世纪以后扬州的去魅化。简单地说,它们显示了地方社会的相对微弱,显示了这座城市对一个为维系并服务于晚期帝国而设计的结构的依赖,还显示了大扬州地区的环境问题,以及经济多样性的缺乏,后者原本或许能够帮助这座城市安然渡过鸦片战争开启(至少可以说是促发)的一个变迁阶段。
从地方志到档案记录等官方和半官方记载,与同一时期的文学记载形成了发人深省的反差。在谈到扬州时,一份奏折或者上谕很可能会提及该地区的洪灾、赈饥的需要,或者是作为区域主导产业的盐业的失衡。相反,涉及扬州的诗歌和散文,却往往更倾向于谈论这座城市本身,后者大体上不受自然灾害的直接影响,并且往往不会因为盐业贸易的失衡而遭到损失。官方记载中的扬州埋藏在档案或卷帙浩繁的官府文书里。文学中的扬州继续在整个汉语文献世界自由流传。
扬州因为自己在文化地图上的地位而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其转型位置不仅显示了它自己的变迁命运,也体现了它在中国人心目中的位置之变迁。这个特殊偶像的褪色,至少在部分程度上可以归因于中国人的城市经验的变化,以及中国人的世界观的相应转换。这座城市的名字也是以它为治所的一个府的名字,使人注意到另一种实际的景观:帝制晚期一个由城墙围绕起来的市,在那里,一个具有文化特色的复杂城市社会正在形成;以它为治所的两个姊妹县,当地人口即来自这两个县;该城所在的更大区域(无论从地理上还是从政区上而言),官僚体制和经济纽带的网络将该城与其他大大小小的行政中心、市镇、村庄、稻场、鱼池和盐场连在一起。假如观察者再后退一步,第四种景观就会浮现出来,因为扬州是帝国的产物,诞生于南北交会之处,并且由于南北之间的交通而得以持续发展。即便从辽阔的距离来看,纵览各省份、水路和边远地区,中国的风景也不会盖过观察者心目中的帝制晚期扬州印象。相反,观察者的目光被一条条交通线路引向这座城市:长江自西向东流过,就在扬州南面与大运河交汇。
从这些不同的风景中得出的扬州历史充满了悖论。这是一片贫困区域中的一座富裕城市。这座城市孕育了许多杰出的学者和艺术家,但很少有官僚。它处于两条重要商路交会处的战略位置,买卖活动就跟吃喝一样寻常。但在一个地区间贸易蒸蒸日上的时代,扬州人在其他重要商业城市的存在却一点也不明显。这种悖论根植于帝制晚期的扬州社会本身,而且构成了扬州历史的一部分。
这些悖论的阐明得益于一部独特的文集,它使我们能够把这座城市当作一个地方性场所加以反思。梅尔清已经指出,17世纪晚期,清初的士大夫们通过一系列文学工程,开始在已有形象的基础上重新赋予扬州别的意义。36在18世纪,扬州人正忙于记录这座城市的方方面面,因为在盐商们非凡财富的影响下,它显然正处于繁花似锦的状态。李斗在成书于1795年的著作中列举了自己所能获得的一些重要资料来源:汪应庚的《平山揽胜志》、程梦星的《平山堂小志》、赵之璧的《平山堂图志》,以及汪中的《广陵通典》。37借此他得以开展自己那雄心勃勃的计划,即记录下这个城市和社会的全盛状态。这些著作都是徽州人主导扬州时期的产物。汪应庚和程梦星都活跃在18世纪上半期,属于当时最著名的徽商。汪中(1745—1794)的故乡同样在徽州,但我们将发现他在这方面的立场有点反常。38赵之璧一度担任过盐运使,这是扬州当时最有权势的职位。除了汪中那部最晚的未竟之作,其他著作都以平山堂为主要依归。该堂位于扬州西北面的山丘当中,是一个充满宗教和历史意义的场所。
李斗的《扬州画舫录》是最广为人知的一部关于18世纪扬州社会的著作,屡屡被后人征引,可以为历史学家提供丰富的历史资料。与各种平山堂志不同,这部“编年录”密切关注扬州城本身。李斗隶籍扬州正西边的仪征,除了撰写这本书别无其他的名声。他的户籍与许多扬州人相同,因而用那时候的术语来说,基本上可以被视为本地人或“土著”。39(相反,徽州人的后代大多被目为“流寓”,尽管并不全是如此。)《扬州画舫录》一书的资料编纂工作始于1764年,也就是乾隆皇帝第三次南巡的两年之后。乾隆末年(1795),李斗完成了该书,在撰书期间,皇帝还进行过三次南巡。就这座城市在18世纪后半期的扩展而言,乾隆皇帝的南巡对扬州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而李斗正好在此基础上开始了自己的撰述。但在该书的开篇之卷中,他提到了茶馆、饭馆和澡堂,这座城市的悠闲生活大多围绕着它们而展开。皇帝的南巡尽管为当地带来了荣耀,南巡本身却成了以各色市民翘首以待为特征的都市景象的一部分。
