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习惯冲突：关于上瘾的研究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始终有香烟的陪伴，这也许就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生活的模样吧。我周围随处可见香烟的踪影，使得我穿着的衣服上满是这股味道。我的父母都喜欢吸烟，每到星期六晚上，烟就像黑云压城般笼罩着我家的前厅。我的父亲会跑去巴金尼斯街尽头的帕迪酒吧，而我的母亲、艾格尼斯姨妈，还有她们的几个闺密则坐在家里的前厅，喝着各种雪利酒、波特酒和伏特加，再吸几口烟。在当时的周末，只有男人们才能去公共酒吧，而女人们的小酒则往往被限制在家里。她们会在前厅抿一口小酒，调成静音的电视里播放着电视剧《77号日落大道》（77 Sunset Strip），这部剧演绎着光彩夺目的洛杉矶梦幻生活。她们吞云吐雾，沉浸在斯图·贝利（Stu Bailey）和杰夫·史班瑟（Jeff Spencer）以及剧中私家侦探的梦里。
而我会坐在楼梯顶上等着父亲回家，因为我想从后院上厕所，这会打破一群母亲们的纸醉金迷梦。“我想到院子里去。”我不断地重复这一诉求。直到母亲受不了我的软磨硬泡，说：“你去吧，然后回床上睡觉去。”
如果你此时走进我家，你就会感觉到自己如堕烟海，缭绕的烟云甚至有清晰可见的形状，你可以用手指勾画出它们的边界，犹如走进了一团辛辣的气体中。当我从前厅经过时，酒杯都被她们藏到了长靠椅后，香烟也被藏起来了。她们把烟从我身边扇开，好像感到有些羞愧似的。“如果你不喜欢这味道就别呼吸，”母亲会说，“如果你觉得烟味很难闻，就屏息一会儿。”
在我仅有的几张关于父亲的照片中，有一张是他在家门口弯着腰喂路上的鸽子，嘴里叼着烟。在我们这条街上，他已经不算是个烟鬼了。我母亲喜欢电影《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中的亨弗莱·鲍嘉（Humphrey Bogart）[她经常喜欢亲切地叫他“小亨”（Humph），叫的时候，她眼里满是少女梦幻]，喜欢他嘴里叼着烟说话的样子。她也喜欢我父亲嘴里叼着一支烟的样子——这是我猜的，好像他也不介意。有时候，我觉得父亲只是想在母亲面前看起来酷一点、成熟一点。在我13岁的时候，父亲突然去世了，当时他51岁。这突如其来的失去让我感到茫然失措。我很愤怒，也很迷茫绝望，但那是一种无法表达的对死亡深渊的愤怒。特伦斯姨夫说，他从没见过哪个男孩能和父亲如此亲密无间，但自从他去世后，我就把他埋在心底，不再提起他。我没办法提起他，因为这对我来说太痛苦了。但有一天晚上，我鼓起勇气对母亲说，也许父亲不应该吸烟，也许，只是也许，他还应该多多锻炼。母亲却悲痛欲绝，完全听不进我的话。她说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她说他小时候得过风湿热，还有心脏杂音。她还说我自他去世那年就开始强迫自己天天跑步锻炼，这样锻炼带来的伤害远远大于让人放松的香烟。“整天搞得满头大汗，你觉得这对你有什么好处吗？”她边说边哭，“流这么多汗会让你得风湿热的。”
