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暴力的多种表现

实际上，罗马帝国时期的世界，残忍程度远不止十字架酷刑。早在公元前37年的罗马共和国晚期，希律登上以色列国的王位，开始了罗马统治下的希律王朝。次年，因为嫉妒，希律王杀死妻兄，随即也因嫉妒处死妻子，他的两个儿子亚里斯多布勒斯四世和亚历山大，在成年后也被父亲处死。而在罗马帝国的宫廷内，杀害血亲更是常事。公元14年，罗马第一位皇帝屋大维逝世，继子提比略（Tiberius）接位。之后，提比略立儿子为太子，但担心屋大维的血亲后裔夺位，就把屋大维的女婿日耳曼尼库斯（Germanicus）毒死，将其妻和长子流放外地监禁致死，并把他的二儿子处死，才5岁的三子卡里古拉（Caligula）因为躲藏没被抓住而幸存下来。可是，提比略自己的儿子后来被卫队长毒死，他失去了接班人，而孙子又太小，于是把名义外甥卡里古拉招到身边，监视其成长。公元37年，卡里古拉杀死提比略，夺得罗马皇位，不久后毒死潜在威胁者提比略的孙子。公元41年，卡里古拉被亲叔叔联同皇帝卫队长杀害，皇位由亲叔叔克劳狄乌斯夺得。而12年后，克劳狄乌斯又被妻子卡尼古拉的妹妹毒死。

罗马帝国共有78位皇帝，其中有35位被谋杀（大多像卡里古拉和他叔叔那样死于血亲之手）、9位被处死、9位死于战场、3位自杀，死于非命的皇帝占72%。在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后，西罗马比较快就终结了，西罗马有过15位皇帝，只有3位正常死亡。而东罗马（即拜占庭帝国）一直到1453年才结束，有104位皇帝，其中41位死于非命（3位死于战场，其他被谋杀或处决），占39%，这说明东罗马后来在皇权传承、权力制衡等制度文明上有些进步，死于非命的皇帝比例有所下降，但朝廷暴力还是非常高，多半皇帝靠兵变、政变夺得皇位。而西罗马在公元476年崩溃，其领地在之后就演变成不同王国，艾斯内尔分析了600—1800年间45个王国、1515个国王的情况，死于非命的占22.4%，这表明皇权传承等制度文明化进程在当年的西罗马地区远高于东罗马。

罗马帝国时期的陌生感也表现在其他方面。古罗马居民分为公民和奴隶两等：公民享有各种自由和权利，而奴隶是主人的财产，没有自由，也没有法律上的人格权利，不需要法律程序也可被处死。据传说，罗马奴隶制始于罗马王国创始人罗慕路斯，他赋予父亲们卖子女为奴隶的权利，后来，战俘是奴隶的主要来源，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4世纪，罗马不断向外扩张，胜仗不断，带回外国战俘，给罗马公民提供大量奴隶。除非主人释放，否则奴隶不能获得自由。当时，罗马人享受的奴隶服务之一是角斗比赛——一项现代人难以理解、更难欣赏的现场残杀场景。罗马角斗赛至少可追溯至公元前264年，是皇帝和贵族向民众展示势力与财富、纪念胜战、庆典生日，或者在出现政治经济危机时振奋民心的手段。角斗比赛对观众的吸引力在于血腥娱乐，靠生死攸关的刺杀“魅力”振奋古罗马人。比赛开始，由斗士猎杀野生动物，尤其是从异国运来的动物，接着是血淋淋地处决囚犯、将宗教殉道者抛向狮子让其生吃，最后才是象征罗马荣誉与勇气的角斗士出场，进行“杀或被杀”的较量，败者通常被当众砍头，鲜血喷飞。特别是古罗马斗兽场（Colosseum）建成后（图1.1），角斗比赛更是抓住罗马人的魂魄，一场比赛甚至能吸引社会各阶层七八万人蜂拥而至，观赏人与兽的残酷搏斗，寻求血腥刺激。古罗马人对角斗士非常迷恋，他们的血甚至被认为是治疗阳痿的良药，而如果新娘能用败下的角斗士长矛梳一次头发，一定会婚后多子，等等。至于角斗士的惨死，因为他们是奴隶，所以被认为不该被同情。