这种关于18世纪扬州的参与式和启发式叙事,不禁使人想到其构筑过程中存在着一种关于地方特性的渐进发展理念。李斗原本可以按照地方志的体例来组织自己的著作,以不同的部分来处理沿革、地理、名胜、景点、传记和艺文。相反,他感觉到了这座城市的有机性质。过去和现在、人物和场所、作品和作家,都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从而造就了一种有着戏剧性互动的城市社会叙事,文学表现的奇妙性正好可以跟帝制晚期扬州社会本身的奇特性媲美。这种对于城市生活的敏感后来变得很明显。与李斗同时代的林苏门(1749—1809以后)显示了对商品和地方文化的强烈兴趣,在1808年出版了一本关于扬州的诗歌集注;自称“邗上蒙人”者也是如此,在19世纪40年代创作了《风月梦》,韩南(Patrick Hanan)认为该书是中国“第一部城市小说”。李斗有力地确立了一种想象这座城市的方式,它可以被后来者利用。邗上蒙人自然也读过他的著作。40
《扬州画舫录》使“扬州梦”得到了发展和具体化。李斗非常了解当地社会,尤其关注那些不知名的艺术家和学者的成果,但他的著作显然并不涉及该城地方行政方面的寻常内容。他这本书描写的是城市的庆典,跟文艺复兴前期的作品《城市颂》(Civis Laus)很相似。回头看来,其著作也标志着一个记录了扬州梦的时代的终结,以及一个即将回忆起扬州梦的时代的开始。在从诗集到治水协议等各种作品里,通过记录1645年以后的岁月里所经历的一切,李斗之后的扬州文人们让自己的家乡进入了历史表述当中。同样,一种高度的地方感依然很明显。所有这些作者都以不同的方式相互连在一起,著名的士大夫阮元(1764—1849)则在社会和文学关系中起到了枢纽作用。他们的著作所覆盖的多种题材,为这座城市提供了更复杂的过去和更丰富的区域背景。41
尽管清代的扬州活跃着许多艺术家,但关于建筑环境的视觉表现形式相对少见。它们主要包括关于各处名胜的木版画,以及一些经常被引用的关于扬州园林、寺庙和城外风景的隐喻性绘画。在石涛笔下的城市风景中,这座城市若有若无地隐现于薄雾和水汽之中——乔迅认为这是一种“悬浮中的现实”般的视觉形态。421953年该城的城墙被拆除,关于这座城市的一种最显眼的视觉表现形式由此消失,这种现象明显见之于石涛的许多绘画作品当中;43而过去的其他痕迹尚能存留下来,应当只是因为被宽容地忽略了。
二战结束后不久,威廉·H. 斯科特(William Henry Scott)曾经在扬州做过传教士。从他的蜡笔画作品集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份罕见的扬州城墙拆除之前的图画记录。44这是一座陈旧的城市之轮廓,充满了阴影,街上都是碎石,奇怪的晾衣竿沿着狭窄的巷道伸展开来,上面挂着晾晒的衣服。寥寥数笔的人物形象有穿着蓝色长袍的男人——这种时尚将不再持续多久。一幅图画中的电线杆提醒我们注意到新近发生的技术变革,尽管用电还是一件稀罕的事。一面城墙上写着红色的大字标语“毋买日货!”,对于一个被日本军队侵占了八年的地方来说,这是一种姗姗来迟的战争呼吁。该城的建筑景观也一目了然。斯科特描绘了天宁寺、莲花桥、白塔和文峰塔等标志性的名胜,以及城门和厚重的城墙。部分城墙被画成长满植被的样子,使该城的“芜城”这一别称显得名副其实。
这些素描将20世纪中叶与一段更早的视觉历史连接了起来。18世纪末的额勒桑德(William Alexander)用水彩画描绘过文峰塔,石涛的一张画页中也出现过它的身影。45石涛所画的文峰塔对面、大运河面前的大屋顶城门,可能就是斯科特在两个半世纪之后所描绘的同样部位,只不过是从更近的视角(见图1)。这就是南门,或称“江安门”,掩藏在一座子城后面。斯科特这些作品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即关注码头上正在展开的经济生活;对此石涛也有所暗示,粗略勾勒了依稀可见的大运河上的一长列小船的模样。在18世纪,来自西南边瓜洲的卖芦苇者通常由南门外的码头进出扬州。他们在南门街上的小客栈歇脚,吃着一碗碗的豆腐干(干丝)。这是当地特产,码头附近的食品摊上就有卖。46
图1 城墙被拆掉之前的一道城门和码头
蜡笔画,威廉·H. 斯科特作,大约1946年。
三
斯科特这些朴素、迷人的图画描绘了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日常生活,以淡淡的笔触将昔日的辉煌融入其中,使人注意到扬州是一个有着本地历史的地方,流寓人口甚至皇帝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他们并没有改变这座城市在区位上的特殊优势和不足。本书试图论述这种历史。随后各章将考察这座城市在明末和清代的形成,既涉及历史学的问题,比如该城在历史上的地位,也涉及符号学的问题,如在时间长河里累积起来的关于扬州的意义。这些问题是相互关联的:这座城市的实际构造——该地的学术环境、慈善组织、园林、茶馆和妓院——为型构某种关于扬州的观念提供了基础,即便这种观念吸收了更早的历史意义从而变得更加丰富。