在我成长的环境里，吸烟就好像呼吸一样“自然”，它已成为人们生活中自带的节奏和模式。人们在失业的时候会吸烟；人们在造船厂或工厂辛苦劳作了一天后，坐在回家的公交车上会吸烟（但只能在二层露天的座位上吸烟）；人们非常忙碌的时候会吸烟，没事做的时候也会吸烟。递烟这一习惯突然在朋友之间流行起来，已成为一种社交开场白了。
在各家各户，长沙发旁边总会有个烟灰缸，厨房里以及卧室的窗边也有。烟灰缸必须触手可及，房内也都是围绕着吸烟这件事布置的。在我朋友家里，有像酒瓶一样厚的玻璃烟灰缸，厚重的玻璃早已熏上了一层烟渍，这个烟灰缸很可能是晚上从酒吧里拿出来的（“酒吧不缺烟灰缸”）。有些烟灰缸还颇具产地特色——颜色鲜艳、凹陷的烟灰缸侧面有黑体粗体的“吉尼斯”（Guinness）字样，或是非常普通的绿色“竖琴”（Harp）字样。然而，这些烟灰缸并没有什么档次，既表现不出吸烟的高贵格调，也丝毫看不出母亲和她闺密们所渴望的《77号日落大道》的魅力。她们都想成为大人物，这是当时人们的诉求，或至少是她及其女伴们的诉求。
20世纪60年代，我母亲曾在阿尔斯特塑料厂工作过一段时间，所以我们家有漂亮的铬合金和透明的红色塑料做成的烟灰缸，你可以把烟头从盖子里塞进下面正在冒烟的缸体里。燃烧的烟灰看起来像一座火山，因为厚厚的红色硬塑料会发出火神一样的光芒，然后在你把烟头塞进去之后，铬合金盖子会弹回原来的位置，发出尖锐的声音，让香烟缺氧烧尽。它既像一个器皿，又像一个玩具。我会请求帮母亲掐灭香烟，因为烟灰缸上面的提示写着“小心烟灰缸盖切伤手指”，并且盼着自己长大了可以用这种方式熄灭香烟。
我们社区的妇女大多在家里吸烟，当然不会在大街上或公共汽车上吸烟（“这种现象其实非常普遍”）。然后，大家会把漂亮的烟灰缸拿出来，这样，姐妹们就有了谈资。阿尔斯特塑料厂制造的烟灰缸从来不缺话题，这是所有人吸烟小聚时最具仪式感的部分。比如，有人会说：“艾琳，麻烦把那些漂亮的烟灰缸递给我看看。我打赌它们一定很贵吧。”
我的朋友们在十一二岁刚上初中的时候就学会吸烟了，这成了一种成年仪式，就像跑去踢那些住在莱根街（Legann Street）的退休老人家的门一样（但只有找腿脚灵便的老人才算数），然后再跑回我们的街上。或者从和谐山（Harmony Hill）上九英尺[1]高的悬崖跳下，跳到米尔斯溪另一头湿漉漉的地面上，脚却没有弄湿，腿也没有摔断。他们会问：“你做过吗？”“你跳过和谐山吗？”“你吸过第一支烟了吗？”
我一直都不喜欢吸烟，但我还记得我在街上潮湿的小茅屋里第一次吸烟的滋味，我被茅屋里看守着新柏油路的守夜老人怂恿着吸了烟。我的朋友们——达克、杰基和金戈，挤成一团坐在煤油灯光下的木凳上，老人脏兮兮的烟头就在这些年轻人手里传递。“吸了它就不怕冷了，”他对大家说，“把烟直接吸进你的肺里就能让身子暖和起来。吸了保准你容光焕发。”湿漉漉的小烟头轮到了我手上，我试着吸了吸。结果，烟的味道以及烟屁股上湿漉漉的唾沫都让我厌恶。他们都在嘲笑我，满嘴黄牙的守夜老人怂恿着我。
我的朋友们还太小，没钱买烟，他们只能向大一点的男孩要烟头，或者从厨房桌子上偷拿父母打开的烟盒里的烟。那天晚上，大家看到了一个要被扔掉的小烟头。这些年轻人的手指掐着被尼古丁熏黄的烟蒂，无论是看起来还是尝起来，它都让人恶心至极。无论它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我都克服不了最本能的恶心感。