图1.1　古罗马斗兽场

注：古罗马斗兽场始建于公元72年，到96年前完成，可容纳近八万观众。主要用于角斗比赛、人兽厮斗、公开行刑，是罗马皇帝通过当众血腥残暴取悦市民的场所。

古人的暴力非西方独有，东方中国也差不多。一个例子就是，秦始皇死前传位给长子扶苏，但宦官赵高联合丞相李斯伪造诏书，逼死扶苏，扶持秦始皇的小儿子胡亥继位称帝；胡亥为巩固皇位，先杀死掌控军队的蒙恬、蒙毅兄弟，后将18个兄弟和10个姐妹杀死；在陈胜、项羽等起义军逼近咸阳之际，赵高趁机篡位，派女婿咸阳令阎乐带人逼在位仅三年的胡亥自杀。另一例子更为离奇，五代时期后梁国太祖朱全忠，原名朱温，为黄巢起义军的将领，后投降唐朝；接着，他继续壮大势力，为自己当皇帝做铺垫；公元904年，他杀死唐昭宗，13岁的太子李柷即位，史称唐哀帝；李柷是朱温控制下的傀儡，朱温则大肆杀害唐宗室，包括害死李柷的母亲；公元907年，朱温迫使唐哀帝下诏“禅位”于他；称帝后，他将唐哀帝废为济阴王，并于次年派人将其杀死，结束了唐朝的统治；之后，朱温在一次战争中受伤，准备立二子为太子，但第三子朱友珪闻讯后率亲兵将朱温杀害；公元912年朱友珪称帝，封弟弟（朱温第四子）朱友瑱为开封尹、东都留守；次年，朱友瑱杀死朱友珪，夺皇位，是为梁末帝。由此对比，古代中国的宫廷暴力与罗马帝国无异，为了称帝六亲不认。

引言介绍了笔者与林展关于历代中国皇帝死于非命的样本研究，自秦始皇至清宣统的729个皇帝中，确定死于非命的占36.8%，如果加上疑似命案，则比例为38%；死于非命的皇帝中，37.3%是大臣和近侍所杀，29.1%为宗亲和外戚所杀。按朝代时期算（图1.2），秦汉时期，死于非命的皇帝占29.6%，远低于同期罗马皇帝的遭遇；即使在最混乱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该比例为52.4%，还是低于罗马皇帝的72%，但稍逊于拜占庭皇帝的命运。不过，中国皇帝的遭遇比公元600—1800年间西欧国王的情况差很多。图1.2显示，南北朝以后，皇帝死于非命的比例在逐步下降，尽管速度较慢，但文明化方向是明显的。

图1.2　秦始皇以来皇帝死于非命的概率变迁

在令现代人感到陌生的古代，“人食人”是另一种时有发生的暴力。食人行为是否消失是衡量文明化进程的终极指标之一，也是人伦底线。食人行为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习俗性食人”（customary cannibalism），即食人肉是庆典或祭祀仪式的一部分，在新几内亚等一些部落就有这种习俗；另一类是“饥荒食人”（famine cannibalism），即因为饥荒饿得活不下去而食人的行为，这又细分为“活者食人”（survivor cannibalism，活人食死者）和“谋杀食人”（murder cannibalism，追杀他人以食其肉）。这些描述可能令现代人无法忍受，十分恶心，所以这里免掉更多细节，但我们还是要面对这种历史，以对比今与昔的文明化区别。根据圣经《旧约》的故事，食人行为在远古以色列似乎就存在：

以色列王在城上经过，有一个妇人向他呼叫说，我主，我王阿。求你帮助。王说，耶和华不帮助你，我从何处帮助你。是从禾场，是从酒榨呢？王问妇人说，你有什么苦处。她回答说，这妇人对我说，将你的儿子取来，我们今日可以吃，明日可以吃我的儿子。我们就煮了我的儿子吃了。次日我对她说，要将你的儿子取来，我们可以吃。她却将她的儿子藏起来了。（《旧约·列王纪下》6:26—29）

科马克·欧格拉达（Cormac Ó Gráda）列举了大量从远古到现代的欧洲、亚洲、非洲、美洲的食人案例，有的因为战争、饥荒，有的因为敌军围困而走投无路，有的因为神话迷信，其中讲到几起19世纪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海员食人故事：船沉大海，海员困于孤岛，饥饿之极，只能在“全死”和“一些船员被吃”之间选一。书里有这么一段：