如前所述,本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导言和随后的一章,介绍这座既是一个史学问题,又是一个可以通过以往记载进行历史认知的场所的城市。第二部分将这座城市置于清代盛世的历史背景之下,关注其在明末清初的发展,追溯16世纪晚期以降徽商在扬州的兴起,并结合1645年的扬州城陷事件和17世纪后半期的忠义问题,对明清易代的历史提出新的问题进行探讨。大体上可以证明,18世纪的扬州形象在明朝灭亡之前已经略见规模。第三部分考察18世纪扬州城与更大的扬州地区之间的关系。第六、七章集中探讨盐务管理和扬州腹地治水问题。盐意味着财富,而洪水意味着贫困。第八章展现了同一时期扬州城本身所发生的一切:正如我们可以设想到的,那就是繁荣,但在18世纪漫长岁月的不同阶段,繁荣的方式也不一样。第四部分从社会等级中的性别和同乡关系这一角度来探讨这座城市,同时质疑那种传统的描述,即认为扬州在社会边界的模糊方面最为突出,而这种边界的模糊构成了18世纪中国社会的特征。这一部分的各章显示,18世纪扬州城内所能见到的某些特定的空间模式和社会分化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徽州人和扬州人之间的关系。最后,尾声部分提出了关于19世纪扬州历史的基本看法,从这种历史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先前时代的某些历史特征。每个部分之前都有简短的引言以介绍该部分的主题。
尽管存在着上述一些名为跨文化研究的实践,但在西方的历史社会学当中,长久以来的做法都是在中国城市和欧洲城市之间做出截然区分。47就政治组织和功能而言,中国城市和欧洲城市当然互不相同,但工业化以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城市生活经验之间的共同之处,或许会比我们通常所认识到的更多。这篇导言开头提及威尼斯作为参照,但结尾之处的参照也许可以是阿姆斯特丹。跟扬州一样,阿姆斯特丹的编年史也充满了移民在社会流动方面的兴衰故事,他们通过赞助建筑、艺术和学术对这座城市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激发了本地人的敌意。但根据彼得·伯克的说法,在1680年前后,“阿姆斯特丹的成长停止了下来”。波罗的海谷物贸易走向衰落,1672年以后,“仅有一个初代移民跻身于阿姆斯特丹社会名流之列,在上层名流构成方面,食利者自然占据了主要地位”。48一个多世纪以后,扬州的情况与此颇为相似,当时盐业贸易走向衰落,扬州移民社会中的徽州人士凋谢殆尽。1800年前后,扬州的成长停止了下来。
1关于马可·波罗这一说法的可靠与否,见Wood, Did Marco Polo Go to China?。
2Burke, Venice and Amsterdam, p. 111. 伯克在一篇关于消费的比较研究论文中提及了扬州,见其“Res et verba: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 p. 151。
3李斗:《扬州画舫录》。
4郑燮:《满江红·思家》。
5Watson, Chuang Tzu: Basic Writings, p. 45.
6韦明铧:《析“扬州梦”》。
7另一种译文见Payne, “Happy Regret,” in The White Pony, p. 252。
8焦东周生:《扬州梦》。
9郁达夫:《扬州旧梦寄语堂》。
10丰子恺:《扬州梦》。感谢Geremie Barmé提供这则资料。
11Guinness, In the Far East, pp. 32-43.
12郁达夫:《扬州旧梦寄语堂》。
13Honig, Creating Chinese Ethnicity; Finnane, “The Origins of Prejudice.”
14易君左:《闲话扬州》。亦见本书第十二章。围绕易君左对扬州文化的阐释的争论,见Finnane, “A Place in the Nation”。
15抗日战争时期,范长江在扬州北部的共产党根据地担任一家新闻学校的校长(Boorman, ed.,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第2卷,第10—11页;亦见Hung, “Paper Bullets”)。
16范长江:《游扬州》。
17王秀楚:《扬州十日记》。译文见Aucourt, “Journal d’un bourgeois de Yang-tcheou (1645)”; Backhouse and Bland, “The Sack of Yang Chou-fu”; Mao, “A Memoir of Ten Days’ Massacre in Yangchow”; and Struve, Voices from the Ming-Qing Cataclysm, pp. 32-48(只有部分译文)。
18Ho Ping-ti, “The Salt Merchants of Yang-chou.”