我母亲用过滤嘴吸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么吸能显得更淑女些，因为你不必把烟一直吸到最后，然后再小气得像男人一样捏着烟头，吸得双颊凹陷。她总是这样说：“我准备吸一口小烟。”“我准备喝一口小酒。”只要在前面加个“小”字，就不会显得那么有损健康。不过，我非常不喜欢烟的味道，即使星期六晚上屋里都是她来吸烟喝酒的朋友，我也会用手小幅度、高频地把烟扇走。我母亲会这样责备我：“我们的杰弗里又在这小题大做了。天哪！那又不会要你的命，只有那么一点烟而已。”不过，我一直坚信这些烟会让我咳嗽，也会让我的胸感到不舒服，但如果不和她吵起来，我就很难有机会表达我的不满。她总说：“这对你没有任何害处，否则它怎么没像其他有害的东西一样被禁呢？”
我在上小学时，午休时间会被送到小卖店去找艾格尼斯阿姨，她那时会从利戈尼尔亚麻加工厂出来休息。她在梳棉室工作，那里的亚麻被梳理好拿去准备纺纱，空气中飞扬着亚麻上的灰尘。我母亲会说：“要是你在那里上班，你就会抱怨，那里的灰尘才会让你犯咳嗽。”艾格尼斯阿姨是个大烟鬼。每天午餐时间，她点的菜都不会变；特伦斯姨夫则是吃半磅[2]烤牛排，他总是在节食。还有给家里斑点狗的大骨头，他们家的狗才应该节食，但它并没有。午饭后，阿姨就会去小卖店，在那儿买40支香烟（“如果你也在，就多买一包烟，剩下的零钱就归你了。”）。再往后几年，她收集了很多大使馆的香烟优惠券，但是这些优惠券都是为别人收集的，主要是为我。艾格尼斯阿姨会说她一天吸40支烟，但实际上可能吸了60支，甚至更多（晚上不知道又会从哪里冒出来第三包烟）。我母亲会说：“这种东西谁会专门去数呢？”我阿姨咳嗽声音非常大，还带有特别的咳痰的声音，她咳得直不起腰来，而且持续了很长时间。不过，这绝不能怪烟本身，而是要怪梳棉室和加工厂的工作环境。母亲说：“梳棉室里的姑娘都是那样咳嗽的好吧！灰尘会跑进肺里，很多人说吸烟可以清洁肺部，尤其是薄荷脑。很明显，它们对净化空气很有好处。”特伦斯姨夫几乎不吸烟，艾格尼斯阿姨不得不向他隐瞒自己的烟瘾。到了最后，她也不会对薄荷脑有什么担心了。
艾格尼斯阿姨是母亲的妹妹，而特伦斯姨夫是父亲最好的朋友。他们不只是我的姨父姨母，更像是我的第二父母。从地图上看，他们住在贝尔法斯特的利戈尼尔的顶部，我们住在底部。星期六晚上，我可以跑去他们家，并睡在他俩中间。她的咳嗽声会把我吵醒。这么多年过去了，我闭上眼睛就能想到她弯腰咳嗽的样子，甚至可以回想起她的咳嗽声。
阿姨的梳棉工作是厂里最脏的工作之一；而我母亲在加捻室工作——这是一份比较干净的工作。我姨夫总是说母亲很适合这种风格，从她的衣服和滤嘴香烟都能看得出来。她在加捻室工作，看起来就像个电影明星，我父亲总说：“她是利戈尼尔最好看的姑娘。”多年后的今天，我正坐着阅读一些英国议会文件，内容是关于贝尔法斯特亚麻加工厂工作条件对工人健康的影响。文件中提到了安特令医院外科医生圣乔治（St George）的专业观点：“研究发现，大量男性梳麻工和干粗活的工人以及女性梳棉工由于亚麻灰尘粒子进入肺部导致机体受到刺激而过敏，因此容易患肺结核、支气管炎和哮喘。”加工厂的房间又热又潮湿，使得许多人过早死去，而梳棉室又满是灰尘。