平时，上等人吃熟肉时，乱糟糟的窝棚和厨房离餐厅太远，他是看不到的。但在这饥荒之年，人相食。从乡下来的信说，如果一具尸体躺在那里没有被埋，饥饿之人就会围着它，拿着刀子冲上去，把肉割下当食物吃。死者因为无食而死，活者现在通过吃死人以延长生命。难道你宁可让他们死吗？饥荒迫使之下，人有什么做不出？

在中国，关于商朝人祭人殉的考古证据普遍被接受，比如，胡厚宣先生综合考古证据估算，殷商时代留下的人祭人殉尸首骨头有3684具，连同一些散落无法复原的骨骸，总共有4000具，涉及人祭和食人的甲骨文卜辞也不少。商人这样做的原因可能很多，其中一点跟古罗马人看待“奴隶”的角度类似，就是不把异族人当人看，所以觉得杀其命、食其肉不构成伦理意义上的暴力。至于食人风俗，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延续到近代。由于各朝都经历过天灾和战争引发的饥荒，因此历朝正史几乎都有饥荒食人的记载。周时期，《墨子》记载“楚之南有啖人之国者桥，其国之长子生，则鲜而食之，谓之宜弟”；《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谨。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资治通鉴》记载，汉献帝时期公元194年，“六月，蝗虫起，百姓大饥，是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臭秽满路”。中间其他朝代的记录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相关著作。即使到了19世纪的晚清，《曾国藩日记》同治三年四月廿二日记载：“皖南到处食人，人肉始买三十文一斤，近闻增至百二十文一斤，句容、二溧八十文一斤”；“洪杨之乱，江苏人肉卖九十文一斤，涨到一百三十文钱一斤。”

在朝代时期，非灾荒的食人行为部分是攻城战所致，由于攻方士兵围城断供，城内饥甚，守军就掠民当食粮。据《新唐书·食货》记载，唐“昭宗在凤翔，为梁兵所围，城中人相食，父食其子，而天子食粥，六宫及宗室多饿死”。另外，从唐代《本草拾遗》到明代《本草纲目》，一些中医药方将人体部位作为食用药材，特别是与孝道文化结合之下，演变成子女是长辈的治疾良药，且把子女是否为父母割股割肉等当作是否孝敬父母的试金石。割股行为最早出现于先秦，《庄子·盗跖篇》记介子推割股以止晋文公之饥：“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正史最早记述“割股疗亲”的是后晋刘煦（888—947年）等撰写的《旧唐书》，其《隐逸传·王友贞》篇记怀州王友贞，“母病笃，医言‘唯啖人肉乃差’，友贞独念无可求治，乃割股肉以饴亲，母病寻差”。武则天闻此，“令就其家验问，特加旌表”。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北宋二十四孝砖雕，一砖讲“割股奉母”（图1.3）：“唐开元年间，河阳人王武子在外，十年不归，好在其妇至孝。母亲大病，非食人肉不愈，于是，王武子妻割股为羹，母病得治。”本来，不管哪个种族，都会推演出禁止吃人的伦理文化，使人见人肉即心生厌恶，借以保护同类，因为一旦允许甚至激励人吃人，人与人间更多不是想到合作，而是提防对方将自己当作食材。

图1.3　王武子妻“割股疗亲”（北宋二十四孝砖雕）

注：右边，王武子妻坐屋外的地上，用刀割股；左边，其婆婆坐在屋内床上，儿媳捧钵奉人肉羹。

在笔者与林展、张晓鸣的研究中，我们从地方志、《明实录》、《清实录》中查找1368—1911年间所有食人记录，最后统计出全国267府1810次食人事件，其中，明朝每年平均发生4.7次，清朝每年平均发生1.6次。图1.4给出各年食人事件数，其中，从15世纪后期到17世纪中期，食人事件高发，1640年全国有242起，1641年有139起，下文我们会看到那是所谓的“小冰期”，其间气温低于往常、旱灾不断；1877年再出现小高峰，有66起食人事件，1878年有32起。但总的趋势是，自17世纪中期以来，食人事件发生率越来越低，跟人类其他种类暴力的下降趋势一致。

图1.4　初至清末历年食人事件次数

注：图中数据以地方志记录为主，也包括了《明实录》和《清实录》中提到的食人事件。