19Ho Ping-ti, The Ladders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pp. 249, 254. 可能有许多人引用了何炳棣的著作,如Elman,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pp. 93-95;Martin Huang, Literati and Self-Re/Presentation, p. 31;以及Mackerras, The Rise of the Peking Opera, p. 77。
20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
21Zurndorfer, “From Local History to Cultural History,” pp. 387-396.
22亦见本书第十章。
23Johnson, Shanghai.
24Hay, Shitao, p. 25.
25Naquin, Peking, p. 704.
26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
27Rowe, Hankow. 不过该书的研究重点是19世纪。
28Shiba, “Ningpo and Its Hinterland,” p. 403.
29同上。
30Mann, “The Ningpo Pang and Financial Power at Shanghai.”
31Honig, Creating Chinese Ethnicity.
32Hsü, A Bushel of Pearls.
33Hay, Shitao, p. 19.
34同上。
35著名的例子包括袁江(约1671—1746)及其族亲袁耀(约1739—1778),王云(1652—1735以后),以及禹之鼎(1647—1716),他们主要活跃在康熙后期至雍正时期。这些画家已经受到了一些批评性的关注;见Cahill, “Yuan Jiang and His School”; Mu Yiqin, “An Introduction to Painting in Yangzhou in the Qing Dynasty,” pp. 22-25; Barnhart, Peach Blossom Spring, pp. 104-118; 以及Hay, “Shitao’s Late Work,” pp. 235-237, 242-252. 其他许多人我们只知道其姓名;关于简要的生平情况,见李斗:《扬州画舫录》,第2卷,第36—52页(由于这本引用率颇高的著作有许多版本,此处提供卷数以便于参阅);以及汪鋆:《扬州画苑录》。对于龚贤这种区分的讨论,见Hsü, A Bushel of Pearls, p. 214。
36Meyer-Fong, “Making a Place for Meaning in Early Qing Yangzhou.” 亦见其著作Building Culture in Early Qing Yangzhou。此书新近才出版,本书写作过程中未及加以参考。
37李斗:《扬州画舫录》,序言,第5页。见汪应庚:《平山揽胜志》;赵之璧:《平山堂图志》;汪中:《广陵通典》;以及程梦星:《平山堂小志》。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有最后一本书的复本,感谢梅尔清提供这则资料信息。
38亦见本书第十一章。
39关于扬州人与仪征人之间的混淆,见本书第三章。根据1881年的地方志,仪征人“泰半”居于府城(《(光绪)甘泉县志》,凡例,第4页)。
40邗上蒙人:《风月梦》,第30页。
41见本书第十一章。
42Hay, Shitao, p. 32.
43同上,第4—11页。
44斯科特的4幅素描收入于王鸿:《老扬州》,第77—78、137页。这4幅作品,一幅没有标明作者信息,两幅注明为一位“外国画家”所作,另一幅注明为一位“澳大利亚画家”所作。斯科特是美国人,在菲律宾生活并任教几十年,是一位著名的菲律宾史研究者,二战后在扬州做过短期传教士。1991年,他将自己收藏的21幅画作赠送给扬州市政府,这些作品随后被存放于扬州博物馆。同年我有幸在香港的一次会议上见到了斯科特教授,他正要赶到扬州去,于是热情地向我提供了他这些画作的照片。
45我认为乔迅(Hay, Shitao, p. 6)关于文峰塔和城门的推测性辨认肯定是对的。苏姗·雷高伊思(Susan Legouix, Image of China, p. 69)讨论了额勒桑德的水彩画《一个中国城市之郊区》(Suburb of a Chinese City),注意到“这幅图案中的场景还有待辨认”。但在已经出版的额勒桑德为马戛尔尼使团旅行记所作的插图图版当中,与这幅水彩画相对应的图版被排在扬州北面的宝应湖图案(见本书图5)与扬州南面的金山图案之间,这似乎反映了额勒桑德创作这些草图时的顺序,因为使团是沿着大运河而下的。文峰塔在视觉上表现得足够清晰,图中塔的层数甚至也很正确,而石涛的画中却不是这样。见Alexander, Costumes et vues de la Chine, vol. 2, facing p. 33。Costumes et vues de la Chine中的图版顺序,与庞赛(A. T. Pouncy)为乔治·斯当东(George Staunton)的两卷本著作《大不列颠国王遣使中国皇帝纪实》(Staunton, 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提供的配套图集顺序相同。
46李斗:《扬州画舫录》,第7卷,第158页。
47Rowe, Hankow, pp. 3-9.
48Burke, Venice and Amsterdam, p. 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