1913年，爱尔兰社会党领袖詹姆斯·康诺利（James Connolly）为“贝尔法斯特的亚麻奴隶”写了一份强有力的宣言，谴责“贝尔法斯特所有劳动阶层的辛劳妇女的环境恶劣的生存状况”。1916年，他因参与复活节起义而被英国政府处决，那场处决非常有名。坊间有很多传说能帮助这些辛劳妇女的偏方，比如通过喝威士忌来清理血管并让呼吸更顺畅，但香烟对我来说是最不可能成为解毒剂的东西，尤其是在更现代的时代。
“你母亲很喜欢打扮，”我姨夫说，“她能穿得漂漂亮亮地去上班，而你阿姨就不能。她每天午饭都会准备相同的东西——香蕉、三明治和一根烟。”父亲去世后不久，我的阿姨和姨夫就搬到了巴斯，他们随后的生活就不太顺了。姨夫在皇家海军商店工作，不久就被调职了，因为他是罗马天主教徒，所以他觉得自己受到了歧视而得不到升职。上学时，每到漫长的假期，我就和他们一起过。我阿姨当时53岁，在巴斯那些闯入泵房的外国学生、法国学童和中产阶级家庭主妇中间，她看起来格格不入。姨夫工作的第一年，她就在巴斯闲逛，主要是逛伍尔沃斯（Woolworths）平价超市和利特沃斯（Littlewoods）商店。她不太喜欢乔治王时代[3]的别墅，而且，不管怎么说，大多数别墅都在山顶上。常年吸烟和大使馆发放的香烟优惠券使她有了烟瘾，让她连山都爬不动。吸了28年亚麻粉尘后，阿姨在姨夫工作的海军商店找到了一份工作。“她觉得这份工作好得不像话，”我姨夫说，“你想什么时候上厕所就什么时候上，想吸支烟就吸。如果你在加工厂里这么做，你的小命早就没了。”
他们只因为假期回过一次家，我想这对他们来说太痛苦了，因为他们非常想家。然而，剩下的假期不多了。阿姨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她一次只能走几步路，这种状况已经持续了两年。吸气的时候，她的胸部会发出非常响的口哨声。梳棉室的工作以及存了很久的大使馆香烟优惠券（还都是给别人的）都让她付出了代价。她在巴斯去世了，心脏骤停、呼吸衰竭，还有肺炎，死神在这一点上没有犯错误。在她临去世时发生了一件怪事：姨夫和阿姨越来越像了。他们的头发都变得灰白，姨夫上了年纪，变得佝偻、变矮，而且更瘦了，就算他吃再多烤牛排也没有用了。久病让阿姨变得更胖了，她的身体充满了积水，她的腹部也胀大了。她的腿和姨夫一样干瘦，但躯干壮硕。她去世的时候就像一只麻雀。
丧礼结束后，我们去了酒吧，姨夫告诉所有等待消息的人，他今天埋葬了他的妻子，尽管她刚刚才被火化。然而，吸烟到最后也从没被承认是造成阿姨英年早逝的祸根。即便是当时的我也对此感到奇怪。姨夫和阿姨因为吸烟吵了很多次架，但从来都没谈到健康方面，更多的是关于浪费钱和意志力差。“这哪里浪费钱了？”阿姨说，“难道我没用那些香烟优惠券吗？”有时，争吵的主题还会变成“谁能暂时戒烟，谁才是一家之主”，即转为关于人性弱点的争吵。然而，这中间总有一种强大而坚决的防御机制，即“这是我唯一的乐趣啊！”这种争吵重复了一次又一次。“他们说吸烟没你说得那么不好，如果现在要我戒烟，就真会要我的命！”多年后，这句话也成了我母亲的口头禅，最后她把烟都塞进裤袋，说：“世界上没什么事比戒烟更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